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顾城“用斧砍妻后自杀”曾引轰动 “童话诗人”四封遗书却被忽略

2018-12-14 16:29 编辑:TF021 来源:北京晚报

按照当时铺天盖地媒体报道上的多数表述,1993年10月8日,在新西兰一个叫激流岛的小岛上,诗人顾城“用斧头砍死妻子谢烨后自杀”。短短几个字,简洁锋利,触目惊心,成为迄今许多人对这位“童话诗人”最后的记忆定格,连同他最著名的、有隐喻意义的两句诗:黑夜给了我黑色的眼睛,我却用它寻找光明。

作者:张玉瑶


罗生门式的众说纷纭,让顾城成为中国当代最费解的诗人之一

倘若顾城不是一位诗人,他的死亡顶多会像所有恶性事件一样,被议论一番后结案,二十多年后大约早已被时间淹没。但幸运或不幸的,顾城偏偏是个诗人。在论及他这个人时,这件事注定会被反复提起,无法从他自身抽离。死亡的气息进而蔓延到诗歌的花朵上,让人们在读那些至纯至美的诗歌时,难免怀疑这位所谓的“童话诗人”是否自身矛盾,或者他对光明的寻找是否真诚。

种种谜团,罗生门式的众说纷纭,让顾城成为中国当代最费解的诗人之一。杀人犯、凶手、疯子、神经病、“渣男”,这些说辞成为与“诗人”相伴随的标签,也成为解析顾城其人其诗的阐释母题所在。

但对于《顾城海外遗集》的主编荣挺进来说,这也是最令他深感遗憾的地方。因为当年机缘巧合兼职编一部有关顾城的书,荣挺进直接接触到各种资料和人事,也第一次直面了顾城之死的诸多说法,在逐渐接近真相的过程中,他发现事情或许不是人们以为的那样。在他看来,顾城谢烨之死当然是个悲剧,但更可能是一场意外,所谓“用斧子砍死谢烨后自杀”的说法是一种更符合媒体传播效应和都市传说心理的误传。为此,他曾在网上和一批人打过笔仗,一度犯了“众怒”。

“一个人的行为导致了一个惨痛的、他自己也没想到担不起的结局,是悲剧,但当我们死咬着惨痛的结尾,把他一切光辉明亮都摘得干干净净,这不客观,也不真实。”和许多诗论者一样,荣挺进绝对认可顾城是个天才,这种天才是单纯不含杂质的,也不是“童话诗人”所能完全涵括的。少为人知的是,顾城还称得上是个“哲学家”,对老庄、禅宗有深刻的领受,自我启悟了所谓“自然哲学”。这些都是属于顾城的“光辉明亮”,不可从悲剧身上剥夺,但也不可和悲剧本身混为一谈。“谈论他之前,先了解他。”

《顾城海外遗集》花费了十余年时间整理,近年来陆续出版,收录顾城自1987年出国到1993年去世这六年间创作的大量作品,包括小说、诗歌、散文、哲思、访谈与对话、演讲答问等六大主题,目前已陆续出版。其中许多内容此前未曾公开发表过,对我们了解顾城在海外的生活面貌、他和谢烨李英等人相处的真实状况及他后期的创作等或有助益。时至如今,谁也无法原原本本还原那一天到底发生了什么,但依据他们所留下的文字、书信和录音材料(顾城谢烨当时有用录音记录日常对话的习惯),或许可以一点点理解他们是如何走到这一天的,也厘清此前惯性认知中的漏洞。“像顾城这样的诗人,诗是很难说谎的。出这套书,就是想让人们先好好读一读他。不读没有关系,但不读,就不要随便评价。”

专访:顾城的诗歌、哲学与故乡

他只为给你一个答案

书乡:您对顾城诗歌的印象怎么样?

荣挺进(《顾城海外遗集》主编):我因为要编顾城的书,接触到了很多和顾城有关资料,把能找到的有关他的东西都找来看,这时我对顾城诗歌的认识才开始真正有感想。这是一个天才诗人,不仅仅是一个童话诗人,他后期对诗歌艺术的探索还在不断进行,而且开拓各种新境界新技法。他是一个未完成的诗人。

《顾城海外遗集》

书乡:我们一般把顾城称作“童话诗人”,现在还有些批评说他的诗歌“清浅滑利”,太“甜”。但其实这只是他的一面,他后期的创作还不太为人所了解,据您所知,有哪些新探索?

荣挺进:如果把他认为是“童话诗人”也可以,但就要把童话的内涵予以扩大。我们一般说童话都觉得是单纯的,黑白分明的,如果这样来理解顾城的童话是不对的,童话也可以是成年人的童话,就像武侠小说。童话更意味着一种眼光,就是从人的本性、禀性或者顾城说的灵性的角度来看这个世界,没有掺杂太多的功利心。这一点顾城一直做得很好,他有他的底线,说“在诗面前我要听从诗”。他一直保持这样一份纯净的诗的眼光来看世界。

顾城有他非常甜的诗,很单纯,但他不只有这一面,用他最广为人知的几篇代表作给他贴标签,就会贴到大象的脚趾上。他后期的诗有些写他在岛上的劳作,干各种活,但你看他的诗,和我们一般人劳动的真实感觉又不一样,这就是他的诗心在起作用。他还有些探索性的诗,比如组诗《水银》、《城》、《鬼进城》等,都是他后期的代表作,很多人说读不懂。这和他的技法有关系,也跟他记录自己的真实体验有关系。顾城后期把他的记忆、梦境拼接组合,全部掺杂在一起来写诗,很单纯把他所梦见、所看见、所想起的事情写下来,也可以认为他是童话的。他“放纵语言”,让语言自己说话。

书乡:他的《城》很有意思,一共52首,每首写北京城的一个地标。这是他到海外以后写的,虽然六年间只回了一次北京,却一直在写关于北京的诗。

荣挺进:他说过,我叫顾城,我就是城,北京城。他写这组诗肯定有他思乡的一面,从1988年开始写,写到1992年,但编成的次序不完全按写作时间顺序,他有他的考虑。放在第一首的是《中华门》,是北京的标志,从大的层面渐渐落到个人层面,最后一首是《油漆座》,写了“她”的笑和痣,有人猜测“她”就是李英,顾城曾写过李英的痣。那是李英当年的家所在。

顾城1987年出国,有人说是政治避难或流亡,其实不是,他是获得了正式的工作签证,在新西兰岛上有房子,有产权,可以说比较稳定。我研究过《城》,看了他相关的谈话,顾城说我在这个岛上,做梦都想到北京,但做梦回去,不是记忆中的北京,梦见自己在十字街头不知道该往哪儿走,像地狱一般,但在岛上醒来,“我在天堂”。从他用的这些词来讲,很难判断他去国的情感。但他又说,我在“天堂”里感觉不真实,回到北京(做梦回去),就觉得最真实,把你的判断又搞混了。所以顾城很特别,我们用一些惯常的说法去概括他,都不好用。

书乡:顾城说话似乎的确会根据不同的人有所不同,就好像他说他的帽子。

荣挺进:关于帽子他有很多表述版本,别人总是好奇为什么要戴这样一顶帽子,他有时答说是他的烟囱,他不高兴了就从这里出气;有时说是他的裤腿,倒过来走路的;还说过是他的城堡,他不安全时就躲在里面;又说过是接收福音的天线。是不同,但你又不能说他在说假话,你要看他这么多说法背后的意思是什么。他说,其实只是为了给人家一个答案,“我乐意给你一个答案,让你高兴”。这有他率真的一面,也是他的一种哲学。就像禅宗里面得道的老和尚,同样一个人去问他一个问题,他有各种各样的答案,就是为了开启你的智慧。这和顾城的哲学认知是一致的,生命是变动不拘的。

书乡:说到哲学,顾城好像受老庄的影响很深,他还对哲学有比较专门系统的思考。

荣挺进:的确很有影响,这是我们过去读顾城的诗忽视了的。从我个人的观察来讲,他可以算作“新国学”的一派,继承道家、禅宗这一支中国历史文化上和儒家相对的哲学,也就是作为个人修身养性、生命体验的,而不是积极入世、兼济天下的这一脉。从他的讲话里可以看出,老庄的著作、禅宗的语录他都很熟,信口就能说几句,这对他后来的“自然哲学”有影响。我觉得是可以称之为哲学家的。他的《自然哲学纲要》1993年7月10日在德国法兰克福神学院宣读,与当时欧洲一流的神学家哲学家对话,他们都很感兴趣,觉得对自己有启发。顾城的哲学的价值还会被发掘。

顾城把禅宗和道家那种观照世界的方式——观照是他一个关键词——拿来看现代社会,思考人应该怎样去安身立命,而且落到了他自己的现实实践当中,浑然一体。他写劳动,写很多花花鸟鸟,难得的是,他把这些内化为他的生命体验以后,一言一行便是那样,不与生活分开。他不分裂。

书乡:顾城对现代诗有什么样的贡献?

荣挺进:诗的价值应该是更新,把我们习见的语言打磨得锃亮。顾城诗的价值,一个是让诗回到了人的感受上,不再是政治大概念、仇恨与热爱,把语言从高分贝大喇叭降低到了悄悄对另一个人说话,而且说的是真心话。这可能是朦胧诗派的人都在做的事,只不过每个人声音不一样,像北岛的《回答》就大声一点,好像站在大广场上喊“我不相信”,顾城的声音小一点,轻声细语一点,“黑夜给我黑色的眼睛”。他不像北岛要诉说历史,他不找大命题,就把他眼睛所见、手能摸到、脚能踩到、日常生活中能做到的事,日常生活中的场景物件、景观,静静去看着,去体会,去写下来。他更生活化,没有高瞻远瞩,没有横空出世,没有思接千载,土地上,城里,树林下,看到什么写什么。他写花鸟,好像跟现实一点关系也没有,但就像邓丽君的歌曲一样,直接诉诸人们的情感。

顾城的诗歌到后来还有很重要的一点,就是他自觉推敲和琢磨着现代汉语自身的表现力,没有借助于外物,他说要让语言自己说话。他自己说他1985年左右年精神上出现了一次危机,我相信那是他自己被众声喧哗包围的时候,他愿意主动退出来,不表达大家都要表达的东西。没想到他的新诗诞生了,这是他很重要的一个探索。他后期那些诗,我们觉得看不懂,是因为我们没有抛开我们要去理解、要去认识、要去琢磨的执念,就进入不了他的世界。

能激发每个人的诗心和诗意,这就是最了不起的。顾城死得很早,但他的影响越来越大。我们今天为什么有很多人喜欢顾城的诗,因为是以最不声不息的方式打动人,没有高声喧哗。就像一个孩子自己专心玩玩具,一边玩一边编自己的故事,成人没有去惊扰他,只是蹲下来听他说,这个时候一定是非常感动的,也会浑然忘记世界加给你的一切侵扰浮躁,像个孩子一样沉浸在自己的灵性当中。顾城的诗为什么打动人?说他是童话诗人,我赞同的一点是,他把他的本真灵性暴露出来了,这是每个人都能在里面去体会到的。

别恋:故事的开头与结尾

在顾城姐姐顾乡的《我面对的顾城最后十四天》一书中,这两周时间里,顾城、谢烨、顾乡之间充满了对话的细节,也可以从中看到这时顾谢相处的一些特点。漫长冗杂的对话涉及李英的离去、《英儿》一书的写作、两人离婚和财产分割的计划、儿子木耳抚养权的争执、大鱼的到来等等。顾城和谢烨两人说话都比较直率,有时在某一话题上,一人说了另一人不爱听的话,另一人的动作往往是起身离开,并不太有语言上的直接冲撞,过后似乎依然能言谈如初,但空气中始终充满了冷凝的淡漠。一道深深的裂痕已横亘在两人之间,无法修复。

顾城和谢烨1979年相识于一列火车上,故事有一个罗曼蒂克的开头。顾城在情书里写,谢烨“眼睛又大又美、深深的像是幻梦的鱼群/鼻线和嘴角都有一种金属的光辉”。下车前,顾城给谢烨留了他在北京的住址。后来谢烨按地址找到了他,两人开始书信往还。1983年,谢烨辞掉上海的工作,到北京来与顾城结婚。那时顾城是声名正盛的朦胧派诗人,朋友们说,两个人简直形影不离,顾城开各种会议都带上妻子。

罗曼蒂克在1986年遭遇另一条轨道。在一次昌平诗会上,当老派诗人抨击顾城时,一个叫做李英的女孩子站起来维护他。李英、谢烨还有文昕当时正好住一个宿舍,据文昕回忆,谢烨整晚都在甜蜜地回忆和顾城的恋情。三个女孩和顾城,很快成为了好友。

1987年,德国汉学家顾彬邀请顾城和其他一些中国诗人参加明斯特诗歌节,因当时顾城是自由职业者,没有固定单位,中间传达出了一些差错,因此当顾城谢烨最终出国时非常匆忙。行前前一晚,李英按捺不住内心的感情,来和顾城表白。令人有些匪夷所思的是,谢烨也在一旁,却平静地翻看着杂志,任由李英诉说她对顾城的爱恋。顾城对李英说了一句听起来对谢烨伤害很大的话:“你和我天生是一模一样的,咱们太像了。”

不知谢烨内心真实作何感想,不过她自称受儒家传统文化影响很深,王安忆回忆说她长得端正大方,像“地母的人间相”。顾城则说,谢烨就是薛宝钗。

顾谢二人出国之后,没有随团回来,用今天的话说,性质类似擅自脱团滞留。何去何从之际,两人在香港开一个会时,机缘巧合之下,遇到新西兰奥克兰大学的闵福德教授,介绍他们去奥克兰大学任职。不过,到新西兰一年多后,顾城就离开了奥克兰,买了激流岛上的房子和地,开始种地养鸡的岁月,他的一个梦想,就是靠自己的双手养活自己。谢烨也生下了儿子木耳。

在这期间,李英一直保持和他们的联系。1990年,两人把李英也接到了岛上,机票等事宜还是由谢烨办理的。自此,开始了一段让外人觉得难以理解的“三人行”生活。这一段生活留在顾城的小说《英儿》里,顾城很诚实地剖白了自己对于女性的心理意识及和“英儿”之间的性描写,难以想象的是,小说还是他一边口述谢烨一边打字的。顾城本决计写完小说后要像主人公一样自杀,但未能自杀。在顾乡的记述里,这似乎让谢烨感到不满。

1992年,顾城受邀去柏林交流,与谢烨同行,把李英留在岛上。没想到,李英和一个白人老头偷偷结婚了(后来又离婚,嫁给诗人刘湛秋),而谢烨也在这期间和一个叫大鱼的华人男性相好。或许出于对顾城长久以来的失望与忍耐,她决定和顾城离婚。顾城的“女儿国”遭遇了双重重创,再回到激流岛时,他和谢烨之间的关系变得紧张起来,在漫长的折磨与龃龉中,终于导致了1993年10月8日下午的那一幕。而今这段情感纠葛中的人已经全部过世,但这段故事,却像一朵凄美的花,注定被反复浇灌。

罗生门下的“斧子”

1994年,顾谢死后次年,国内出了一本书叫做《顾城弃城》——名字里透出诗人丢盔卸甲的孤绝姿态——收集汇总了此前关于案件的各类汉语媒体报道。多数报道给予的信息都是,顾城拿斧子砍死谢烨后自杀。一家擅长深度调查的媒体在立了这个“杀妻”结论后,还非常周详地采访了顾城身边的人,试图证明顾城的“不正常”和“疯狂”其来有自。

但“斧子”的说法非常蹊跷,和顾城姐姐顾乡在长文《我面对的顾城最后十四天》中的说法有矛盾。顾乡后来也被顾城接去激流岛生活,和顾城家有十多分钟车程,惨案就发生在她家附近,从时间和空间上顾乡都是离现场最近的人。顾乡的描述是,10月8日下午三四点钟,顾城突然进门对她说,“我把谢烨给打啦”,接着在顾乡奔波恍惚间,顾城用当作晾衣绳的铜芯塑皮绳自缢而死。顾乡去查看谢烨时,谢烨还能呼气,额头上有伤口。顾乡看到现场有一把斧子,一开始也以为顾城是用这把斧子把谢烨击倒的,但“定睛看,斧子竟是干干净净,再看,的确干干净净”。在后来的调查中,警方也排除了斧子和事件有关系。现在看来,斧子更像是偶然出现在现场的无关物件。

顾城与谢烨于成都 肖全摄

斧子之所以进入事件作为“凶器”,很大程度上和后来的报道有关。荣挺进把这些报道按时间顺序排了一些,发现一个关键的细节。最早的汉语报道来自一家香港媒体,转引的是法新社的消息,那位记者采访了经办这个案件的一位警察。警察说,我们相信有一件凶器,一把斧子有行凶的嫌疑。但这属于前期勘查阶段的采访,严格来讲还是猜测,但在进入汉语媒体后,猜测的语气就被抹除掉了,直接被裁剪为“顾城用斧子砍死谢烨然后自杀”的结论,有的还描绘得有声有色,譬如顾城是怎么拿着斧子等待在停车场,等谢烨一下车就从背后对她进行劈杀,甚至砍破了脑壳等。

另一个关键的信息在于,顾城死于谢烨之前,而非之后,并非人们一般以为的“杀妻后自杀”的顺序。顾城自缢后,顾乡看到谢烨躺在草地上,立刻叫救护车、报警等,但救护车从奥克兰到激流岛再回到奥克兰需要时间,数小时后谢烨因救治不及时死于奥克兰的医院。法庭的结论是,“因家庭内部纠纷,一个人让谢烨头部受伤”。2013年,在顾城去世20周年之际,凤凰网拍摄了一部纪录片《流亡的故城》,赴新西兰调取了顾城案件的英文档案原件,在“凶器”和死亡时间等问题上与顾乡的讲述是一致的。

作为最重要证物之一的,是顾城死前潦草留下的四封遗书,但当时在现场被警方收走,直到次年才公开,然而这时媒体和大众的狂潮已经过去了,没有成为第一时间的材料。不过,从这四封遗书里,还是可以看出些端倪,一些人在推敲之后认为,顾城在写遗书时只想到自己的死,谢烨还是活在世上的,包括10月8日当天也还商量说要约律师商量离婚事宜。根据顾乡回忆,那一天,顾城和谢烨本来说是要去看儿子木耳和搬东西的,但谢烨起意要去为次日将抵达岛上的大鱼(与谢烨相好的留德中国博士)找房子。接下来的事情便扑朔迷离,谁也不知道顾谢见面时究竟说了什么,发生了什么,竟酿就了悲剧。

站在今天的立场上,无论如何,不管是起于何种原因,用了什么手段,轻重程度如何,是顾城的暴力行为直接或间接导致谢烨的死亡,这一点是没有疑问的。但进一步去深究个中细节,却影响到我们对顾城的客观理解——他是否构成“杀人犯”、“谋杀者”的罪名?

荣挺进则认为,顾城谢烨之死更像是一场意外,出乎所有人包括顾城自己的预料。顾城本人绝非如媒体报道中的那样一个人,事实上,按照多个亲友描述,他此前极度反对暴力,甚至不敢杀鸡。荣挺进也详细问过熟悉顾城的人,他平常生气愤怒时的表现是怎样的,并不那样极端。“这是我一定要据理力争的。就像邻人疑斧的故事,人们一定认为顾城手里有把斧子,是因为人们心里有把斧子,不把斧子塞到顾城手上,这事就摆不平。”

但影响是有的。死亡,到底犹如一道黑影,飘拂于“顾城”这个名字之上,视而不见是不可能的,只是问题在于如何去理解。荣挺进见过各式各样的困惑,譬如有高校教当代文学的老师说,每当讲到朦胧诗,讲顾城时,都不知道怎么去讲,他能写那样纯净那样美的诗,最后的结局却是那样残忍,如何去统一这种纯净与残忍?或者又有人说,要把顾城的诗和人分开来看,不管人怎么样,诗还是好的——言下之意,心里还是有疙瘩。

荣挺进觉得,困惑是源于人们先在地将残忍、凶狠、暴虐等词语加诸事件之上,如果将其视作一场意外,顾城的前前后后其实并没有那么矛盾,也不用将其人其诗“一分为二”,看似客观,实则充满偏见。“需要你把斧子从事件中拿走,把杀人犯的判断放下,了解他、认识他、看清他。只要读他的诗,他的哲学,就会知道他是一个什么样的人。顾城的事件也关乎人心,有一点对人心的启发:人在说话时一定要反躬自省,自问一下,我能不能去这样说一个人,能不能站在道德高地上认为别人怎么样。”

 

来源:北京晚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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