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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朝士人喜欢旅游还爱吃“网红”食品?文人仇商却离不开那些商人

2019-01-18 10:02 编辑:TF019 来源:北京晚报

明清科举之盛,人们多少有所耳闻。俗话说“万般皆下品,惟有读书高”,古代中国以识字来区分不同的阶层,而明清完善的科举制度则为读书人提供了上升渠道。在“士、农、工、商”的社会格局中,“士”(即文化人、读书人、士绅阶层)一直处于顶端,是古代中国社会中当仁不让的精英,而相应地,“商”在很长一段时间内都处于社会底层,与“士”相比起来可谓是地位悬殊。孔子有言,“君子喻于义,小人喻于利”,文人不言利,自然也就有意远离那些逐利的商人。

赵慕宇


不过,其实早在明朝,“文化”也已经成为了一种商品,拉近了文人与商人之间的距离。加拿大汉学家卜正民在《纵乐的困惑:明代的商业与文化》一书中,以独特视角切入明代社会,用生动的笔触串联起历史碎片,带领读者“亲历”明朝生活的细节——在书中,波斯和朝鲜使团勾连着时代交通的脉络;徽州与外国商人努力在各自贸易领域拼搏;旅行家徐霞客,利用他特殊的身份进行精彩而危险的壮游……从普通砖匠到朝廷大员,我们饶有趣味地“欣赏”着明朝人的生活,乃至窥见现代人种种行为的历史源头。

然而,卜氏之企图,绝不限于讲好故事,作为严肃的历史学家,他企图借由不同人物之命运,解释明朝商业发展的特殊历程,讨论“文人”和“商人”两种身份的交错、扭结与融合,同时思考这些改变究竟给明朝带来了什么?跟随他的脚步,我们可以看到,明朝人也有着追逐潮流“买买买”的消费倾向,而“士”与“商”的起落与交错,更是意味深长。

比方说,随着财富不断聚集,商人的社会影响力自然水涨船高。至明中叶,很多地方政府愈加依赖商人财富,比如本书例举的芜湖官员徐节,利用商人捐赠兴建学宫,完成个人政绩。可是,卜正民同时指出,在由文人(多半是科举失意者)编纂的地方志中,又充满了仇商倾向,贬低并淡化商人的社会贡献。

文人们也早已卷入到明代蓬勃发展的商业浪潮中。商业流通把更多商品带进文人圈子,导致文人爱好之物日趋精细昂贵,也催生了“收藏”的观念。有地位的文人们开始热衷消费,热捧商品价值,来显示自己的身份。比如,文人一定要选择从外地来的昂贵水果,吃的柑橘和荔枝必须属于某个产地、某个品种,颇似如今时髦的“网红”进口牛油果;再如流行一时的《格古要论》,强调文玩物品的稀有,创造出了属于文人阶层的“奢侈品”。

在此氛围中,本处在社会结构底端的商人,终于找到攀升的门径:他们可以通过购买和学习“文化”来跻身士绅行列。在商业逻辑的帮助下,商人可以实现原来不可能的身份转换:他们重金购买文玩以及象征地位的昂贵服饰,在打扮成学者模样的同时,还自费出版个人著作,如商人余象斗就有一本谶纬著作《万用正宗》。明中叶以后,商人与之前最大差异是,他们愿意展示自己的财富靠经商而来。商业消费的巨大能量,最终战胜了传统的身份地位。

商人与文人对文化的金钱投入,大大促进了明代文化消费的发展。卜正民还注意到,明代士人喜欢旅游,袁宏道便提出过私人旅行之“癖”,是塑造士绅品格的重要内容,而明朝后期乘驿制度的废弛,也催生出了商业意义上的私人旅游业。此外,高级艺伎作为文化消费的变种,也是这段时期文化商业融合所产生的特殊现象。

最终,明代的士绅与商人,二者在身份上发生了永久的转换与融合。商业没有使士绅阶层解体,但开放了原本不对等的关系,文人开始把商业及消费当作正常的价值观,他们甚至利用财富开辟新的社会地位和权力渠道,同时探索出一套说服自己的新法则。

文人的形态在明朝商业发展中被彻底改变,对物欲的追求也在过度消费中体现得淋漓尽致。卜正民用略带哀婉的笔调,提醒我们:即便对当代读者,消费这种“纵乐”依然是“困惑”的。一边是难以控制的消费欲,一边是大呼“剁手”的开解。时代和商业都在发展,可人性触发的现象将永续永存。

( 原标题:明朝的“士”与“商”是如何融合的?)

来源:北京晚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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