共产国际代表马林

编辑同志：

您好！最近我在学习《中国共产党简史》时发现，参加一大的人员中，除了中国各地及旅日的代表外，还有共产国际代表马林和尼克尔斯基。由于会场受到暗探注意和法租界巡捕搜查，最后一天的会议转移到浙江嘉兴南湖的游船上举行。共产国际代表马林为什么来参加党的一大，对党的成立有何作用和贡献？为什么会场会被巡捕搜查？希望专家给予解答。谢谢！

朝阳区读者 悦琪

本刊特约请安徽省委统战部副巡视员李传玺作答

中共一大召开期间，有两名外国人代表共产国际与会：马林和尼克尔斯基。马林，原名亨德立克斯·斯内夫利特（1883-1942），出生于荷兰鹿特丹一个贫苦工人家庭，1902年加入荷兰社会民主党，后成为荷兰共产党员，对于殖民地半殖民地人民怀有深厚的同情心，在荷属殖民地印度尼西亚，积极参加了反对宗主国的斗争和印尼共产党的成立，1920年到苏俄，出席了共产国际第二次代表大会，1921年至1923年是共产国际驻中国代表，负责远东各国工作。

马林对中国共产党的成立作出了很大贡献

马林1921年来中国的目的，就是根据列宁和共产国际的指示指导中国共产党成立的。马林对中国共产党的成立与发展壮大作出了很大贡献。

首先，推动中国共产党一大的召开。马林于1921年6月3日到达上海。很快与同时到达上海、由共产国际远东书记处派出、接替维经斯基担任与中国共产党组织联系工作的尼克尔斯基会面，随后两人一起与主持上海党组织工作的李达、李汉俊会面。通过几次约谈，在了解中国共产党各地组织建立情况后，积极建议及早召开中国共产党全国代表大会，成立中国共产党。李达后来回忆说，“6月初旬，马林（荷兰人）和尼可洛夫（俄国人）由第三国际派来，和我们接谈了以后，他们建议我们应当及早召开全国代表大会，宣告党的成立。”

其次，提供经费支持与保障。商谈后，李达立即致信在广州的陈独秀、在北京的李大钊，汇报马林二人的建议，得到同意。李达便着手通知北京、长沙、武汉、济南、广州以及旅法、旅日等地共产党组织，请他们派两名代表前来参加会议。由于这些地方距离上海路途遥远，需要一定的经费。而此时上海组织还不具备这方面条件。马林来时，从共产国际带来了一笔经费。于是给每位代表汇寄了100元作为路费，以帮助各位代表能够顺利前来参会。

再次，建议成立一个委员会起草中国共产党党纲和工作计划。大会召开时，马林首先代表共产国际致词。据说他一直说了三四个小时，一直讲到近半夜。在讲话中，他还谈到在莫斯科同列宁的会见，并说列宁非常期望中国建立共产党，期望世界的东方建立起社会主义制度。根据马林的建议，第二次会议上，选出了由张国焘、李达、李汉俊、董必武和刘仁静等人组成的委员会，负责起草党的纲领和工作计划。他们利用两天的时间进行起草。这就是我们今天看到的《中国共产党第一个纲领》《中国共产党第一个决议》。

最后，他的警觉使大会最终得以圆满完成各项任务。29日晚上的会议刚开始，巡捕程子卿以找人为借口闯了进来。地下斗争经验丰富的马林警觉地判断这是“包打听”，果断地停止了会议，让代表们迅速离开，并建议会议换个地方再行结束。就在大家刚走不久，法租界巡捕房就派出了两辆警车前来搜查。试想如果不是马林的警惕与果断，“一大”就将遭遇极大麻烦，宣告成立就可能延宕。而他建议换个地方结束会议，这才有了极具象征意义的嘉兴“红船”。

应该说，正是由于马林等人前来，促成和（从经费、经验方面）保障了中国共产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的召开与结束，顺利宣告了中国共产党全国性组织的正式成立，使党建立了与共产国际的正常联系，很快融入了国际共运的大潮。

马林也给“一大”带来了麻烦

除了贡献，马林也给“一大”带来了麻烦。因为巡捕的闯入与接下来的搜查正是他引来的。为什么这么说？虽然马林是以上海《东方经济学家》杂志的一名英国记者的身份前来的，但他一动身，就受到了严密的监视。

1920年12月10日，英国驻华公使艾斯敦致函荷兰驻华公使欧登科，就马林此行的使命与如何阻止作了通报，“兹接我政府电，谓某名为H·斯内夫利特者约为荷兰人，确已负有荷属东印度（注：即印度尼西亚）进行直接的布尔什维克宣传的使命赴远东。电报命令我设法在他向英国驻华公使申请护照的签证时，阻止他得到签证。”第二天，欧氏回电：“几个星期前，我收到海牙外交部的一封电报，内称斯内夫利特接受莫斯科第三国际派遣去东方完成宣传使命，电报指示我提请中国政府注意。我已照办并补充说，如果当局认为拒绝斯内夫利特在中国登陆是可行的，我将不会反对他们这样做。”

由于受到监控，马林此行是一路风险不断。1921年4月，当他出现在奥地利维也纳时，当地警察警惕地关注着这位来历不凡的人物，并将其逮捕。“经验证其身份和雇聘与解聘证明之后，斯内夫利特不愿再在维也纳逗留”，于是警察局6天后将其释放，并将其驱逐出境。马林遂于4月15日前往意大利威尼斯，21日由威尼斯乘船驶向上海。

快到上海时，可忙坏了英国和荷兰的外交官们，他们函电交驰，讨论着如何对待这位共产国际的危险人物。5月17日，荷兰驻印尼总督一等秘书致电荷兰驻沪代理总领事丹尼尔斯，“荷兰共产党人斯内夫利特可能在‘阿奎利亚号’轮船上，该船于本月7日从亚丁出发，经过新加坡和香港驶往上海。总督请你报告斯抵沪情况，他将在沪逗留抑或继续其旅程前往日本。斯内夫利特照片以后寄给你们。”第二天，荷兰外交大臣一等秘书致电欧登科：“恭请将荷兰危险的革命宣传鼓动者出现在远东的情况通报给中国政府。”26日，荷兰驻印尼总督一等秘书再次致电丹尼尔斯，“现谨奉总督之命再通知阁下，据海外殖民地大臣告知，斯内夫利特已于4月中旬从意大利启程前往上海，以《东方经济学家》记者身份进行活动。”

虽然荷兰公使欧登科通告了中国政府，但由于斯内夫利特是一名外国人，尽管可能是一名“激进党”的危险分子，中国政府还是以一种睁一只眼闭一只眼，随你们怎么处置的态度敷衍了事。而丹尼尔斯可能想，既然斯内夫利特已经前来，且不能断定他到底会怎么做，那就先让他上岸视情再做处置。于是他给欧登科汇报说：“鉴于我认为目前尚无理由对此三人（注：与马林同行的还有一位其支持者巴尔斯及其妻子）立即采取行动，而应首先弄清他们的行动计划是否属实，因此我已请各有关捕房采取必要措施，对他们……保持监视。”同一天他致信上海工部局，亮明自己的想法，同时委婉表示同意他们对斯内夫利特采取监视行动。

处在这样监视情况下的马林，当巡捕看到他几乎天天和一大群人进进出出李汉俊大哥李书城的公馆时，焉能不怀疑？于是就出现了巡捕闯入会场的惊险一幕。

马林一动身就被盯上与他“长”什么样有关

马林为什么从一动身就被盯上了呢？这就与他“长”什么样有关联了。这“长”什么样，既是他思想“长”什么样，也是他人长什么样。思想上，马林此时很受列宁的重视，在共产国际也有一定的影响力；人呢，原来是个大胖子，太容易识别了。

1920年7月19日至8月7日，共产国际第二次代表大会在苏联莫斯科召开。列宁在大会上作了两次报告，7月19日《关于国际形势和共产国际基本任务的报告》；26日《民族和殖民地问题委员会的报告》。第二个报告，会议就是马林主持的。列宁报告的开场白是这样说的：“同志们，我只简短地讲几句开场白，然后，由我们委员会过去的秘书马林同志向你们详细地报告我们对提纲所作的修改。在他之后，补充提纲的起草人罗易同志也要发言。我们委员会一致通过了修改后的提纲初稿和补充提纲。这样，我们在一切最重要的问题上完全取得了一致的意见。”

罗易在回忆录里记下了此时的马林：“那位荷兰人是真正在东印度群岛住过的惟一的欧洲共产党人，他对那里的民族运动有第一手知识，并积极帮助发展了工人运动和一个社会党——直到那个时候为止在殖民地世界中惟一的社会党。斯内夫利特具有独特的经验，也通晓马克思主义。他对讨论作出了有价值的贡献，被公认是出席代表大会的全体代表中最出色人物之一。”

罗易还描述了马林演讲的表现，也为马林留下了“长”什么样的难得一笔：“荷兰代表斯内夫利特紧接列宁起来发言。他用马林的化名出席共产国际第二次代表大会。他用本国语演讲时很有力量。但是他是用德语向大会发言，他说德语也十分流利。他在委员会上用英语讲话，多数委员听得懂。在国际代表大会讲台上，他谴责他本国的资产阶级在印度尼西亚殖民地的苛政和暴行。话讲得激昂慷慨。荷兰人一般都是肚大腰圆。斯内夫利特是一个典型的荷兰人，胖得有点虚软，牛奶吃得不少，营养状况良好，面如满月，白里透红。他在讲台上讲着讲着就出现了西班牙或意大利的无政府工团主义者那样的愤慨情绪。”

罗易所记马林演讲的表现倒是与毛泽东的回忆相符。1936年，毛泽东在同斯诺谈到马林时，作了这样的评价：“精力旺盛、能说会道。”

（原标题：作出了贡献 带来了麻烦——马林与中国共产党的成立） 

来源：北京日报 作者： 李传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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