永定河从三家店出山以后分成了两汊，靠东边的一汊是主流，靠西边的是支流，人称二道河子。二道河子的西岸有一个几百户人家的村子。

村子依南向北共有长短不齐的三条街。街里一片参差错落的房舍，仅有几处是青灰色的磨砖对缝，而大多数人家的墙皮都斑驳残破，呈现大地本色。门头沟绝大部分是山区，这村子虽然在平地上，可村名仍然没有离开山谷，只是把他们组合在一起，叫大峪。

一九四五年八月，日军投降了。可大峪村的上空仍然笼罩着乌云般的阴影。国民党接收大员接管了这一带，国军收编了伪军。由于村子所处位置的重要，国民党的几股势力对大峪村你争我夺，这个坐落在永定河冲击扇上的古老村庄成了国民党反动势力的桥头堡。

永定河鸟瞰图（门头沟段） 白继开 摄 TAKEFOTO供图

田正森等人为刘仕恒当年参加情报侦察工作以及革命历史所写的证明材料（部分选登）

刘仕恒

门头沟永定河公园 徐丽娟 摄 TAKEFOTO供图

卖地开杂货店 协助传递情报

一九四五年九月底的一天，村西头一家新开的杂货店开张了。门口的匾额上写着“久兴隆”。柜台上没什么新鲜东西，只是些针头儿线脑儿，头绳儿腿带儿和油盐酱醋之类的日用杂品。掌柜的叫刘仕恒，他是村里有名的具有侠肝义胆的汉子，大伙儿敬重他，愿意跟他交朋友，他也好交友，三教九流的朋友都有。

刘仕恒是千军台人，小时候家境贫穷，挣扎着读了点书。九岁时父亲死在小窑儿里。他以后就给人家放羊，后来也钻进父亲丧命的小窑去背煤。17岁参加北伐军到了武汉。由于天资聪慧，又善于学习，在军队中当了军需上士，北伐失败后回到老家。“九一八”日本鬼子入侵东三省以后，吉鸿昌、冯玉祥等爱国将士成立抗日同盟军，刘仕恒毅然参加了吉鸿昌的抗日部队，并且当上了副官。吉鸿昌被捕牺牲后，部队解散，刘仕恒又回到了京西老家，帮助叔父料理肉铺。他为人正直、善良、仁义，很早就在大台、色树坟地区结识了共产党地下党员孙秉兆等同志，不仅使他更加倾向革命，而且也为共产党了解和考查刘仕恒打下了基础。

一天，刘仕恒家里来了一位客人，正是表兄石良璞。石良璞跟刘仕恒单独谈了许多话。表兄走后，刘仕恒把郭银芳叫到屋里，声音小得只有他们两人能听得见：“银芳，这些年你也看见了，国民党很不得人心，地主恶霸依仗他们无恶不作。只有共产党为老百姓着想，咱们跟着共产党干吧，具体工作良璞表兄会给咱们交代的。”听了刘仕恒一席肺腑之言，郭银芳使劲点了点头：“仕恒，我听你的。”

石良璞是共产党山里解放区的一位领导，没隔几天，这位表兄又来到刘家，向刘仕恒夫妇传达了地委的指示：“党组织要求加强地下工作，为了使城联干部在敌占区的工作合法下去，决定派一名叫田正森的同志来村里，你们夫妻负责接待，还要千方百计掩护，协助开展工作。”

表兄走后，俩人一商议，立即找到急着买地的邻居李向春：“二叔，家里想开个小买卖，等钱用，村南那五亩地您给个价得了。”李向春很乐意，把三千块钱递到刘仕恒手上。

第三天晚上，天刚黑下来，表兄带来一个人，正是田正森。刘仕恒把田正森安排在小南屋，两人一见如故，谈了大半宿。第二天，刘仕恒到村西张家店买了两丈黑咔叽布。郭银芳一阵剪裁，连夜飞针走线，给田正森做了一身新衣裳。刘仕恒夫妻打扮完了田正森，上下打量一番，说：“怎么样，像个跑外先生了吧。”三个人不约而同笑了起来。

为了取得合法身份，刘仕恒又带着装扮成跑外先生的田正森找到伪保长高月登办了一张良民证，化名田中修。从那以后，刘仕恒在家里、店里、赌场和一些党员家召开会议，发动群众和宣传群众。另一方面以刘仕恒家为中心，建起了与共产党解放区联系的地下交通站。

一天下午，田正森从外面又带回两个人，其中一个就是乔装改扮的宛平城联部长王有学，另一个是城联部的干事。他们在刘仕恒的小北屋开了近半天的会。会散了，送走了两位贵客，刘仕恒心事重重，他走到田正森面前，说：“田先生，有件事我憋了好些日子，不知该说不该说。”“有什么不能说的，你就说嘛。”“我能参加共产党吗?”田正森笑了，并且坚定地点了点头：“怎么不能？你为党做了那么多工作，我会向党反映你的申请和情况，好好干吧。”

田正森和刘仕恒通过各种渠道收集敌人的情报，然后再通过联络站转到共产党城联部。郭银芳送过几次情报以后，田正森和刘仕恒商议认为如果总是她去怕被人注意，又因为她有了身孕，决定改由银芳的姐姐郭银金和女儿任玉芳送。郭银金早有这个想法，不仅爽快地接受了任务，而且每次都完成得很好。

孤身入虎穴 当上还乡团中队长

国民党终于公开挑起了内战，形势越来越严峻。街上除了国民党十六军的人以外，又多了一些胳膊上戴着白袖标的地主武装还乡团，老百姓叫他们“白箍”。这些白箍除了恶霸地主，就是地痞流氓，不仅大肆搜捕共产党，而且欺压百姓，无恶不作。

为了探听还乡团和国民党的活动情况，这天，刘仕恒决定在河南街的珍宝园饭馆请客。被请来的有还乡团的骨干王留财、王格和艾正能。酒过三巡，刘仕恒故作神秘地说：“听说你们要抓共产党，哥几个自个儿也要加点小心啊。”王格晃着脑袋满不在乎地说：“名单就在老子兜儿里装着呢。”这时，刘仕恒瞥了一眼搭在凳子上王格的那件上衣。说：“那您可得放好了。”艾正能接过话茬：“仕恒不是外人，你拿出来让他看看呗。”说着一把扯过王格的上衣，从兜里掏出一张纸，递给刘仕恒。刘仕恒嘴里说：“别，别，我可不看你们这玩意儿。”他还是接了过来，打开后迅速地扫了一眼，他那双机警的眼睛像摄像机一样，把所有的人名迅速摄到他的镜头里：第一个名字就是宛平县城联部长王有学，然后就是田中修、张德碌等。刘仕恒赶紧把名单折了起来，放回王格的兜儿，说：“快放好了吧。丢了可不是闹着玩儿的。”

请完客，刘仕恒赶紧往回赶。半路上碰到了张德碌，先把这事告诉了他，让他赶快躲起来，然后急速找到田中修做了汇报，采取紧急措施让名单上的人转移。人都通知完了，田中修和刘仕恒俩人决定暂时进城躲避。晚上，刘仕恒先到了城子火车站等候，郭银芳和薄玉碌的妻子护送田中修，从下八石走河边的小道儿到了火车站。由于田中修的宣传发动工作，薄玉碌不仅成了他的好朋友，而且成了共产党的堡垒户。薄玉碌的妻子把二人送上车，看着车开了以后，才往家走。

刘仕恒带着田中修从西直门下了火车，先在甘井胡同一个店里住了一夜，又到了阜成门外的一家皮条铺。皮条铺掌柜的叫张文科，是刘仕恒的朋友，俩人就在这儿住了下来。郭银芳也知道这个地方。第三天，郭银芳把五亩快熟的麦子卖了五百块钱，然后坐上车到了皮条铺，把钱交给了刘仕恒和田正森，并把村里的情况告诉了他们。这时，刘仕恒想了想对田正森说：“老田，我还是和银芳回村吧，否则他们会更怀疑，你一个人先躲在这儿，过几天我再来找你汇报情况。”田中修想了想便同意了。

刘仕恒到家的第二天早晨还没起床，特务队派人闯了进来，不由分说地把他抓走了。刘仕恒被抓走后，郭银芳心急如焚。她翻箱倒柜，凑足了一千块钱，用布包好，来到了伪保长高月登家。一进门儿，郭银芳就哭了：“表大爷，仕恒被他们抓走了，您可得给我们做主啊。他们抓田先生，抓不着就拿我们出气。”说着把一千块钱塞到高月登手中。特务们找不到证据，又经过伪保长高月登出面做保，只好放了刘仕恒。

刘仕恒身上的伤还没好，伪保长高月登来到刘仕恒家。高月登告诉刘仕恒：正好还乡团要壮大，他们让你当还乡团的第二中队长。听了高月登一席话，刘仕恒心里一惊，万万没想到会是这样。

高月登走了，这下可难坏了刘仕恒。下午，他以治伤为名进城直奔皮条铺。见了田正森，顾不上让他看一眼身上的伤，就把让他当还乡团中队长的事做了汇报。田正森沉思了片刻说：“我认为你可以干这个中队长，这是一个打入敌人内部的极好机会，这样正好可以掩护你为党做更多的工作。”说到这儿，停顿了一下，语气更加重了几分，说：“但是，仕恒同志，你要始终记住你的职责，党相信你能够经受这一考验。”刘仕恒当即表示：“你放心吧，任何时候我都会把党的利益放在头里，决不做损害人民的事。”第二天一大早，刘仕恒回到村里，把特务们抢剩下的“久兴隆”杂货店里的东西全都卖掉，卖的钱还了债又买枪，并开始组织还乡团六大队第二中队，当上了中队长。

策反还乡团小队长 为共产党提供情报

还乡团的全称是义勇壮丁队。门头沟镇的镇长董永年任第六大队大队长，大队部设在圈门窑神庙，下设四个中队，共600多人。第一中队长王庆春，和大队部一起驻防窑神庙；第二中队长刘仕恒，驻防大峪、城子、琉璃渠、龙泉雾，队部设在城子；第三中队长刘玉保，驻防外十三，队部设在栗元庄奉福寺；第四中队长赵玉恒，驻防里十三，队部先是在外十三王家楼，后来又在东村修起了炮楼作为据点。没过多少日子，色树坟南涧村的刘巨隆和王永宝纠集王平村、北岭、大台、板桥一带的地主恶霸、叛徒特务成立了“白箍”九大队，刘巨隆任九大队长。这个刘巨隆曾以旧政权人员的身份担任过我宛平县政府九区区长，但他长期不与共产党合作，后来逃离九区当上了还乡团大队长，公开与人民为敌。

刘仕恒当中队长以后驻在城子，下属三个小队。一小队驻大峪，二小队驻琉璃渠，三小队驻龙泉雾。这时，田正森也已经从北京的皮条铺回到城联部。刘仕恒利用还乡团中队长的身份更加积极地为共产党搜集情报，写好后交给郭银芳，再由郭银芳交给姐姐郭银金，由她带着女儿送出。以后，大峪沟的地下交通员王玉兰因暴露了身份奉指示转移了，情报由郭银金直接送。有时送到设在猫耳东巷的城联部，有时送到里十三的堡垒户和临时通知的地点。

猫耳东巷地处房山县境内，位于松树岭的西边。郭银金是小脚，每次送情报都是凌晨三四点钟出发，从中门寺翻山到潭柘寺的北村，然后一直到猫耳东巷。一路上除了敌人岗哨的盘查，辛苦和艰难可想而知。为了确保安全，郭银金有时把情报缝在女儿的衣服里，有时缝在女儿的鞋帮里。回来时，再带回城联部的指示交给刘仕恒。

一九四七年冬季，门头沟的形势发生了重大变化。根据斗争形势的需要，城联部和宛平七区区委都转移到了猫耳东巷。一天，还乡团二中队办公室的电话铃响了。刘仕恒抓起电话，电话是大队长董永年打来的，要他立即去窑神庙开紧急会议。

董永年传达了上级紧急防务会议的内容。原来是驻门头沟的国民党94军121师12团要调走，青年远征军208师调进门头沟，要求还乡团配合搞好防务，并保证换防的安全。会一散，刘仕恒火速回家把会议内容写成情报。写完了，叠好，又打开，在余下的空白处又填上：“请派部队攻打大峪村，攻打时间请通知我，我届时带队去城子。家门口大槐树树洞里藏有子弹，请取走。”郭银金照样把情报缝在女儿的棉袄里，天不亮就出发了。到了猫耳东巷，及时把情报交给了城联部的领导同志，城联部的同志留娘俩吃了饭，歇了一小会儿，娘儿俩就又带上城联部的信件往回走。

几天以后，随着一阵激烈的枪声，我军派部队攻打大峪和圈门，军分区独立团一部分在王三顺的率领下攻打大峪村还乡团。听见枪响，刘仕恒一边带人往城子撤退，一边悄悄地把500发子弹藏在门口大槐树的树洞里。解放军打进村，还乡团全跟刘仕恒“撤退”了。解放军立即放火烧了还乡团的岗楼，又到刘仕恒家门口，从树洞里取走了子弹。

刘仕恒领导的驻在琉璃渠的第二小队队长叫赵宏才。这人憨厚、老实、刘仕恒对他一直比较关照，他对刘仕恒也十分敬重。在这之前，在水峪嘴等地活动的城联干部也曾做过赵宏才的工作，这个小队长后来也经常给共产党送情报。这样，又建起了另一条地下交通线。刘仕恒还多次让赵宏才以小队军事需要为由从中队领取子弹，然后转交给共产党。

狠狠打击还乡团 被第九大队长告发

一天，琉璃渠小队长赵宏才顺着河边来到了城子中队部。他见屋里没人，迅速从烟盒里掏出一张字条塞给刘仕恒。刘仕恒打开一看，上面只有几个字：“今晚家里有人来。”晚饭前，刘仕恒就回家了。一进门，看见敌工部的孙秉兆和刘显成两位同志装扮成老百姓的样子坐在他家炕沿上。

刘仕恒兴奋地和两人一一握手，孙秉兆和刘仕恒前几年就认识了，正是通过与孙秉兆的结识使他认识共产党，刘显成也曾来这里找过田正森。吃过晚饭，刘仕恒在城子火车站附近离还乡团中队部不远的地方给他俩安排了住处和活动地点，使这两个共产党员在还乡团的眼皮底下开展工作。

为了使孙秉兆和刘显成同志的身份合法化，刘仕恒还花了一笔钱托人给他俩办了户口。这事儿让第九大队长刘巨隆知道了。刘仕恒看出苗头不对，一天晚上把他俩从城子火车站送上了火车进了城。第二天，刘巨隆派人到刘仕恒家抓人，结果扑了空。从此，刘仕恒和刘巨隆的矛盾更加突出，斗争也更加尖锐。

时间进入一九四八年。解放军在各个战场上不断取得胜利，解放战争形势飞速发展。中共宛平县委向各级党政军干部发出号召：夺取解放战争的最后胜利。

三月初，刘仕恒的女儿小洁，转眼已经半岁了。一天，他刚刚抱起女儿小洁，门外喊了一声：“报告！”没等答话，一小队长已经进了屋。“大哥，大队通知您下午两点到窑神庙开会，说是有要紧的事。”会议内容是各大队联合行动讨伐上苇甸地区，决定三月六日在军庄集合，七日凌晨出发，主要任务是抓人和抢粮。

会一散，刘仕恒先到了西辛房他大姨子郭银金家，赶紧写情报。写好了径直来到琉璃渠小队，把情报交给赵宏才：“宏才，这事十万火急，一点不能耽误，马上送到老地方。”他说的老地方是指赵宏才每次送情报的愁儿岭。琉璃渠村西那道山梁叫愁儿岭，是门头沟和妙峰山地区的交界处，山口有一块磨盘似的大石头，赵宏才每次都把情报包好，放在石头缝里，山那边的交通员定时来取。赵宏才藏好情报刚要出门，进来一个穿便衣的汉子。刘仕恒一看，不是别人，正是城联委员李景春。

刘仕恒让赵宏才马上把情报交给李景春，并且做了口头汇报。李景春立即起身赶往城联部。城联部部长马上向县委和地委做了汇报。地委和军分区连夜召开会议，认为狠狠惩罚还乡团，铲掉这一毒瘤的时机到了。决定派独立团三营，昌宛独立营、昌宛前方武工队由王团长指挥，狠狠打击还乡团。

六日下午，一队人马急匆匆地走在通往黄土岭的山路上。黄土岭地势险要，是到上苇甸的必经之路。王团长命令大家隐蔽在路两边的山上。深夜，更冷了，大伙咬牙坚持着，静静地趴在山石上，树窠子里。天亮了，敌人一直没有动静，又过了一会儿，王团长命令大家撤回驻地待命。“交通员，你迅速翻过愁儿岭，设法找到刘仕恒，让他搞清楚到底是怎么回事，还乡团在搞什么名堂？”

这时，刘仕恒也很着急。看敌人按兵不动，他马上派赵宏才骑上他的车奔了军庄。一会儿工夫，赵宏才回来了。原来还乡团五大队长兼军庄乡伪乡长的程建树借着还乡团在军庄集合的机会大摆宴席，宴请参加扫荡的全体官兵。这伙人一吃一喝就是多半夜，有的喝得烂醉，所以把出发的时间改为八日夜里，刘仕恒立刻让赵宏才把这个情报送到愁儿岭。

这次战斗，还乡团五、七大队被消灭，九大队损失一个营，消灭敌人400余人，给还乡团以毁灭性的打击，而我方无一伤亡。

逃回来的刘巨隆惊魂未定地躺在床上，抱住烟枪狠狠地吸了一大口。他一想起刘仕恒就恨得咬牙切齿。想他过去就有私通共产党的嫌疑，还被抓起来过，而且总是和自己过不去，情报准是他给共产党送的。于是，刘巨隆翻身下床，带上两个人直奔卢沟桥宛平县城，以私通共产党的罪名告了刘仕恒的状。

十日中午，刘仕恒在家刚吃过午饭，进来一伙人。其中有几个不认识，是北平剿匪总特务大队的，那几个半熟脸是门头沟特务机关的。“刘队长，县党部召开紧急会议，特请您去参加。”其中一个半熟脸说。一看这阵势，刘仕恒心里全明白了。出了门，几个人把刘仕恒夹在中间，刚走到城子村口，紧挨着刘仕恒的两个人迅速地拧过他的胳膊，下了他的枪，把他绑了，推上一辆早已停在路边的汽车，急速向北平城驶去。

狱中受刑 仍不忘保护党组织

押解刘仕恒的那辆军车开进了北平行辕二处军统局的一处秘密监狱。刘仕恒被推下车，单独关在一间水桶似的牢房里。他在里面待了个把钟头，就被带进了审讯室。不管特务怎么问，刘仕恒一口咬定是刘巨隆为报私仇而诬告。刘仕恒受尽折磨，但他还是什么也没说。

刘仕恒被捕后，党组织对他的情况十分关心，并开始了营救工作，通过内线送钱打通关节。不多日子，刘仕恒从那个只知道是55信箱的秘密监狱被转到西城区的石碑胡同关押。

由于他坚贞不屈，一口咬定刘巨隆官报私仇；另一方面由于我党多方营救，使他的处境一天天好起来，从允许和家里通信，到允许家属探监了。接到探监的消息，妻子郭银芳不知是高兴还是难过，哭了好几次。她抱着女儿小洁从门头沟赶到了石碑胡同的监狱。

特务不准他们单独谈话，只准在狱警的监视下隔着铁栏杆会见十分钟。趁狱警不注意，刘仕恒把一截烟头塞进银芳的手心。银芳赶紧塞进女儿小洁的衣服里。回到家，她打开烟头，里面卷着一张小纸条，写着五个字“饿死别卖钟”。郭银芳稍思片刻，她明白了。那个“钟”就是田中修，即田正森等共产党人。

后来，刘仕恒又被转到关押政治犯的炮局胡同。不仅可以探监，还允许和家属单独谈话。这天，郭银芳被安排和刘仕恒在一间小屋内单独谈话。刚一见面，刘仕恒顾不上询问家里情况，就赶紧告诉郭银芳：“咱家门楼上养鸽子的水斗里藏着300发子弹和16个手榴弹，是我给老田他们准备的，你马上设法通知他们取走。”

郭银芳探监回来，立刻让姐姐郭银金和外甥女任玉芳赶往里十三城工部向党组织做了汇报。几天以后的夜里，一阵枪响，田正森带人夜袭大峪村，把还乡团一小队撵出村以后，从刘家门楼上取走了子弹和手榴弹。

九月的一天，刘仕恒被释放了。被关押了半年的他受尽了酷刑，浑身伤痕累累，双腿走路十分困难，十个手指头严重变形。他回到家的第一件事就是给党组织写信汇报出狱的好消息，并向党组织的极力营救表示衷心的感谢。

一九四八年年底，解放战争战场捷报频传，这时驻守门头沟的二零八师已经被新二军的一个团所取代，他们也和北平其他的国民党军队一样成了瓮中之鳖。在分割围歼北平城外的国民党守军时，周副主席指示华北七纵进攻石景山和门头沟。

十二月十四日下午5点钟，驻矿的国民党军队分四路纵队急速撤出，向石景山方向逃去。看到国民党大势已去，紧接着由还乡团改成的保安和警察队、门头沟镇公所等千余人也纷纷走上逃亡之路。他们从圈门出发，经过东、西辛房，来到大峪村东头的永定河边。他们战战兢兢地走过河上的木桥，不到一个时辰，就被埋伏在石景山发电厂周围的解放军一举歼灭。

不久，解放军野战部队浩浩荡荡开进了煤矿，也同时开进了大峪村，人民的矿山终于回到了人民的手中，人民的江山终于回到了人民手中。

解放了，党组织非常关心刘仕恒尚未康复的身体，派人送来了猪肉、白面、小米和白菜，并叫他每月到中兴窑领一次小米，说是吃“供给制”。刘仕恒的身体刚好一点就立即找到领导申请分配工作，并坚决要求取消“供给制”。经过研究，组织上决定让他担任东辛房河南街艺园戏院经理，并且继续做情侦工作。

几天以后，河南街艺园戏院来了一位身穿蓝布大褂，风度翩翩的经理，他就是刘仕恒。戏院外摆摊卖烟卷和瓜子的正是他妻子郭银芳和姐姐郭银金。

（原标题 刘仕恒：永定河边的孤胆英雄）

来源 北京晚报

作者 马淑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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