种族隔离(Apartheid)和殖民主义给南非造成了巨大的破坏。对小说家而言,如何在不陷入政治性写作的情况下再现南非动荡的历史,是一件极具挑战性的事情。南非大多数用英语写作的作家,从奥里夫·施莱纳(Olive Schreiner)到纳丁·戈迪默(Nadine Gordimer)和安德烈·布林克(AndréBrink),再到孟甘尼·塞罗特(Mongane Serote),都试图用现实主义的方式来调和小说的自由和历史的局限之间的矛盾。

作家库切

偏爱现实主义的戈迪默认为南非作家的任务是真实地记录或反映南非残酷的现实。对她来说,写作本质上是一个表象问题。在这个过程中,她所说的“创造性的自我吸收”必须始终受到“良知意识”的制约。然而,库切怀疑朴素写实的创作是否就比天马行空的想象更能呈现事情的真相。他更倾向于“按照小说自身而不是历史的规律”来写作。对此,很多人颇有微词。斯蒂芬·沃森(Stephen Watson)反对说,库切对文本的关注意味着他的作品“只不过是一个巧妙构造的空洞”,而戈迪默则认为“厌恶一切政治和革命的解决方案”是他的一个弱点。

这其间的辩解与批评正好突出了库切的两难境地。一边是欧美与后现代主义,一边是南非与后殖民时代。对前者而言,他到底是非洲人;对后者而言,他是“白人土著”(the Afrikaners)。而他关于异见、语言、文学、文化甚至动物权利的大量评论性文章又使得这样的争论变得更加复杂。一个写小说的理论家,一个写评论的语言学家,一个自觉的后现代主义者。有着多重身份和欧美精英文化背景的库切,并没有像戈迪默那样投身南非的革命事业,而是背过身去选择用英文写作来解构“黑”“白”分明的二元故事,即便是颇具现实主义色彩的另类之作《耻》,也没有宏大的历史背景或急切的伦理诉求,而只是冷冷地介入着,其中的痛虽真切而惊心,但更是荒谬而无意义的。

《耻》是一本真实而令人绝望的书。藉藉无名的教授大卫·卢里的所有情事,都无比深切地发自无比深沉的欲望——虽然那不过是迟暮的火焰,熄灭前最后的燃烧。库切不动声色地嘲讽了卢里不合时宜又不无辛酸的浪漫派头。而当他面对性骚扰的指控时,库切又没有拿伦理和道德的鞭子抽打他“丑恶”的灵魂,没有让他以哗众取宠的“忏悔”来消解公众的责难,也没有让控方以委曲求全的“宽恕”来满足世人的想象,而是让他认罚不认罪地身败名裂。叙述就此开启了一个不无优雅(Graceful)的人如何一步步地变得潦倒不堪(Disgrace)的旅程。

库切真是毒辣,他让卢里避走乡间与农场生活的女儿露西相依为命,同时安排他在动物救助站做着粗鄙的活计,然后又通过露西被黑人强奸的厄运将他捅了个透心凉。更让卢里凄苦无奈的是,遭遇强暴的女儿竟然拒绝他移居欧洲的建议,甘愿嫁给强奸者的亲戚,甚至执意要生下那个“孽种”——为的是换来黑人主导土地上的一点保护。个人如多米诺骨牌倒塌的“沦落”与隐隐约约的历史“巨变”悄然融为一体。而让人不寒而栗的是这起案件事前群体性的周密策划、强暴时施害者的怨恨十足以及事后的高调张扬。以如此方式切入南非“现实”的库切,让黑白遮蔽的东西从灰幕中渗透出来:经年累月的殖民罪孽岂会随便消弭?莫里森《宠儿》中那个冤死的黑人“幽灵”不再执着如怨鬼地纠缠她的母亲,而是化身为《耻》中的黑人男子报复昔日的白人压迫者。他们都是历史的代言人。露西是受害者,而那些强奸她的黑人又何尝不是受历史和种族决定的受害者?

卢里没有用空洞的语言和虚假的姿态忏悔,而是以身败名裂、远走他乡的行为认罚。正如受难者没有能力宽恕,施害者更没有资格忏悔。因为宽恕意味着抹杀曾经的苦难,而真正的忏悔或许只能来自罪人感同身受的遭遇。当卢里向女生家人下跪道歉时,与其说是冠冕堂皇,不如说是同病相怜。双方和解的希望来自同为受难者的同情。因为在命运和历史面前,他们是一样的可怜。

卢里的耿介害他不能有周旋于世俗的魅惑,而他的虚弱又使他承担不起快意恩仇的悲壮。于是,他只能放弃。库切让卢里对着一条象征其处境的废狗,写作一部关于拜伦与19岁的特蕾莎恋情的歌剧。如此创作所蕴含的“救赎”意味很快就因卢里的主动放弃而消散,而贯穿作品的“沉沦”主题在小说结尾时终至高潮:卢里把那条喜欢听他创作的音乐的废狗,放到了安乐死的台子上。这意味深长的放弃,彻底砍断了沉沦的黑洞里那根光明的尾巴,同时也摘掉了瑞典皇家科学院给他的那顶“文学救赎”的高帽子。

库切以卢里清醒地放弃创作,暗喻“文学”的超验与无能;而露西稀里糊涂的怀孕,则象征着“自然”生生不息的力量。如果黑人男性强奸者代表着殖民主义的“历史”,那么身为白人受害者的露西则以扎根农场的代价,预示了双方和解的可能。这是《耻》最为隐秘而深厚的底色。库切的厉害在于他将露西“奉献”的理由始终表达得语焉不详:“是的,我正在走的路也许的确是危险丛生,可如果我现在就离开农场,我就是吃了败仗,就会一辈子品尝这失败的滋味。”如此“格局”显然不是南非的“革命”事业所能涵盖的。

如果说露西化仇恨为孕育的坚韧,意味着和解的艰难与抗争的悲壮,那么卢里从体面到落魄的无奈,则彰显了生活的残酷与个体的卑微。他在一点也不浪漫的技术大学开设了一门论浪漫主义诗人的课程,又对着一群愚昧无知的学生传播着“高级传播技巧”。他对这样的尴尬理解甚深,他对自身的反讽却浑然不觉。他出版过论梅菲斯特的专著,却没有其走出书斋的狠劲;他写作关于性爱与幻想的作品,欲望却如蝴蝶般短暂而轻巧;他喜欢自然主义诗人华兹华斯,生活却如沙漠一样枯燥乏味;他有拜伦式的美貌与性欲,却没有拜伦的放荡与混世。

在卢里对此漠然无知的真实中,或许有他自己都没有觉察的自命清高与玩世不恭。如此铺垫,让他急转直下的命运更为触目惊心。愿赌服输的他在声名狼藉中泰然自若,却在黑人领地的遭遇中尊严全无:满腹诗书却一无用处,大学教授成了杀狗义工;发号施令的“主人”,变为恭敬有加的“仆人”;之前强势引诱年轻甜美的女生,到后来无意中就范于年老色衰的女人,直至当初的“罪”得到彻底的“罚”。

“左”“右”为难,“黑”“白”难辨的库切,常常以或阳奉阴违、或声东击西、或南辕北辙的言论来呈现和尊重其中的含混和复杂。他以自己最好的小说《耻》,无声地驳斥了那些质疑他的人:小说的力量来自它高妙的叙事艺术,同时也可以承担民众的道义和历史的责任。

来源:北京日报 作者:冯新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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