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年全国两会上，国务院总理李克强作政府工作报告时提出的“发展普惠托育服务”等三孩生育政策配套措施引起广泛关注。在最终通过的《政府工作报告》中，“发展普惠托育服务”前增加了“多渠道”三个字，就是要动员各方面资源扩大托育服务供给，包括支持社会力量举办托育服务机构、支持有条件的用人单位为职工提供托育服务、加强社区服务设施建设等。

这不由得让人回想起新中国刚成立那会儿，为了解放妇女参加生产建设而兴办的哺乳室、家庭托儿所等多样化的托儿组织，解除了双职工的后顾之忧。

1956年5月，国棉一厂托儿所里，女职工开心地从保育员怀里接过小宝宝。李祖慧摄

帮助女职工安心工作

新中国成立后，得到解放的妇女与男子一样撑起了半边天。首都女职工的人数迅速增加，越来越多的妇女从“家里的人”变成了“厂里的人”。

1949年，首都女工只有4800人，到1953年已增加到4.5万人。妇女的职业道路也越走越宽了，女铸造工、女钳工、女车床工、女电器工、女电焊工……历史上很多从来没有妇女做过的工作，都由她们担当起来了，还有许多人在创造性的劳动中成为先进人物和劳动模范。1953年，在全市选出的工业劳动模范中，就有34名女性。

1953年3月11日《北京日报》4版，《首都女工的巨大成就》

在众多获得工作机会的女性中，有很多都是孩子的妈妈。她们之所以能够毫无后顾之忧地参加生产劳动，为新中国的建设事业增添力量，是因为她们的特殊困难——带孩子问题得到了解决。我们从当时北京市第一儿童医院医务主任、东单区人民代表大会代表孙燕华给本报的来信中，就能体会她们的喜悦：“旧社会女医生要想在事业上有所成就，就必得牺牲自己终身的幸福，不结婚，不要家庭和孩子。新中国成立后，妇女获得了工作的机会。政府为了使妇女解除牵挂，安心工作，给我们设立了许多托儿所、哺乳室等……”

1954年6月24日《北京日报》2版，《为下一代的健康贡献出全部力量》

孙燕华信中提到的托儿所、哺乳室，是当时最常见的两种接收3岁以下儿童的托儿组织。在上世纪五六十年代，为满足越来越多的劳动妇女的托育需要，机关、团体、企业和群众办起了多种多样简便易行的托儿组织，如哺乳室、家庭托儿所、街道托儿站、变工互助抱娃娃组等。

1958年，实验托儿所里，小宝宝们玩得很开心。冯文冈摄

1965年夏，二龙路托儿所加强防暑措施，保护儿童健康。高宏摄

据本报1953年1月7日4版《我国卫生事业的新面貌》报道，截至1951年年底，全国各种类型的托儿所共有14435所，比新中国成立前增加了113倍。

以当时本市国营贸易公司中女同志最多的单位——北京市百货公司为例。在单位哺乳室成立前，有的女职工中午要大老远地回家喂奶，来回费时间，就耽误了工作；有的带着孩子上班，放在楼上半天没人管，影响孩子健康发育。1952年，北京市百货公司成立了哺乳室，女职工们上班时把孩子送到哺乳室，由保育员精心照顾，每天上下午还可以很方便地去喂奶。这下妈妈们可安心了，工作和学习都比以前更积极了。青年文化服务部李兰英说：“现在孩子太幸福了。只有在共产党领导下，才能给我们解决问题。今后我一定尽全力搞好工作。”

1952年12月12日《北京日报》4版，《北京市百货公司成立哺乳室》

机关托儿所向社会开放

上世纪70年代末，随着国民经济的发展，大批妇女走出家门，双职工的比例增大，家庭闲人减少，入托难的问题凸显。为了解决这个问题，机关、部队、企事业单位办的托儿所开始向社会开放。

据本报1980年1月17日1版《机关托儿所向社会开放》报道，驻在西城区的中央和市属机关、部队和企事业单位的托儿所、幼儿园，有71个园所扩大收托范围，向社会开放。这些园增收孩子1278名，相当于新建10余个能容纳100个孩子的园所，受到广大职工的欢迎。

地处西城区的国家机关、部队、企事业单位的园所，一般房屋宽敞、设备齐全，保教人员质量较高。由于这些单位的职工响应晚婚和计划生育的号召，入园孩子少了，不少园所“吃不饱”。了解到周边单位职工孩子入托难的情况后，很多单位打破只收本单位职工孩子的框框，扩收附近单位职工的孩子入托。如铁道兵机关幼儿园在原来收本单位职工第三代子女的基础上，又增收外单位职工子女83名，占全园儿童总数的70%。市建筑设计院幼儿园增收了本单位职工第三代子女和附近居民的孩子30多名。民族印刷厂幼儿园是全区唯一设有回民灶的幼儿园，增收了外单位孩子56名，大部分是少数民族儿童。

家庭托儿所为双职工解忧

幼儿入托难，婴儿入托更难。在党和政府的号召下，街道、居委会和热心群众积极行动起来，办起一批哺乳室和家庭托儿所，为辖区内的双职工排忧解难。

1981年，中央书记处关于妇联应把抚育、培养、教育三亿以上的儿童和少年作为工作重点的指示传达后，西城、东城、朝阳、海淀、丰台、宣武6个区的街道妇代会、居委会，自力更生办起了17个哺乳室，收托乳儿220多个。

1981年，团结湖街道办事处在居民集中的住宅楼群附近，办起了第一个托儿所。图为孩子们在踢皮球。吕坚摄

在上世纪50年代出现的家庭托儿所，也再度兴旺起来。据本报1983年3月27日2版《积极兴办家庭托儿所》报道，西城区二龙路街道不用国家投资，发动群众，1982年以来先后办起了16个家庭托儿所，收托一岁半以下的儿童150名。这个街道妇联还制定了家庭托儿所的管理制度：家庭托儿所收保育费每个孩子每月为24元，伙食费标准由托儿所和家长自行商定；保教人员必须有身体健康检查证明，开办托儿所的住户家庭成员必须无传染病；家庭托儿所有权辞退表现不好的保教人员；街道妇联有权停办卫生不合格、办所方向不正的托儿所。

上世纪90年代，在天桥街道有个深受居民欢迎的“夫妻家庭托儿所”。这是从事幼教工作29年的沙淑华退休后，与爱人王国选一起开办的，为双职工家庭解除了后顾之忧。刘权摄

1983年4月1日，本报2版刊发了该街道居民徐红的来信《感谢家庭托儿所的大妈大婶们》。信中详细讲述了她70多天的小闺女在家庭托儿所里茁壮成长的故事，原本在产假期间就发愁厂里没托儿所、又没老人给带孩子的她，也能月月全勤了。在信的末尾，徐红说：“我的孩子让她们看着，真是享了福了。每当车间主任在班组会上公布全勤人名单，念到我的名字时，我心里总是一阵发热，我想到了她们，辛辛苦苦不图名不图利为我带孩子的大妈大婶们。我真感谢她们呀！”

截至1983年11月底，全市家庭托儿所已发展到9900处，收托孩子1.6万人，超过了市立园所收托儿童总数的60%，占全市城镇地区三周岁以下入托儿童总数的四分之一以上。

“不正规”正适合婴幼儿身心发展

在上世纪80年代，家庭托儿所的迅速发展，极大地缓解了婴幼儿入托难的问题。但是，也有一些人认为它不正规，像家里不像幼儿园，对孩子的教育不利。

“不正规”的家庭托儿所真的会对孩子身心发展有影响吗？曾作为访问学者赴美国考察当地家庭托儿所的中国科学院心理所副研究员茅于燕说，在国外，这种家庭托儿所很普遍，美国纽约州的一个县就有50个县级机构认可和7个州级机构发给执照的这类托儿所，情况与北京的家庭托儿所很相似。

“这种被有些人看来不正规的形式，正是一种适合3岁以下婴幼儿身心发展的好形式。”茅于燕说，家庭托儿所有利于婴幼儿减少“分离焦虑”。家庭托儿所中的教养人员大多是老太太和退休的保教人员，她们像家里的奶奶、姥姥一样，老奶奶的爱抚、搂抱和自己的亲人区别不大，孩子能够从中得到爱、信任和安全感。更重要的是，家庭托儿所有利于发展独生子女的良好性格，实现与不同年龄、不同辈分的人的交往。

1984年6月21日《北京日报》2版，《家庭托儿话短长》

很多家庭托儿所的事实也证明了这一点。如北太平庄文慧园街道的育新家庭托儿所，所长高明不仅注意孩子的营养健康，寓教于乐，还有意识地将小孩子同大孩子放在一起，实行混合教养，培养大孩子当小老师，同时使小孩子尽早受到集体环境的熏陶。江含光小朋友入所时一岁零七个月，连爸爸妈妈都叫不清，到托儿所2个月后，他已经能说一些简单句、说儿歌，还能认二三十个简单的字了。

1987年5月25日《北京日报》2版，《为了孩子，愿献所有光和热》

到1987年，全市离退休干部、职工、街道家庭妇女自办的家庭托儿所、哺乳室已发展到1.4万户，收托儿童达2.5万名，科学育儿水平也较创办之初大幅提升。

北京率先将学前教育延至零岁

2001年9月1日，《北京市学前教育条例》正式实施。这是我国第一部学前教育方面的地方性法规。它的实施，标志着本市学前教育进入法制化的新阶段。

《条例》在全国首次将接受学前教育儿童的年龄由3至6岁向下延伸至0岁，将0-3岁婴幼儿的早期教育和智力开发，纳入学前教育的范畴。这意味着本市3岁以下儿童有了进入学前教育机构的机会。《条例》还扩大了学前教育机构的范围，将托儿所、幼儿园以及社会上一些学龄前儿童个别辅导、咨询服务等机构均列为重要的学前教育机构，规定必须依托社区，采取多种形式，使孩子受到良好教育。

2001年7月31日《北京日报》5版，《本市为学前教育立法》

2002年，亚运村第二幼儿园等20家幼儿园被命名为“北京市社区儿童早期教育示范基地”。这20个早教基地分布在8个城近郊区，依托社区内幼儿园建立，覆盖了4400多个家庭。早教基地开办的66个双休日亲子班，每周都能吸引近800名社区散居儿童固定来参加游戏活动。

2002年11月28日《北京日报》5版，《20个社区早教示范基地挂牌》

但不可否认的是，从上世纪90年代开始，由于国有企事业单位剥离社会服务职能以及小区配套幼儿园配建不到位等原因，本市幼儿园、托儿所在二十年间减少了三分之二，入托又成难题。特别是近几年来，随着二胎、三胎生育政策的放开，入托难的问题进一步加剧。

也正因如此，十三届全国人大五次会议日前表决通过的关于政府工作报告的决议中，多渠道发展普惠托育服务等三孩生育政策配套措施备受关注。我们期待有更多的机关、企事业单位和社会力量加入进来，共同为本市婴幼儿享受良好的早期教育而努力。

资料来源：京报集团图文数据库

来源：北京日报客户端 记者 黄玉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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