给历史看病

“郑和竟能于十四个月之中,而造成六十四艘之大舶,载运二万八千人巡游南洋,示威海外,为中国超前轶后之奇举;至今南洋土人犹有怀想当年三保之雄风遗烈者,可谓壮矣。”这是孙中山先生对著名航海家郑和的评价。

今人皆知郑和七下西洋,是15世纪世界航海史第一人。梁启超先生曾说:“前有司马迁,后有郑和,皆国史之光也。”

其实,《明史》对郑和评价不高,仅留700余字小传,虽称“明初盛事”,不及家世,连何为“三保太监”亦无解。清代正史也极少提及郑和,直到清末民初,受西方史学影响,郑和才“热”起来。

与“郑和热”相伴,是长期流传的一个刻板印象:下西洋“无利可图,劳民伤财”,属于“炫耀性的远航”,因财政负担太大,被罢是早晚的事。

其实,郑和下西洋有明确的经济目标,每次远航均获利甚丰。明成祖朱棣频繁派郑和下西洋,特别是前三次,几乎刚回来便出发,似有弥补财政亏空之意。只因明朝货币日渐疲软,到明孝宗时,才成亏损之举。

“郑和式贸易”有一个副产品,此前胡椒被视为药材,因“下西洋”带回大量胡椒,使它成了调味料。那么,郑和为什么要带回这么多胡椒呢?除了买胡椒,郑和还买了什么?据史料载,郑和曾一次带180名医生、医士下“西洋”,当时明军几千人才配一医生,郑和船队(一般认为是2.7万人)为何超标这么多?

看似细节处,藏着大文章。

(明)仇英《职贡图》(局部)

郑和为什么叫三保太监?

史书对郑和的记录模糊,不录生卒年,亦不谈其家世。清初查慎行《人海记》竟称:“郑和……朝鲜人。”明人史仲彬在《致身录》中记:“(郑)和为咸阳之裔,夷种也。”民国时,发现了郑和为父亲立的碑,记为“公字哈只,姓马氏,世为云南昆阳州人……子男二人,长文铭,次和;女四人。”

根据这些记录,可知郑和祖先是中亚人,原籍不花剌(今属乌兹别克斯坦布哈拉),六世祖赛典赤·瞻思丁是忽必烈时名臣,封咸阳王,镇守云南。

郑和的父亲名米里金,曾到麦加朝圣,被尊称为“哈只”。洪武十四年(1381年),明军攻下昆阳,米里金死难,郑和被俘。因相貌清秀,12岁时被阉割,养于燕王府(即朱棣)。

明初盛行“去元化”,郑和在碑上只敢称他父亲为“哈只”,不敢提真名。

郑和又称“三保太监”,源出纷纭:

其一,明郎瑛在《七修类稿》中称:“郑和旧名三保。”无据。

其二,明严从简在《殊域周咨录》称:“西洋似尊郑和、王景弘、侯显等为三太保故耶?”太保是辅佐太子的高官,正一品,明代仅一人当过太保。不过,民间称江湖好汉为十三太保。郑和、王景弘、侯显是下西洋的主管,不大可能被称为太保。

其三,郑和信佛,佛教中佛宝、法宝、僧宝并称三宝,但郑和法名福善,不是三宝。

其四,《郑和家谱》称:“宣德六年(1431年),钦封公(指郑和)三保太监。”但郑和的官职是“钦差总兵太监”“正使太监”。

其五,郑和历任永乐、洪熙、宣德三朝,后人传为“三保太监”,亦无据。

为什么带那么多医士?

“郑和下西洋”能赚多少钱?

这要从明初海禁说起,朱元璋认为“海外诸夷多诈,绝其往来”,违令者“按察司论当弃市”,且“禁民间用番香番货”,“敢有私下诸番互市者,必寘(音如置,意为放置)之重法;凡番香番货,皆不许贩鬻,其见有者,限以三月销尽,三个月外仍前存留贩卖者,处以重罪”。

自唐代起,中原与中亚香药贸易不断,香药已融入日常生活中,用来治病、防疫、室内消毒、祛除潮气等,东南亚诸国亦仰仗明朝的购买力。禁断后,香药价格飙升,各国怨声载道。民间香药贸易衰败,正是官商入市的好时机。

郑和下西洋时,最多一次配180名医者、医士,每150名船员即有一人,而明代边关卫每1120至5600名士兵才配一医士。郑和船队成员90%来自卫所,该配置未免太豪。其实,明代医士主要负责药物,较少看病。郑和带医士下西洋,是为买药,不是船员福利。

“郑和贸易”的利润惊人。

据《明会典》,郑和带去的青花白瓷盘,每个在南洋能卖500贯,碗卖300贯,可成本才几十文。在苏门答剌国,100斤胡椒只值1两白银,带回明朝,每斤能卖10两至20两。彼此差价都在千倍以上。

唐宋进口香药多是乳香,郑和多采购胡椒,以胡椒易乳香,因胡椒差价大,利润也大。当时东南亚多龙涎香,“货于苏门答剌市,官称一两,用彼国金钱十二个,一斤该金钱一百九十二个,准中国铜钱九千个”,郑和嫌贵,不予采购。

此外,当时东南亚诸国均接受明朝纸币。

胡椒被“强制推广”

大量胡椒被运回后,郑和不用担心销路。

明朝一度将胡椒折算成官员工资,甚至每斤折100两白银,官员叫苦,却不扰民间,名臣丘濬说:“今朝廷每岁,恒以番夷所贡椒木折支京官常俸,夫然,不扰中国之民,而得外邦之助,是亦足国用之一端也。其视前代算间架总制钱之类,滥取于民者,岂不犹贤乎哉。”

除“郑和贸易”,东南亚各国借口“进贡”,也将大量胡椒贩入中国。明代之前,胡椒是药,只有皇家、高官用来烹饪,很少被写入菜谱,经这一轮“强制推广”,明代几乎所有菜谱书籍都记有胡椒菜。

既然“郑和贸易”有利可图,为何史书却认为“浮海下西洋”是为“踪迹建文”?

其实,历代史家对此说均持怀疑态度,毕竟找建文帝不必去7次,这可能是朱棣的一个障眼法。自郑和第一次下西洋带回胡椒,发给监造皇宫的官员当奖金,收到奇效后,胡椒贸易迅猛发展。

作为皇帝的私人财源,外界很难了解运作的细节。朱棣时,明朝纸币风行东南亚,换回大量黄金、白银,但纸币以国家实力为担保,郑和的大航海事业被中断后,加上明朝军事实力下降,特别是明英宗在“土木堡之变”被俘,明朝纸币在海内和海外均严重贬值,只值票面的十分之一。

明景泰四年(1453 年)时,一斤苏木价至5至8分银,而明廷购入价是7分,已无利润可言,这让后人产生误会,以为郑和“赔本赚吆喝”。可朱棣花销惊人,如果不是郑和赚钱来养,怎能撑下来?

成了朱棣的铁班底

诸说皆不可靠,则“三保”何来?

学者吴之邨在《郑和“三保”名号考》中指出,“三保”实为“萨薄”,梵语,意“众商”,唐政府在驻唐波斯人中设“萨宝”一职,管理贸易,“萨宝”犹言“商队首领”。郑和先祖可能是西域胡商,宋代举族内迁,但“萨宝”的胡号世代相传,后讹为“三保”。不仅郑和被称为“三保”,他的父亲、爷爷等也都是“三保”。

郑和本姓马,成年后,“身长九尺,腰大十围”“行如虎步,声音洪亮”,被朱棣视为亲信。建文元年(1399年),建文帝密令北平布政使张柄与都指挥使谢贵逮捕燕王,二人带兵包围燕王府,郑和与800壮士日夜守卫,最终杀了张、谢。

“靖难之役”时,郑和屡立奇功,特别是“滹沱河之战”,朱棣身边仅剩十余骑,便有郑和。朱棣登基第二年,特书“郑”字赐姓。

朱棣是一个有抱负的君主,上台后屡对北元用兵,且兴建无度,“工役之繁,自营造两京宗庙、宫殿、阔门、王邸,采木、陶璧、工匠造作,以万万计”。吏部尚书林瀚抱怨:“两畿频年凶灾,困于百役,穷愁怨叹。山、陕供亿军兴,云南、广东西征发剿叛。山东、河南、湖广、四川、江西兴造王邸,财力不赡。浙江、福建办物料,视旧日增多。库藏空匮,不可不虑。”

可“帝(指朱棣)皆纳其言,然不能尽从也”,营造北京,直到1420年才基本结束。此外,还在南京营建大报恩寺,16年才完工。

“下西洋”是去找财路

朱棣为何这么拼?学者商传认为,可能与其身体欠佳相关。洪武十九年(1386年),27岁的朱棣患了“瘕”(音如假),差点病死。《明史》记录称,御医戴思恭问燕王有何嗜好,朱棣答以爱吃生芹菜,戴思恭遂“投一剂,夜暴下,皆细蝗也”。可能是有寄生虫。

登基不久,48的朱棣常感双腿痹弱不支,自称是风湿,他说:“我北征出塞,动至经年,为阴寒所侵而至。”不过,商传先生发现,在《朝鲜李朝实录》中有这样一条史料:因“鱼吕之案”(宫人鱼、吕二氏“对食”,牵连出后宫阴谋),多名宫人被杀,有宫女临刑骂道:“自家阳衰,故私年少寺人(即太监),何咎之有?”可见,朱棣丧失了生育能力,不到30岁,便再无子嗣。

朱棣是病夫治国,生理病痛让他产生了“人生苦短,努力奋发,青史留名”的想法。

据商传先生钩沉:“即使不曾出征出巡的时候,也总是忙碌无暇地临朝问政。成祖有晚读的习惯,每到夜深人静之时,便秉烛而读,披阅州郡图籍,将应办之事记录下来。有时睡到半夜,忽然想到需办之事,也立即起身,唤人记录下来备忘。有时往往彻夜不眠。”

好大喜功,兴造太多,带来沉重的经济负担,朱棣必须找财路,“郑和下西洋”很可能就是朱棣的钱袋子。以修大报恩寺为例,据明代王士性的《广志绎》记:“三宝太监郑和西洋回,剩金钱百余万,乃勅侍郎黄立恭建之(指大报恩寺)。”而“剩金钱百余万”,可能是经营收入。

“医药大交换”造福人类

从梁启超起,便有不少文人扼腕,以为郑和事业不断,中华文明或早已完成现代化。但历史不能假设,郑和的失败中有偶然性,也有必然性。

法国学者麦里筱指出,哥伦布启航时,大脑里先验地拥有一种观念——地球是圆的,这来自古希腊理性传统。而古代中国人的宇宙观是天圆地方和浑天说。

天圆地方认为中国是天下中心,周边都是水。浑天说则认为宇宙像鸡蛋,“地如鸡子中黄,孤居于天内”,周围是空气和水。二说都认为大陆之外只有水和小岛,不知道绕地球一圈会回到原地。

如果觉得自己是中心,即使看到了别的岛屿,也会觉得它们是边缘的、不重要的、可有可无的,到达这些岛,最好沿着大陆线航行,而不是穿越海洋。这种农耕文化形成的错觉,辅以“自圆其说”的虚假逻辑,成了人类理性的枷锁,郑和本人尚未突破,何况后来者?

不过,与当时西方船员患热病的死亡率高达60%相比,郑和船队病死率低,体现了惊人的航海医学水准。一方面,郑和出航前,随船带300多种中药;另一方面,郑和船员普遍饮茶,茶能补充维生素C,还是优质消炎药,且能保证饮水卫生。

郑和对中医走出去也有突出贡献,据清代陈伦炯《南洋记》:“暹罗(今泰国)番病,每向三宝求药,无以济施,药投之溪,令其水浴,至今番人唐人,尚以浴溪浇水为治病。”此外,郑和还带回大量西洋药物,很多被记录在李时珍的《本草纲目》中。

可以说,“下西洋”是人类史上的一次“医药大交换”。

(原标题:郑和下西洋 为了去买药?)

来源:北京晚报 作者:黄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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