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历史上有许多关于神童的传说，最出名的四则故事莫过于孔融让梨、曹冲称象、司马光砸缸救友、文彦博灌水浮球。

《独乐园图》 佚名

《独乐园七咏·见山台》 明·文徵明

孔融和曹冲是同时代人，生活于东汉末年，一个被杀，一个早夭，结局都不大好。司马光和文彦博也是同时代人，生活于北宋后期，两人都曾官至宰相；司马光去世后追赠温国公，文彦博生前封潞国公，均被后世尊为贤臣。

司马光和文彦博小时候的“光辉事迹”，见载于邵伯温所著《邵氏闻见录》：“文潞公幼时与群儿击球，入柱穴中不能取，公以水灌之，球浮出。司马温公幼与群儿戏，一儿堕大水瓮中，已没。群儿惊走不能救，公取石破其瓮，儿得出。识者已知二公之仁智不凡矣。”灌水浮球显示出文彦博的高智商，而砸缸救友不仅显示出司马光的高智商，还凸显了他处变不惊、敢于担当的高情商，两相比较，更胜一筹。需要指出的是，按宋人的原文，司马光砸的是“瓮”，也就是大坛子——瓮的外壁比缸的外壁薄得多，容易破开。

司马光的“壮举”在当时就广为传颂，甚至有人绘成《小儿击瓮图》四处发售，在宋元时期的《冷斋夜话》《北窗炙輠录》《宋名臣言行录》《厚德录》《自警编》《言行龟鉴》等多部笔记中也有相关记载，以至于后来收入了《宋史·司马光传》。不过司马光小时候也撒过谎，遭到父亲的严厉斥责，终生引以为戒。一个人的聪明脑瓜多半来源于先天遗传，但良好的品德修养一定是后天严格教导的结果，即便司马光这样的神童也不例外。

文彦博比司马光年长十三岁，为官的资历要深得多，两人不仅是至交好友，还同为政坛保守派的领袖，坚决反对以王安石为首的变法派。熙宁变法期间，他们俩先后移居洛阳，分别在洛阳城内营造园林，被后世传为佳话。

王安石写过一篇《伤仲永》，讲述金溪一个名叫方仲永的神童长大后“泯然众人”的故事。其实王安石本人也有神童之誉，过目不忘、下笔成文，聪颖不在司马光和文彦博之下。这三位都不是方仲永，不仅少时了不起，长大后更了不起。

熙宁二年（1069年），神宗任命王安石为右谏议大夫、参知政事，正式推行新法，许多保守派大臣因此或被免职，或遭贬谪。因为司马光和文彦博的名望极高，依然得到皇帝的器重，但栖身东京已很是压抑。

司马光率先离开首都，他于熙宁四年（1071年）来到西京洛阳，以端明殿学士的官职判西京留司御史台，属于闲差，平时主要致力于编撰《资治通鉴》。

熙宁六年（1073年），司马光在尊贤坊北关买了十五亩地，建造了一座独乐园。据李格非的《洛阳名园记》：“司马温公在洛阳，自号迂叟，谓其园曰‘独乐’。园卑小，不可与他园班。其曰读书堂者，数十椽屋；浇花亭者，益小；弄水、种竹轩者，尤小；曰见山台者，高不过寻丈；曰钓鱼庵，曰采药圃者，又特结竹杪、落蕃、蔓草为之尔。温公自为之序，诸亭台诗颇行于世，所以为人欣慕者，不在于园耳。”

独乐园中有七处主要景致，分别与司马光仰慕的七位古人联系在一起——

正堂名为“读书堂”，兼做书房，取西汉儒学大师董仲舒勤于治学的典故。司马光终生奉儒家学说为正宗，不习佛道，与董仲舒的心意一致。读书堂中陈书万卷，每年夏秋晴朗之时，都要依例“晒书”。司马光爱书惜书，读书时必将书放在方版上，仅以两指轻轻翻阅，不少书多年后就像新的一样。

池中小岛种着竹子，束其枝叶，仿照渔家蓬屋搭起小庐，称“钓鱼庵”，比拟东汉隐士严子陵的钓台。司马光离开首都后，神宗曾对辅臣说：“司马先生就是想做严子陵，哪里肯为朝廷做事！”这确实是冤枉司马光了，他是因为无法按自己的心愿给朝廷做事，才去做严子陵的。

水池东侧有大片药畦，北侧种竹，将竹梢压低后相互交织形成小屋，称“采药圃”，出自东汉隐士韩康隐姓埋名在深山采药的故事。司马光于独乐园隐居，本想学韩伯休逃名，可名气反而是越来越大，对此苏轼有诗云：“儿童诵君实，走卒知司马。”“君实”是司马光的字。

园中水渠萦绕，在屋内分成五股注入小池，定名“弄水轩”，隐喻唐代诗人杜牧在池州游赏的弄水亭。弄水轩确实有趣，司马光经常和友人在这里临水游戏。水池北面有六间茅屋，前后种着许多竹子，可以纳凉避暑，称“种竹斋”，用爱竹如命的东晋名士王子猷旧典。药畦南面辟为花圃，分种牡丹、芍药和其他花卉，另构一亭，称“浇花亭”，效仿唐代诗人白居易在洛阳履道坊宅园中酿酒浇花的往事。

特别值得一说的是园中一座名为“见山台”的高台，高台上凉风习习，是夏日读书、睡午觉的好地方。登台后视野开阔，可远眺城外群山。目前可见的多数古籍所记司马光的《见山台》均为：“吾爱陶渊明，拂衣遂长往。手辞梁主命，牺牛惮金鞅。爱君心岂忘，居山神可养。轻举向千龄，高风犹尚想。”唯有美国克利夫兰艺术博物馆和台北故宫博物院所藏明代文徵明的行书《独乐园七咏》中写作“吾爱陶隐居”，差别似乎不大。所有研究者都认为此景借用了东晋诗人陶渊明“悠然见南山”的典故，但其中的内容似乎又与陶渊明的事迹不太相干。

最近有学者考证，此处的“陶渊明”应为“陶通明”，即南朝齐、梁时期的著名道士陶弘景。陶弘景，字通明，谥号贞白先生，精于炼丹、书画、琴棋、医术，长期隐居于句容茅山，传上清派大洞经箓；他隐居修道却又心系天下，被时人称为“山中宰相”。梁武帝曾亲写诏书，赐鹿皮巾，以重礼聘请陶弘景出山为官，却被陶氏辞谢，他还亲笔作画，表明自己希望做自由自在的田间之牛，而非套上金饰皮带、被人驱赶的祭祀之牛。《庄子·秋水》说，乌龟宁可在泥潭中摇着尾巴爬行，也不愿去庙堂上充当神圣的供品，这和陶弘景想表达的意思差不多，也与司马光当时的心境颇为契合。

司马光为人坦荡宽厚，平日里水火不容的政敌也佩服他的人品，甚至连辽朝的君臣都非常仰慕他的风范。独乐园初成，司马光入住后四处观望，发现墙外埋藏着几十支尖锐的竹签，忙问这是怎么回事。身边人回答这里并非正常的人行之处，埋藏些竹签以防盗贼攀墙。司马光说：“我家里能有几个钱，有什么可防的？何况盗贼也是人，扎伤了如何是好？”命人将竹签全部撤去。

北宋时，洛阳是全国的文化中心，也是天下第一园林名城，公卿、文士、富商之园数以百计。虽然独乐园在其中属于规模较小、朴素平淡者，却因司马光的人格感召而倍受推崇，诗文传唱甚多，是古代儒臣园林的最高代表。

元丰三年（1080年），文彦博拜为太尉，判河南府，也到了洛阳。他对全城水系进行整治，恢复漕运河道，与此同时为城内外的园林带来更丰沛的水景。文彦博的财力远比司马光雄厚，他在从善坊构筑了一座宅园，又在建春门内修建了广达数百亩的东庄花园。

东庄花园的前身是唐代诗人沈佺期的药园，只不过后来逐渐废弃了。文彦博将这块地买下来，重建园林，定名“东庄”，以模仿南朝大臣徐勉在建康城外修营东田小园的举措。东庄花园所处的位置恰好是伊水三湾的相接之处，虽在城内，风貌却类似郊园，林木森森、大池浩渺，水中种有菱角、莲花、蒲草，颇富江湖野趣，适合泛舟游览，向东南可远眺嵩山。园内设有四座厅堂，渊映、瀍水二堂高踞水上，湘肤、药圃二堂之间列置水石之景。那只华亭鹤是友人梅挚送来的，养在园内，平添了几分仙气。司马光曾为此园题诗：“嵩峰远叠千重雪，伊浦低临一片天。百顷平皋连别馆，两行疏柳拂清泉。”

文彦博专门组织了一个“耆英会”，邀请在洛退休官员中的年高德劭者于园中宴集，司马光也在其列。诸老须发皆白，衣冠楚楚，与山水花木相映成趣，每次宴集，都有市民驻足围观。后来司马光又组织了一个“真率会”，与三五好友时常小聚，文彦博也想参加，但司马光说您官位太高，会让大家感到压抑，还是别参加了。文彦博不甘心，一次他听说聚会开始了，便不请自来，司马光只好请他入席，还开玩笑地说：“这场‘真率会’因您的到来而变俗了。”

其实司马光本人并不喜欢热闹，多数时间都留在独乐园读书、编书。有一年的元宵节，夫人张氏想外出看灯，司马光说：“家里也点灯，何必出去看？”夫人说：“除了看灯，我还想看人。”司马光又说：“难道我是鬼吗？”这句话的潜台词是：“去外面看什么人？在家看我就行了。”

司马光与夫人的感情很好，他终生没有纳妾。夫人去世后，他整日在独乐园的读书堂中枯坐，还在屋梁上用隶书题写了两句诗：“暂来还是客，归去不成家。”失去最亲的人，园林也好，堂宅也罢，都不再是家。

元丰八年（1085年）三月，神宗驾崩，在太皇太后高氏的主持下，朝局颠覆，保守派重新得势。司马光率先被召回东京，于元祐元年（1086年）拜相，而后他又力荐文彦博复出，拜平章军国重事，共同废除新法、恢复旧法，史称“元祐更化”。

当年九月，司马光因积劳成疾去世，享年六十七岁。四年后，文彦博决定退休回洛阳养老，在东庄花园安享天年。他又活了七年，九十一岁时才去世。

王安石第二次罢相后，退居金陵，在城东门外七里建造宅园，因此园距离钟山峰顶也是七里，恰好处于上山半途，遂定名“半山园”。半山园与独乐园南北遥望，被视为新党和旧党的最高象征。后来，王安石将此园捐为佛寺，神宗赐额“报宁寺”，但民间多称其“半山寺”。

徽宗继位后，政局再度变更。崇宁元年（1102年）奸臣蔡京拜相，刻立“元祐党籍”碑，将保守派诸臣定为奸党，司马光和文彦博分列第一和第二。徽宗对司马光的感情或许很复杂，据《齐东野语》，一次徽宗在宫廷中与蔡京的儿子蔡攸等人扮戏为乐，持鞭亮相，蔡攸在旁边说：“陛下好个神宗皇帝！”徽宗用鞭子打了他一下，说：“你好个司马丞相！”蔡攸和他父亲一起贬抑、迫害保守派诸臣，却仍以扮演司马光为荣。

司马光、文彦博和王安石在历史上都享盛名，却褒贬不一。从政治层面来说，他们三人都是失败者，无论是推行新法还是恢复旧法，都没能挽救大宋衰亡的命运。

北宋末年金人入侵，于靖康元年（1126年）占领西京洛阳，而后又占领东京汴梁。南宋前期，洛阳成为宋金双方反复争夺的焦点，饱受战火洗礼，往日绚丽的园池几乎全部毁于兵火。当时名满天下的独乐园和东庄花园，最后只在文字和图画里留下了淡淡的痕迹。

（原标题：观园圃 忆名臣

司马光的独乐园与文彦博的东庄花园）

来源 北京晚报  作者 贾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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