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今中外，学术的发展总是由时代所推动，时代是影响学术发展最具决定性的力量。现代中国的学术发展就与中国现代化进程桴鼓相应。

新华社资料图

三次学术转型构成了七十多年来中国哲学社会科学发展的壮丽景观

1949年以来，随着中国社会、中国历史翻天覆地、波澜壮阔的巨变，中国的哲学社会科学已经完成了两次大规模、全方位、根本性的学术转型。第一次是1949年开始的从民国学术到共和国学术的巨大转型，第二次是1978年开始的从“以阶级论为纲”的哲学社会科学到“以现代化为纲”的哲学社会科学的巨大转型。而从党的十八大前后开始，正在经历着、进行着第三次巨大转型，我把它概括为从“以现代化（某种程度的西方化）为纲”学术范式到“以本土化（中国化）为纲”学术范式的转型。这三次转型犹如学术史上席天卷地、此起彼伏的三波巨浪，构成了七十多年来中国哲学社会科学发展的壮丽景观。

在我看来，本次大转型实质是从根本上摆脱对西方化的学科体系和理论体系的依赖，着力构建具有中国特色的哲学社会科学学科体系、学术体系、话语体系，彰显哲学社会科学的中国特色、中国风格、中国气派。具体而言，这次大转型将表现为从与西方接轨到与传统接轨、从“文化自卑”到“文化自信”、从批判传统到礼敬传统、从追求西方化到追求本土化、中国化。它将从根本上重塑中国哲学社会科学品格，使中国哲学社会科学重新建立与东方这片广袤大地的关系。

第三次学术大转型的使命和支点

第三次学术大转型担负着特别重要的历史性使命。首先，它将从根本上改变过去一百多年来中国哲学社会科学在本土化与西方化、传统与现代两极之间严重失衡的状况。现当代中国的哲学社会科学学科体系，以及这个体系的所有层面和板块，包括理论工具、基本预设、方法路径等，基本上是一种对西方学术全盘性的横向移植。虽然这套体系对当代中国学术发展的重要性不言自明，但同样，这套来自西方的理论体系和中国经验之间也存在着巨大的脱节。不得不承认，这一脱节几乎是当前学术界所有重大问题、重大缺憾的根源。

其次，它将使中国学术彻底摆脱当前愈演愈烈的“知识短缺”的尴尬。40多年来，中国以快速工业化进程为特征的经济奇迹十分惊人，不但基本完成了从延续了五千年的农耕社会向工业社会的转型，用一两代人的时间走完了西方两三百年所走过的路程，而且这种转型走的还是一条迥异于西方的独特道路。中国模式已经在实践上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中国的崛起、中国的经济发展道路已经颠覆了许多西方社会科学的基本结论。这些成就用西方的“经济模型”和“社会模型”是无法解释的。无怪乎德国研究中国问题的著名专家韩博天惊呼：当下流传甚广的现代化、民主化以及政府转型理论对解释改革开放时代的中国，充其量只提供了一束微光，中国罕见的发展轨迹对政治变迁的传统理论和模型都提出了挑战。当代中国的实践早已突破现有西方理论的边界，这是第三次学术大转型的底层逻辑。

再次，它将为中国哲学社会科学开拓新的发展路径。第三次大转型决不能光喊喊口号，关键是怎么办。在我看来，我们必须在当代学术和中国传统文化之间建立起新的关联，换句话说，第三次大转型必须充分挖掘和利用传统文化这座宝库。这是因为，传统是我们的文化属性，传统蕴藏着我们的文化基因，传统是连接中国式现代文明的脐带，因此，第三次大转型，必须扎根于具有五千年历史的文明传统之上。只有扎根传统，才能克服第二次大转型过度西方化的偏弊，找到第三次大转型的支点。

原创是第三次学术大转型的关键

原创是学术生产的灵魂，是推动学术发展的关键。能否提高中国哲学社会科学的原创性，是第三次学术大转型的关键。没有原创性，就只能跟在别人屁股后边亦步亦趋；没有原创性，就没有自己的主体性，也就无从谈起构建具有自身特质的学科体系、学术体系、话语体系。只有紧紧扭住原创性这个牛鼻子，我们才能提炼出有学理性的新理论，提炼出具有标识性的新概念，显示出中国学派的特色和优势，当然，只有依靠原创性，我们才能赢得世界学术界的尊重，参与国际学术话语权的竞争，才能在世界学术大格局中牢牢守住自己的阵地。

我们对本土化的追求是在全球化、国际视野下进行的

说到本土化，或许会引起一部分人的担忧，以为本土化意味着对世界文化的隔绝，意味着学术上再一次闭关锁国。这种担忧可以理解，毕竟我们已经生活在一个全球化时代。毫无疑问，全球化也体现在学术文化上，而且这样一个势头不可阻挡。我们必须承认西方学术在许多方面是胜过我们的，在许多领域，他们是居于领先地位的。他们在学术创新上所表现出来的创造性更加值得我们学习。我们在承认学术发展受语境影响拥有个性的同时，也必须承认世界学术还有共性。最关键的是，文明互鉴的前提是相互了解。只有更充分的了解，我们才能创造出一种融合各国各族文明的当代世界文明。我们只有更深入地了解西方学术，才能够以此为对照来加深对于中国文化的了解。因此，本土化的过程绝不意味着把中国孤立化或者说把中国孤岛化，更不意味着与西方学术的简单对立。那种关上门来自言自语、自说自话，甚至幻想回到复古守旧、与西方学术老死不相往来的主张不是我们所说的本土化。需要再次强调，我们所说的本土化丝毫不排斥西方的社会科学理论，而是更加重视西方的社会科学理论，更加注重引进和消化西方先进学术理论。我们不能以牺牲学术自主性为前提全盘接受西方理论，同样，我们更不能以主体性为借口拒绝融入国际学术共同体。我们对本土化的追求是在全球化、国际视野下进行的。

百多年来中国学人的共同愿望

本土化主张并不是一时心血来潮。自晚清民初西方学术传入中国以来，如何建立起本土的话语体系，如何与西方学术比肩而立，一直是历代学人孜孜以求的目标。上世纪二三十年代，中国学者就举起了“社会学本土化”的大纛，三四十年代的“学术中国化”运动，再一次反映了中国学人对学术本土化的憧憬。张光直先生早就断言“中国提供了足够的资料从它本身来拟定新的社会科学法则”。黄宗智先生也倡导“建立中国研究自身的理论主体性”。这些都反映了学人对于学术本土化的迫切愿望，也激励着我们开展本土化学术的实践。1902年，梁启超在《论中国学术思想变迁之大势》中曾经写道：中国“学术思想所磅礴郁积”绝非“彼崎岖山谷中之犷族，生息弹丸上之岛夷，所能梦见者”！无论是上古还是中古，“合世界史通观之”，皆“我中华第一也”。在任公看来，虽然近代以来中国学术令人汗颜地落后于世界，但中国学术定能“恢复乃祖乃宗所处最高尚最荣誉之位置，而更执牛耳于全世界之学术思想界者”！任公所言，反映了百多年来中国学人的共同愿望。这种“执牛耳于全世界之学术思想界者”只能是本土化的中国学术。广大哲学社会科学工作者应当不负新时代党和人民的期许，更加自觉地走在时代前列，主动承担起学术本土化的重大历史使命，积极参与到第三次学术转型的大潮中来，创造出更多具有创新性、标识性的研究成果。我们相信，共和国学术的第三次大转型，必将以磅礴之势书写出中国学术新的篇章。

（原标题：“执牛耳于全世界之学术思想界者”只能是本土化的中国学术—— 迎接第三次学术大转型) 

来源：北京日报 作者：王学典 （作者为山东大学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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