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明史编撰，要有中国视野和中国特色。中国视野就是用中国人的眼光看世界；中国特色，则是坚持历史唯物主义和辩证法，运用中国史学编纂的传统和方法，对世界各国的文明史进行研究和阐释。世界各地的学者都编纂文明史，也各具特色。中国学者背靠深厚的中国文化研究文明史，凭借的是中国的观察角度、中国的文化传统、中国的历史研究方法和中国的人文关怀传统。

资料图 潘之望 摄

从中国立场出发，可以对西方文明史上许多争论不休的问题的研究有所推进

在西方国家出版的文明史著作中，我们经常看到整合和张力这两个概念。中国学者对它们比较陌生，在写中华文明史时，似乎用不到这两个概念。往浅处想，这与西方文明的替代性演进方式有关。西方文明的发展常常是替代性的，发展过头了，需要矫枉过正，所以需要整合。例如，希腊是一种样子，罗马是另外一种样子，日耳曼人的王国又与前两者相当不同，后来，又出现了中世纪的神的时代、文艺复兴时期的人的时代和工业革命后的物的时代。西方文明的这种发展方式，与中国文明循序渐进的演进方式是相当不同的。

中国文明的发展，连续性成分居多。每分每秒都在调整，但是，基本的结构、框架变动并没有欧洲那样剧烈。欧洲文明与此不同，文明的演进分成几个步骤：首先是文明的稳定阶段，不久进入争论阶段，出现很多需要解决的问题；再接着，出现了实验阶段，大家发表观点，互相争论，落到实处就是做实验，积累经验，酝酿改革；然后，就进入改革或革命的阶段，暴风骤雨般把旧制度摧毁，建立新制度；革命之后，还有一个阶段，即整合阶段，就是把改革之前的合理因素和改革之后的合理因素整合到一起，扬其精华，去其糟粕，并在制度层面上把改革或革命的成果巩固下来。这个时期过去，新的文明出现，就进入稳定时期。这种演进方式，使西方人感到整合是必不可少的。

例如，近年来，中国学者在宗教改革史和德意志农民战争史研究方面取得一些成果，有一些问题研究得比较深入。中国学者对德意志农民战争的研究成果集中在探讨运动的革命性上。与之不同的是，欧美学者研究德意志农民战争史，仅把这场战争视为宗教改革运动的一个组成部分。其中，闵采尔、盖斯迈尔等人，被认为是德国宗教改革运动中的激进派。东德的马克思主义史学家，研究闵采尔等革命者，重点放在他们在反封建斗争中的英勇表现。中国学者生活在社会主义国家，他们的研究重点放在建设方面，即1525年的革命者如何创建新制度，如何构建人民共和国的政治纲领。

闵采尔和盖斯迈尔是恩格斯在《德国农民战争》中提到的两个人物，恩格斯还提到反映在闵采尔思想中的早期共产主义萌芽。中国学者研究这两个著名人物，发现他们的斗争目标是建立人民自己的国家。政治上，实行选举制度、任期制度，保障人民的利益；经济上，废除私有制，实现分配上的平等。盖斯迈尔写的《蒂罗尔宪章》，对政府如何管理商业、矿业、农业，以及如何改革货币，都写得明明白白；在分配制度上要求集体富有；在社会方面，要实施社会救济，帮助病人和穷人。这些研究表明，德意志农民战争的革命性，不仅表现为反抗封建制度的坚决，更表现为建立人民共和国的政治目标。可见，从中国立场出发，可以对西方文明史上许多争论不休的问题的研究有所推进。

运用中国研究史学的方法，能够对文明史研究作出积极贡献

重视史料是中国史学的一个传统。运用中国研究史学的方法，能够对文明史研究作出积极贡献。

程应镠先生曾经这样论述史料：“史籍是我们现在研究国史的重要史料，除此之外，甲骨文、金文、石鼓文、历代碑刻、墓志、器物图录，都是史料。”可见，史料的范围是非常广泛的。

中国的历史研究，强调任何事情的发生，都要进行原因和后果的分析，都要对事物产生的背景进行深入考察。这种方法能够帮助我们澄清欧洲文明史上的一些问题。例如，古代希腊的艺术作品大多是雕刻而成的神像，而且被制作得精美绝伦、美轮美奂，有脱离现实的成分。如果问一位艺术史家，他会告诉你，这是古典希腊的艺术风格，是古代希腊人的精神信仰和理想寄托。但如果问一位中国历史学家，答案就会不同。在中国史学家眼里，古希腊的艺术品产生于一个烽火连天的乱世。公元前12世纪，爱琴海文明遭到北方蛮族入侵的严重破坏。其后，希腊人在这块曾经有过丰硕文明的废墟上重建了灿烂的希腊文明，成为欧洲文明的真正始祖。进入奴隶社会后，希腊半岛上出现了两百多个奴隶制城邦国家，每一城邦以城市为中心连同城郊农村组成大小不等的国家，各自为政。其中最强大的是雅典和斯巴达。由于国穷民贫，为了生存和发展，各城邦国家之间不断发生战争，弱肉强食。

在这种背景下，塑造神像用来维护希腊的国家统一，成为希腊艺术家的使命。古代希腊诸多城邦林立，要使处在战争状态的各个城邦的人都感到自己是希腊人，就不能塑造某个城邦的伟人，而要塑造各个城邦都公认的奥林匹斯诸神。如果艺术家只雕刻雅典名人，那么斯巴达人就不认可。如果歌颂斯巴达的英雄，那么雅典人也不高兴。那么，干脆雕刻神像好了，因为宙斯、赫拉等住在希腊北部高耸入云的奥林匹斯神山里，他们是整个希腊的文化象征。正是出于这个政治原因，希腊雕刻不仅以描绘宙斯、波塞冬、阿波罗等神灵的英俊为主，也雕刻以美丽著称的阿芙洛狄忒、雅典娜、赫拉。希腊艺术以神像为描述对象且又必须把神像雕刻得精美绝伦的谜团，在这里得到了一种解释，即实际上是用文化促成希腊统一的一种手段。

强调文明的发展，强调社会的和谐，强调历史演进今古相承，这些中国史学的传统可以运用到对世界文明史的研究中去

中国史学家研究文明，注重研究人，研究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也研究文明交往中的人类和谐。这些方法也可以运用到世界文明史的研究中去。

因古代中世纪长期政治分裂、近现代社会又高度竞争的缘故，西方人具有把物质文明与精神文明对立起来的看法。在古代中世纪，有灵与肉、暂时与永恒、人间与天国的对立；在近现代，有精英文化与大众文化的对立。中国的历史发展与此不同，自秦汉以来，虽有分裂，但中国基本上是一个统一国家，从而形成了中国人的家国情怀。因为只有修身、齐家，才能够治国平天下，也就是没有要把各种事物硬性地找一个相反面，再把它们对立起来的习惯。

中国文化是求真和强调现实的。认识论上求的真就是返璞归真，还自己的初心。这是中国人的心性，也是中国人要求实施的实践理性。

这样的文化背景，使中国的史学家视国家统一、人类和谐为文明的进步。文明是历史进步的表现，其中有世界各个国家的贡献。这种追求世界大同的理念，与视文明为冲突、为战争来源的史观非常不同。强调文明的发展，强调社会的和谐，强调历史演进今古相承，古为今用，今胜于古，这都是中国史学的传统。这种观察历史的方法，也可以运用到对欧洲文明史的研究中去。

从全球文明的角度来探讨文明，能够看到文明是治乱兴衰、强国富民的强大推动力。在人类历史上，强盛的国家都是文化强国。人类文明史的研究至关重要，因为它揭示出“文化兴，则国家强”的规律性。远古的人们通过“文字、城市、国家”告别了原始社会，今天的人们通过“文化、科学、创新”建造现代世界。没有文化，哪有思想；没有思想，哪有创见；没有创见，又哪有强国富民的大政方针？一部文明史，讲的都是文化兴国的道理。

文化是国家发展的大战略，把中国文化置于世界文化的整体格局中看，能够知道为中国找到一个世界发展中的有利位置是何等重要。在世界大文化格局下，国家是按照规则逐步发展起来的，正如一个齿轮咬住另一个齿轮，却又在运动之中有规则地行进。从这个意义上看，文化代表了一种高层次的和谐、相容和包容。当今世界，谁具有文化上的引领性，谁就拥有建设现代国家的制高点。研究文明关乎国富民强并且触及国之根本，对此又有谁能够不参与、不投入呢？

（原标题：中国视野既可以对许多争论不休的问题有所推进，又在方法上有所突破——世界文明史研究应有中国视野）

来源：北京日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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