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09年元月的一个下午，法国犹太裔金融家阿尔伯特·卡恩参观了位于北京国子监的孔庙，九十多年后的2001年10月，他一生为之付出的“地球档案”(今多译作“星球档案”）中部分资料照片，又以《旧京影像：持久的幻影？》为标题，在时为首都博物馆的孔庙展出，这或许不是巧合，但一定在卡恩的料想之外。

“地球档案”中阿尔贝·杜帖特拍摄并标注的“西长安街上的香妃落楼”。

北京影像资料中的宝月楼旧景。

清宫廷画家郎世宁所绘“香妃像”。

卡恩“地球档案”中的阜成门外影像截图。

所谓“地球档案”是源于阿尔伯特·卡恩灵感中的一种预见：“人类活动的多面观，操作形式和类型肯定要消失，不过是迟早问题而已。”因此，从1909年至1931年间，他收集了七万两千多张反映各国风土人情、建筑风貌和社会现状的照片，以此奠定了后来“阿尔伯特·卡恩博物馆”的基础资料，其中就包括记录中国清末民初景观的照片两千余张。这无疑是一项前瞻性的工程，结果是使那个时代的人们“睁开了眼睛”。

我那年在参观孔庙时有幸巧遇了这个展览，它是由彩色玻璃正片和黑白立体感片两部分组成，其中黑白立体感片部分，就是由当时随卡恩来华的摄影师兼司机阿尔贝·杜帖特拍摄的。立体影像最早出现于1832年，由英国人查理士·威斯特士顿发明，它利用反射式透镜看图，从而产生一种透视中的立体效果。通过镜面，一幅幅旧京影像具有了空间性，随之则是时间的带入，眼前的景观变得生动鲜活起来，一种历史很远、时光很近的隔世感倏忽而至。其中有一张照片引起了我的注意，标题是“西长安街上的香妃楼”，照片右边站立者的背影，据说是卡恩一行的中国向导，他身背手提两架相机，双臂叉开，体态笃实。瓜帽下长长的辫子喻示着那是在辛亥革命前。他左上方是一座楼阁，造型别致却稍显破败，与人物呈对角结构，应该就是题目中的“香妃楼”了。从画面上看，当时的长安街还是土路，地面上车辙清晰可见，且并不笔直，路边尚有少许积雪，季节背景一目了然。然而我关注的不止这些，还有图片旁的一段说明文字：“香妃楼位于回民营北边沿，面对宝月楼、今新华门，即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所在地——中南海的正门。此楼为清乾隆帝于二十四年（1759年）为其宠妃香妃而建。香妃思家时登宝月楼向南眺望，其家人亦上对楼北望，以慰思念之情。”对于不了解那段历史的人来说，这段表述颇有人情的温度。但比对史料记载，就会发现这里面正史野史混杂，时间、主体表述不详，比如从时间上看，上面说的“此楼”应指宝月楼，主体已转换。后面的“对楼”才又回到“香妃楼”，而两楼的实际功能亦与正史记载不符，需要有所厘清，才能还原这幅照片所涵盖的史实真相。

关于宝月楼，《北京传统文化便览》中确有乾隆为缓解香妃思乡之情而建的说法，而长安街以南与宝月楼隔街相对，也确曾有回民营的存在，但说这些是因香妃而设，却是谬传。按乾隆《御制宝楼记》中所说，西苑（即中南海）中的建筑都是前朝遗留，南海的南岸过于空旷，乾隆“每临南台望，嫌其直长鲜屏蔽”，于是命工部根据地形环境添置一座建筑，并于乾隆二十三年（公元1758年）竣工，这就是宝月楼的由来。此说有御制《题宝月楼》诗为证：“南岸嫌长因构楼，楼临直北望瀛洲。”此时香妃尚未入宫。宝月楼建成后，因“池与月适当其前，柳亦有乎广寒之亭也”，即看到月亮高临液池之上，进而联想到月中的广寒宫，故命名为宝月楼。至于回民营则出现在宝月楼建成的四年之后，乾隆御制《宝月楼诗》中有“西宇向南凭”之句，注释说：“（宝月）楼临长安街，街南俾移来西域回部居之，宝宇即有其制。”即指宝月楼南面可见西域风格的建筑，为迁徙而来的新疆回部居住区。为便于营中人做礼拜，朝廷亦斥资同时修建了普宁清真寺，杜帖特照片中的楼阁，就是寺内的“邦克楼”，也称“唤礼楼”，曾为当时的“京城第一门楼”，所谓“香妃楼”只是民间的附会之说。

至于宝月楼和邦克楼是如何与香妃联系在一起的，这需要对香妃的身世做一个梳理。史料记载，乾隆后宫只有一位来自新疆维吾尔族的容妃，于乾隆二十五年（公元1760年）入宫，封为和贵人，乾隆三十三年晋升为贵妃，从时间与民族来看，这个容妃就是香妃，人传她身有奇异体香，被乾隆宠爱，故称为“香妃”。其实香妃原名叫叶伊帕尔汗，意思就是“香”，因此，香是她的名字，而非指体味。叶伊帕尔汗生于雍正十二年(公元1734年），是新疆秉持回教始祖派噶木巴尔的后裔，其家族为和卓，世代居住在新疆的叶尔羌。和卓家族又分为阿帕克与额赖玛特两部，香妃家属额赖玛特部，立场倾向为拥戴朝廷反对分裂，故遭到大小和卓的排斥。乾隆二十二年大小和卓叛乱，朝廷进兵新疆平叛，香妃的叔叔、兄弟配合清军作战，建有功勋。叛乱平息后，香妃的五叔、六叔、胞兄图尔都及其他五位首领应召入京，被封官进爵，史称“八爵进京”。乾隆将他们所带领的部族编入八旗，并下诏封居，地点就在宝月楼南侧今东安福胡同一带。随叔兄一起进京的香妃也应召入宫并被册封，此时宝月楼已建成一年多了。从历史的角度看，这其实是一桩因俗而治的政治联姻，以便乾隆达到长久稳固边陲的目的，并非月下老人因情设事的安排。香妃入宫后，鉴于特殊的宗教信仰、生活习俗，她没有被安排住进皇宫，而是住在了宝月楼，与南边后来出现的回民营及清真寺隔街相望，于是便有了香妃与家人对楼聊慰亲情的传说。普宁清真寺是“敕建”项目，规格颇为奢华，从杜帖特照片中的邦克楼就可见一斑：花体卷门之上是西域纹饰的墙体，楼阁为四柱单檐九脊顶，高耸宇飞，四壁轩敞，玲珑秀美。可以想见，当年每逢做礼拜时，悠扬的唤礼声掠过长街在宝月楼上空回荡，是一种何等的异域风情，香妃因此有近乡情怯之感，也是顺情顺理的事情。

查史溯源，邦克楼虽不应称为“香妃楼”，宝月楼也并非因香妃而建，但它们的存在确实都与香妃有着“道是无晴却有晴”般的牵扯。在史料和口传之间，中国民间似乎更热衷于街谈巷议、道听途说，这是基于百姓内心朴素的理想与乐见，往往使得一些历史人物，被分割为本体和精神的两副面孔，因而才演绎出一段乾隆与香妃缠绵悱恻的爱情传奇。历史上的香妃在清宫生活了二十八年，而乾隆也确实对其有所宠爱，下江南巡泰山都有香妃随驾就是史证。香妃香消玉殒三年后，年已八旬的乾隆还于宝月楼前吟诗神伤：“卅载画图朝夕似，新正吟咏名今同。”此情此景并不虚传。

辛亥革命后，袁世凯任民国大总统时接管了清室的西苑，把中南海作为总统府。按中国的传统习俗，府邸正门要向南开，于是由当时的内务总理朱启钤主持，将位于中南海南墙内仅几米的宝月楼底层中间打通，改为大门，移端王府的一对石狮置于门前，又将挡在前面的皇城红墙扒开一段缺口，加砌两道八字墙，请晚清文人袁励准书“新华门”馆阁体匾额一幅，悬于门上，自此宝月楼更名为“新华门”，取代西苑门成为了中南海的正门，并一直沿用至今；而对面的清真寺，袁世凯遂以不宜直对总统府为名，下令拆除，并修了一道灰色花砖墙，用以遮挡路南的民居。一座楼变成一道门，敞开的是历史往事的风云诡谲；一道墙取代一座寺，遮蔽的是民间世相的落落红尘，而我们今天依然可以持续这个话题，却是得益于阿尔伯特·卡恩“地球档案”的唤醒。现在看来，这张照片拍摄得非常及时，它果断地在一个时间节点，记录下了往事的印迹，几年后它的主体连带那个王朝，便在历史的进程中灰飞烟灭了。也许当时的拍摄，只是从建筑景观实录的角度考虑，并不了解它背后的复杂意味，但那个站立的人物背影，却成为一种悄然的暗示，正如法国前国务部长查勒·帕斯嘎在《旧京影像·持久的幻影？》一书的出版序言中说的：“地球档案的建立很显然是不屈服于事物变化无穷的偶然性，因此才能成为人们了解今天的有力历史见证。”

作为摄影，或许这一张不够艺术，说明文字亦有纰漏，但我们从中品味出的岁月之美，是以丰富的历史内涵及其民间延展为依托，因而不是艺术的，而是情感和认知上的。

（原标题：卡恩“地球档案”之“香妃楼”小考）

来源：北京晚报 作者：奚耀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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