说起北京胡同的名字,真可谓五花八门。有的因人而得名,如三保老爹胡同、李阁老胡同;有的因官署府衙而得名,如北兵马司胡同、本司胡同;有的因寺庙而得名,如千福(佛)巷、观音寺街、蓑衣胡同;有的因特殊标志,如铁狮子胡同、松树胡同、砖塔胡同;但是还有不少胡同的名字令人莫名其妙,比如不止一条的“毛胡同”:羊毛胡同、猪毛胡同、鸡毛胡同,还有和毛胡同谐音的“帽胡同”:白帽胡同、棕帽胡同、官帽胡同……这些胡同的名字是怎么来的呢?且听在下慢慢道来。

带“毛”的胡同不止一条

东城区建国门南大街西侧,曾有一条南北走向的大羊毛胡同,北起小羊毛胡同,南止盔甲厂胡同,中与北京站东街相交。而北京城的羊毛胡同不止这里的两条:

明朝人编著的《京师五城坊巷胡同集》中,金城坊阜成门街南,还有一条羊毛胡同。在侯仁之先生主编的《北京历史地图集》中,万历至崇祯年间北京城地图上,这条胡同为东西走向,在孟端胡同南边。到乾隆年间,这条胡同改叫“养马营”了,但当地百姓仍叫它为“羊毛营”。

清朝人著的《京师坊巷志稿》中,西长安街以南,也有一条羊毛胡同。在《北京历史地图集》的乾隆十五年北京城地图上能找到它,在石碑胡同以南、西江米巷以北、兵部洼以东。

大栅栏西街以南,还有一条“西杨茅胡同”,很可能是从“西羊毛胡同”改来的。

北京城不单有羊毛胡同,还有猪毛胡同,谐音作朱毛胡同或朱茅胡同,也不止一条。

就在大栅栏一带的西杨茅胡同东边,有一条“朱茅胡同”。北京人喜欢把一些“不雅”的胡同名改成“文雅”的谐音,比如“王寡妇”改成“王广福”、“狗尾巴”改成“高柏”之类。“猪毛”于是就改叫“朱茅”了。

《京师五城坊巷胡同集·北居贤坊》中记载着又一条“猪毛胡同”,其位置在东直门大街南,新太仓北门附近。

除了叫“毛”的胡同以外,北京还有不少叫“帽”的胡同。

《京师五城坊巷胡同集》里,宣武门里、顺城墙往西,有条“白帽胡同”,又有“棕帽胡同”。《北京历史地图集》万历至崇祯年间的北京城地图上,还有另外一条“棕帽胡同”,位置在阜成门内以北、朝天宫之西。乾隆年间的北京地图上,又有“宗帽胡同”,位置在内城西南角的太平湖以北,并有“宗帽胡同”头条、二条、三条、四条。

此外,东城区西裱褙胡同附近,曾有“官帽胡同”。西城区有“锦帽胡同”,据《燕都丛考》说原叫“鸡毛胡同”。东单牌楼以西、王府井大街以东,还有个“牛毛大院”。

北京城为什么有这么多毛胡同、帽胡同?这就要说到“胡同”的最初意思了。

“胡同”是蒙古语的“井”

清末北京的水井

今天一说“胡同”,北京人都知道是“巷”的意思。但是这个叫法不是本来就有的。曾有人考证,说古代就有这个词,明朝人张萱说,成书于战国时期的《山海经》已有之。其实该书中只有一个“衕”字。《宛署杂记》的作者沈榜说:“衚衕本元人语,字中从胡、从同,盖取‘胡人大同之意’”。沈榜是湖广人,万历十八年(1590)任顺天府宛平县知县。他说“衚衕本元人语”是对的,但之后的解释就属于牵强附会了。

“胡同”作何解释,元朝人最有发言权。陈文良主编的《北京传统文化便览》中说:“巷称胡同始自元大都”。元朝人熊梦祥著的《析津志》中说:“衖通二字本方言”。《京师坊巷志稿》的作者认同这个说法:“盖缘示以古义,非其实也”——用元以前的古汉语来解释,则脱离了真实。所谓“方言”,当然是属于大都城的。而大都城建成之后迁入的第一拨居民,则是蒙古人,这也是没有疑义的。据《元史·世祖纪》:迁入新城,“以赀高及居职者为先”——有钱和有权的人优先,这些人主要是蒙古贵族,所以,大都城中出现蒙古语地名是很自然的事。什刹海、积水潭,旧称“海子”,这就是蒙古人对湖泊的一种叫法。再如鼓楼大街之西旧有“义留胡同”,再早称“一溜河沿”。“一溜河”者,即蒙古语“清水河”之音译。

蒙古民族以游牧为业,世代逐水泉而居。迁入城市定居,掘井是第一要务,因为吃有羊肉,宿有帐房。择地掘井,发现掘出的土是黄色的,于是“锡拉胡同”(黄色的井)地名就产生了。这个胡同在王府井大街路西,附近有地名为“黄土坑”“黄土岗”,可以证明此处的土壤确是黄色的。如果说,是高梁河决定了大都城的位置,那么,一眼眼水井就决定了街巷的分布走向。以井——胡同为名的街巷就这么产生了。

胡同是蒙古语,意思是“井”。内蒙古草原上因“井”——胡同而出现的地名太多了:乌兰胡同(红井)、道拉胡同(七眼井)、弓胡同(深井)、葛少胡同(苦水井)……

前辈有诸多学者论证过“胡同”是井的意思。而把一些胡同名译成蒙古语,或者说,用蒙古语解释北京的一些胡同名,则是笔者的贡献。一些莫名其妙的胡同名,用蒙古语来解释意思便豁然开朗:蚂螂胡同,饮牲口的井;墨河胡同,有味儿的井(可能井水被污染了);新鲜胡同,属于粮仓的井;狗尾巴胡同,蒙古语发音为“高日白胡同”,意思是带有石槽的井;帽儿胡同,意思是枯井、死井(东城、西城各有一个,蒙古语发音为“毛浩尔胡洞”);罗儿胡同、老虎洞,意思是龙井,旁边曾有过龙王庙的——龙,蒙古语发音为“娄”,藏语发音为“龙儿”……这些解释得到过诸多蒙古族同胞的帮助和认同。

有人不赞成这种解释,坚持说“胡同”就是“巷”的意思。此说并不为错。元大都里的汉族居民逐渐成为多数以后,“胡同”为“井”的含义渐被忽略和遗忘,成为“巷”的专用名词。应该说,“巷”是胡同的引申义。比如在元杂曲里就出现的砖塔胡同,还有西直门里大街南侧的南扒儿胡同、北扒儿胡同、中扒儿胡同、大扒儿胡同。“扒儿”是蒙古语“虎”的意思,因为这里元代建有老虎庙,这些胡同名一直叫到民国。扒儿胡同若译成“虎井”未免牵强,虽然“南北扒儿胡同各有井一”(据《京师坊巷志稿·卷上》),但译成“南虎巷”“北虎巷”可能更合理些。还有“井儿胡同”,只有译成“井儿巷”才更合理。

其实,“胡同”还有一个引申义:“商市”。北京的胡同旧名中,不乏因商品交易而得名的街巷。如“取灯胡同”“纱络胡同”“茶食胡同”。“取灯”,是中国古代的“土火柴”:细木棍的端上蘸上硝和硫磺,可用来引火。直到今天,蒙古族同胞仍称“火柴”为“取灯”。“纱络”是珊瑚,“纱络胡同”是元大都时代的珠宝市,一巷皆卖珍珠宝贝。“茶食”是蒙古语的纸。还有什刹海北岸的“鸦儿胡同”,蒙古语统称水鸟为“鸦儿”。附近的“烟袋斜街”,笔者认为是从“鸦儿岱”——“有水鸟”演化而来。这里还应该是元大都时代的鹅鸭市,据《析津志》记载:“鹅鸭市在鼓楼西”。

有意思的是,“胡同(井)”后来产生的引申义,跟汉字的“井”的引申义如出一辙。“井市”,即做买卖的街市,古代因井为市,故称;“市井”则指市镇,“市井小人”与“水井”毫无关联;“乡井”则代故乡,“背井离乡”专指离开家乡,因为异地他乡也可以有水井的。

东直门水厂水塔和来水亭旧影

“毛胡同”是“苦水井”

虽然“胡同”可以有“商市”的引申义,但是“羊毛胡同”“猪毛胡同”并不是羊毛猪毛的集散地或加工地。“羊毛胡同”应是“杨·毛胡同”,“猪毛胡同”应是“朱·毛胡同”,意思是老杨家和老朱家的“毛胡同”。

从乾隆年间北京城地图上看,大羊毛胡同之东即通惠河故道的泡子河。据《帝京景物略》记载,泡子河畔旧有杨氏泌园。据明朝人孙国敉(mǐ)所著《燕都游览志》,明朝时,泡子河一带“前有长溪,后有广淀”,“两岸多高槐垂柳,空水澄鲜,林木明秀”,“二三里间无车尘市嚣”。所以,一些达官显贵选在泡子河畔修建别墅,杨氏泌园即其中之一。有杨家园,自然可以有杨家井。

另一有说服力的是大栅栏地区的“朱茅胡同”,东面则是“朱家胡同”——朱家巷,证明此地确曾有朱姓住户。前面提到的王府井一带的“牛毛大院”,旁边就是“牛角湾”——很有可能是“牛家湾”。就是说,“牛”也本来是姓氏。

那么,“毛(帽)胡同”又作何解释?当“胡同”为“井”时,“胡同”前面多是形容词定语。在蒙古语里,“毛”或者“帽”“茂”,是形容词“不好”的意思。“毛(帽)胡同”,即“不好的井”。“井”为什么不好?因为井水又咸又苦,不好喝。“毛(帽)胡同”的同义词为“箍梢胡同”——苦水井,北新桥地区有一处,又作鼓手胡同、鼓哨胡同。

“毛(帽)胡同”之所以多,因为北京地区历来有“苦海幽州”之说。不是有个《高亮赶水》的民间故事吗?说北京城建好之后,龙王把城里的地下水全拉走了,井都见了底。高亮奉命去追赶,赶到西直门外看到一个推着车的老头,车上载着一左一右两个水箱。高亮挺枪就刺,水箱爆裂,洪水奔涌而出……于是,北京城里的井又有水了。高亮听到水声一回头,便被洪水吞没了。据说西直门外的高亮(梁)桥就是为纪念他的。遗憾的是,高亮于慌忙之中错扎了苦水箱,所以北京城就尽是苦水井了。这个传说并非纯属无稽之谈,北京城中的井大多是苦水是人所共知的事实。反映在北京城的地名中,就不止一处“毛胡同”和“苦水井”了。

北京老百姓彻底告别苦咸水,是在新中国成立以后的事。

北京的第一个自来水公司——东直门水厂,成立于光绪三十四年(1908),两年后开始供水。到1949年,全市仅有一座自来水厂,日供水5万吨,只有东交民巷、东单、东四、鼓楼等几条大街和王府井、前门等繁华商业区安装了供水管线,能喝上自来水的只有占全市人口三分之一的60万人。

新中国成立以后,城市供水事业飞速发展,自来水管从大街向胡同里、向居民院子里延伸。进入21世纪,南水北调工程动工。2014年12月27日,来自丹江口水库的江水流进北京市民家。随着越来越多的长江水进入北京,北京人全都喝上了甘甜的长江水。苦水井里的水什么味道,早就不记得了。

(原标题:老北京“毛胡同”之谜)

来源:北京晚报 作者 宗春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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