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林徽音先生年谱》 曹汛著 北京出版集团/文津出版社

知名建筑史学家曹汛先生，在《林徽音先生年谱》一书中，将“林徽因”改回她的原名“林徽音”。此名典出《诗经》：“大姒嗣徽音，则百斯男。”上世纪三十年代，为了与上海一男作家“林微音”不相混淆，划清界限，徽音改名徽因。可见，曹汛始终抱有一种情结：追慕与还原，直笔与谨严。作为梁思成先生的弟子，却未与林徽音谋过面，他深以为憾。写作一部关于林徽音的编年史，以年谱纪事，就成为心愿。无论从渊源、师承，还是治学领域看，他都是最理想的书写者。

曹汛先生的文献考证功底，用于考辨林徽音生平事迹、文稿佚作，显得当行应手。编年传统，一向为史家所重。编订文人年谱，对研究传主的交往史、作品史、接受史，极为重要。长久以来，林徽音的形象被定格在“人间的四月天”。一位民国才女，貌美多思，为文人名士所簇拥。徐志摩的追求，又徒增浪漫。“太太的客厅”，一时也成为文化知识界的精神乐园——女主人辩才机敏，引得大批京派文人钦慕。以至于我们痴迷“演绎”才女的“花边”、情感的涟漪，却淡忘了林徽音的“志与业”——建筑学、建筑史、文物保护、工艺设计。

从这一角度看，此书的出版，也是一种归整与纠偏。它是以考据出发，以年谱形式，评述她生平事迹的“别传”。书中，林徽音其人、其事、其作、其功、其友，都得到系统梳理，展示了林徽音从才女到先生的人生全景。我想全书最大特色即简明的丰富，笔笔有来历，字字有出处。如作者发现，林徽音早在1923年就首次发表译作《夜莺与玫瑰》，“一般以为，林徽音是参加新月社后，1931年在徐志摩的影响下开始发表作品，实不确。”

又如，作者推断《中国营造学社汇刊》若干封面即是林徽音亲手设计。不下妄断，合理推论，小心求证，既是学人的谨严，也是对传主的崇敬。问题意识，追本溯源，分析考掘，是作者能在细节微言得出新论的关键。如林徽音对文学的兴趣始于何时？“徽音随即结识陈源（西滢），由陈引见和威尔斯结识，辗转介绍，又结识了麦雷和卞因等人。成了卞因的朋友之后，开始对文学发生兴趣。”关于她与徐志摩相识时间，书中也做出辨析，“徽音与徐志摩的初次相遇不会早于是年（1921）春月”“旧说二人于1920年结识，不确。一说二人1921年秋季结识，亦不确”。

理由出自林徽音1931年所写《悼志摩》：“我初次遇到他，也就是他初次认识到影响他迁学的狄更生先生。”如果参照1921年初，“徐志摩和林长民一起参加伦敦中国国际联盟同志会，由林长民介绍，结识了著名作家狄更生”，就可得出准确节点。而文学与建筑的契合，也可能源于另一契因，“在伦敦读书期间，据说女房东（一说房东女儿）是建筑师，受了她的影响，徽音决心将来学建筑。”这种近于环境发生学的分析，显得颇有意义。

大量生活照片、创作手稿、设计图纸等资料，配于年谱之中；各时期代表诗作、文章以插页形式，穿插其间，又形成文本、人物与事件的参差照应。这让我想起张爱玲《对照记》的图文纪事法。它正如乐章与戏剧分幕，见证林徽音各阶段的人生侧重。在作者笔下，林徽音的“两担云彩”——建筑和文学，相互滋养，交织辉映。我们似乎总能发现人生的两分与统一：一半是诗情，一半是理性；一半是明媚的女子，一半是清癯的先生；一边是身心的忧病，一边是精神的丰沛。

动荡战乱，家国之痛，塑造了林徽音的精神肖像。乱世中遗世独立的女性，从同窗到妻子，从同道到助手，她不止站在梁思成身后，更与他携手台前，共进退，度时艰。从童年经历、原生家庭看，林徽音的庶出身份使她从小就有坚忍女子的骨力志气。这是走出脂粉的奇女子，有知其不可而为之的气魄。宾夕法尼亚大学建筑系不收女生，“徽音不得已进美术系，选修建筑系的课程”。

她久受肺病折磨，却走遍大江南北，坚持勘察、测绘等野外作业，“徽音出身名门，又是千金闺秀，还是多病羸弱之身，却能和男人工匠一样登高履险，爬梁上房，她的要强和毅力惊人，今世仅有。”日渐消瘦终不悔，屡遭困厄志愈坚。曹汛先生于书后所附2万多字林徽音小传，正是对年谱的一种“情感内化”。与人格魅力、精神力量相比，风花雪月的浪漫逸事，不足为道。

林徽音的才性，源于锋芒、韧性，同时又不失温暖。她曾像知心姐姐一样，倾听沈从文的情感苦闷；又慨然助人，鼓励后进，“对卞之琳、萧乾和李健吾，都是谊兼师友，亲如姊弟”。《林徽音先生年谱》一书成功将林徽音从文艺渲染、文青崇拜和过度消费之中，解脱出来。它呈现林徽音一生的爱与信仰、志愿与践行。这种感染力，正是那未竟的事业与未尽的才华。

（原标题：那未竟的事业与未尽的才华——考辨林徽音的人生全景）

来源：北京日报 作者：俞耕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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