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石刻艺术博物馆收藏有一方宋代《新铸铜人腧穴针灸图经》碑残石，这是考古人员在明城墙墙基下发现的。这方石碑原本远在开封，为何会出现在北京呢？这方石碑背后又有怎样曲折的故事呢？

《新铸铜人腧穴针灸图经》碑残石拓片局部

《新铸铜人腧穴针灸图经》碑残石

国家博物馆藏清光绪太医院针灸铜人

北京石刻艺术博物馆藏《新铸铜人腧穴针灸图经》碑檐残构件

北宋针灸文物的发现

1965年到1971年，当时的北京市文物管理处组织考古挖掘，在配合拆除明代城墙的考古挖掘中，考古人员在崇文门东和朝阳门南500米处的明代城墙内皮墙基下，发现了宋代《新铸铜人腧穴针灸图经》碑残石5方。这些刻石被毁作修筑城墙基石之用，每块刻石都有凿击痕迹，已成断残废石。

1983年4月，在朝阳门南大街雅宝胡同东口明城墙墙基下，考古人员又发现了2方石碑残石。经考证，此为北宋天圣五年（1027年）至天圣八年（1030年）所刻针灸图经残石。先后出土的这7方残石（其中含石雕仿木结构建筑单坡屋檐1块），是研究宋代针灸学的重要史料。

这些针灸图经为什么会刻在石碑上呢？北宋天圣四年（1026年），医官王惟一奉敕编著《铜人腧穴针灸图经》，次年将此书刻石成碑，安放于汴京（开封）大相国寺仁济殿针灸石壁堂。当年还铸造了两座针灸铜人，一座放在大相国寺仁济殿珍藏，一座放医官院供教学使用，如今被称为“天圣铜人”。

全国通行的“针灸教材”

经过唐朝末年的战乱和五代十国数十年的分裂，宋朝再次实现中国历史上的大一统，有了较长时间的相对稳定，经济发达，文化繁荣，科技发展。中国古代四大发明中的活字印刷术、火药、指南针都出现在宋朝；北宋时期还出现了世界上最早的纸币——交子；我们熟知的唐宋八大家，其中六位是宋人……国学大师陈寅恪先生曾说：“华夏民族之文化，历数千载之演进，造极于赵宋之世。”

宋代社会进步是全方位的、整体性的，经济繁荣进步的成果也反映到了宋人医学科学和医疗事业的发展进步上。宋朝统治者对医学十分重视，设有翰林医官院和太医局，主管医疗和医学教育事业。朝廷还将太医局的药方加以修订，公开出版，名为《太平惠民和剂局方》。《铜人腧穴针灸图经》和天圣铜人的出现，就是这一时期医学进步的标志性成果之一。

王惟一是北宋仁宗时期的著名医学家，天圣四年（1026年）编著了《铜人腧穴针灸图经》，图经记载了354个穴名，单穴、双穴总计共有657个穴位。次年，王惟一根据图经内容，用青铜铸造了两座针灸铜人。铜人身高1.6米，男性，体腔及四肢中空，四肢腔内装有木制骨骼模型。铜人可分解为6个部分，由特制插头相连。体表涂有亮漆，用黑漆标明经脉循行路线和腧穴在人体的部位。腧穴名称用金字旁标。铜人外表涂上黄腊，体内灌上水银，医工考试时按穴试针，中穴则水银流出，稍差便刺不中。它对穴位的统一和固定，起了很大作用，这是宋代在针灸学上的伟大发明。

宋仁宗下令将其中的一座铜人放在大相国寺仁济殿珍藏，另一座放在医官院供教学使用。天圣五年（1027年），翰林医官院增添“新铸”两字，《新铸铜人腧穴针灸图经》印刷颁行全国，并规定该书为法定的针灸典籍，凡针灸医生和太医局针灸科医官，必须以其为必读之书。为使《新铸铜人腧穴针灸图经》永存于世，宋朝政府令王惟一将该书刻石成碑，和天圣铜人一起立于大相国寺仁济殿石壁堂。

《新铸铜人腧穴针灸图经》一书、天圣铜人、《新铸铜人腧穴针灸图经》刻石，从此成为太医局针灸科医官教学必备教具，并应用于针灸教学和考试医生，使针灸学理论在宋代首次实现了标准化和统一，这标志着我国针灸医学的发展进入了一个新的阶段。

那么这些石刻又是如何从汴京移至北京的呢？

针灸铜人的命运

北宋王朝抑武重文，一方面造成了社会经济高度繁荣和文化事业大发展，另一方面也使它的军事力量孱弱，在与北方少数民族政权辽、西夏、金的对抗中逐渐落了下风。金军灭辽后不久，于靖康二年（1127年）四月攻破汴京，俘虏了徽宗、钦宗二帝及大量赵氏皇族、后宫妃嫔与朝臣。金军将宋都大量珍宝金玩和古物图籍掳掠一空，天圣铜人中的一座作为议和条件归予金人，另一座流落湖北襄阳。

灭宋后的金在汉化的同时也迅速腐化，很快就被另一个游牧民族政权所灭。1234年，元的前身大蒙古国灭金。女真人手中的天圣铜人辗转到了蒙古人手中。元世祖忽必烈于1264年迁都燕京，1271年定国号为元。1279年，元出兵南下，灭亡南宋。元至元年间，安抚使王楫将《新铸铜人腧穴针灸图经》刻石从汴京移到元大都，放置在皇城以东明照坊太医院三皇庙的神机殿内，即今北京东城灯市口以北一带。

饱经战火流转到元大都的天圣铜人受损严重，关鬲脉络大多损坏失灵，忽必烈令入仕元廷的尼泊尔艺术家阿尼哥修复铜人。阿尼哥经过四年精心修理，将铜人修复一新。《元史·工艺传》称：“至元二年，新像成，关鬲脉络皆备，金工叹其天巧，莫不愧服。”阿尼哥名声大噪，以后忽必烈又把一些修寺、建塔、雕塑方面的重要任务交给他去完成。

1368年，明灭元，天圣铜人移至皇家仓库。到了明英宗时期，已有400多年历史的铜人，经脉昏暗难辨，当年一起镌刻的石刻图经文字也已漫漶不清。明英宗下令重新镌刻图经刻石，删去了“新铸”二字，增添了英宗序言，又刻记了铜人和刻石的沿革，定名为《铜人腧穴针灸图经》。同时仿造天圣铜人新铸了一座针灸铜人，英宗将其命名为“明正统针灸铜人”。从此，北宋天圣铜人留在了明宫，仿制的铜人和图经刻石被安置在太医院的药王庙内，地点在今劳动人民文化宫东南一带。因为有了新的图经刻石，原来的宋代图经刻石慢慢被人们遗忘了。几百年后拆除明代城墙时，宋代图经刻石得以重见天日。这时我们才知道，原来消失多年的北宋针灸图经石碑，在明朝时被当作修筑城墙的基石，填埋在了城墙地基下，如今它经历了悠悠岁月，又出现在我们面前。

明清易代，北宋天圣铜人和明正统铜人为清廷所得，明正统铜人头部断裂，到顺治年间才被修复，放置在北京药王庙，以后又移入太医院，而北宋天圣铜人从此不知去向。道光二年（1822年），清政府下令停止在太医院中施行针灸疗法。明代重刻的针灸图经刻石也在此时被毁，下落不明。进入19世纪以后，清王朝走向衰落，1900年八国联军入侵中国，包括正统铜人在内的大量珍贵文物被劫掠。光绪帝为弥补缺憾，令工匠重新仿造了一座铜人。

珍贵的历史文物是一个民族前进的化石，是沧桑岁月遗赠给后人的文明精粹。北宋天圣铜人、明正统铜人、清光绪铜人以及宋、明图经刻石，艺术水平高超，令人在感叹古人聪明才智的同时，也为文物的坎坷命运和朝代兴亡不胜唏嘘。宋天圣铜人现已不知所终，明正统铜人现藏俄罗斯圣彼得堡国立艾尔米塔什博物馆，目前北京故宫博物院收藏的是其复制品，清光绪铜人收藏在中国国家博物馆，北宋图经残石则分别收藏于北京石刻艺术博物馆等文物部门。

（原标题：一方残碑背后的针灸历史）

来源：北京日报 作者：闫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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