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张弘

《走出王权主义藩篱》

葛荃

天津人民出版社

中国哲学界知名的马克思主义学者，中国社会科学院学部委员方克立曾撰文称赞“刘泽华学派”，并总结过其治学特点，“刘泽华学派的基本观点是在认同唯物史观的基础上强调思想与社会的互动”，“刘门弟子各有专攻，各有自己的学术风格，但是都认同王权主义学派的基本理论立场，有共同的问题意识和学术取向，互相支持，相依互补，以导师刘泽华教授为中心，形成为当今中国学术界实力相当雄厚的一个学术群体，而且队伍和影响都在不断扩大。在我看来，这就是典型的学派现象。”

作为“刘泽华学派”的重要学者，葛荃教授的《走出王权主义藩篱》是一部运用现代政治文化理论作用方法论，研究中国传统思想、文化与社会政治的专门之作。本书主要讲论和分析了中国传统政治文化的价值结构、政治观念与意识、政治人格、政治伦理、政治社会化、政治信仰与政治思维定式等。通过对传统中国的深入剖析，作者认为当代中国在思想文化的某些层面尚没有走出中世纪，在人们的意识和行为选择的某些方面依然羁绊于王权主义藩篱。作为一部学术专著，每个论题均有原创性学术判断，既可以作为专业人士之研究佐助，同时也为有意愿深入解读中国传统文化与社会政治的读者提供了一条认知路径。

葛荃教授对中国传统政治文化的研究，从认识到方法，从立论到论证，均给人留下了深刻印象，其中不乏振聋发聩之言。例如，作者对文化传统与现代化的关系有如下论断：“一般说来，民族文化传统的基点越深厚，现阶段的现代化实现程度越低，那么本民族文化传统的社会及文化影响力就越大，波及的层面就越宽广，传统与现代的冲突就越彰显。中华民族正是如此。”“在古代中国，在数千年长期延续连绵不断的君主政治的统治之下，政治权力和政治权威的影响是极为广泛的，表现为一种强烈的政治弥散性，渗入传统文化的各个层面，使得中国文化呈现出明显的总体性政治价值取向。也就是说，在那些看起来似乎远离政治的文化层面，诸如宗教、家庭伦理、学校教育以及物质文化和民间习俗等等，全然无一例外地带有明显的政治印痕，呈现出某种政治性的价值特征。”与萧公权先生《中国乡村》（九州出版社）中的研究对照，葛荃著作的批判性入木三分。

而杜婉言的《佞幸：中国宦官与中国政治》（东方出版社）一书的研究，同样令人耳目一新。本书研究的宦官，金庸在《鹿鼎记》中曾经形象地揭示，太监们因为丧失了性功能，及其特殊的地位与角色，对于权势和金钱比正常人更加看重了几分。《佞幸：中国宦官与中国政治》显示，自秦以降的宦官制度，无论延续时间之长，影响历史之深远，均为史家瞩目。但是，专门研究宦官这一群体的史著不多。因此，本书可称一部专题史。

正如杜婉言所说，上层宦官远离侍奉君主轨道，严重干预朝政，在世界上独一无二。经由手术阉割，宦官得以奔走于内外廷之间，传宣诏旨、转递奏章，承担宫中劳役。作为家奴，其地位卑贱；没有后裔，死后不能葬入祖坟。因此，他们不必篡位，只能依附皇权。因近侍君主，得到宠信，接触国事，遂为君用。《佞幸》研究了宦官制度的形成和发展，以及宦官与政治、经济、军事、司法等方面的关系，并对宦官专政现象做出了分析。在我看来，宦官弄权固然可恨，但罪魁祸首却是古代的皇权专制制度。很大程度上，宦官也是这一制度的受害者和牺牲品。

从选题而言《宠：信-任型君臣关系与西汉历史的展开》（侯旭东著，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同样属于古代政治史。本书以西汉为例，将中国古代帝国持续存在的君臣关系细分为礼仪型与信－任型两类，认为后者是历史中“结构性的存在”，围绕它产生的言行是历史中极为活跃与能动的力量。结合西汉历史，具体到每个皇帝统治来分析围绕此关系产生的言行：建立、维持、废止与重构关系而反复发生的过程，解释了此关系长存的背景与动因、来源与根基，以及此种关系所激发的君臣言行如何西汉构成历时进程。力图围绕日常互动中呈现的君臣关系，重返历史现场，捕捉当时人的不同感觉，重新梳理西汉历史。尝试从“关系过程”与“关系的关系”两个角度提供一种认识中国历史的新思路，为摆脱史学中碎片化的实证研究与抽象的结构分析及两者间的疏离与对立提供一种可能的出路。这是一项参照社会学、人类学学说展开的具体历史研究。

侯旭东的著作虽然简短，但作者学术抱负宏大，其视野开阔，并且具备了方法论上的自觉。作者在序言中批判“线性历史观”，明确指出田余庆先生的名著《东晋门阀政治》“利用今人的认知优势，从结局的角度为门阀政治定性，进而依据这一定性来反观其如何形成、发展与结束，忽略或压制了其间看似与此后见之明不相关的事实，使其对门阀政治形成过程的分析成为‘线性历史观’的曲折表达。”无论侯旭东著作将引发怎样的争论，作者锐意求新的勇气都值得表扬。

（原标题：宦官、宠臣与古代制度）

来源：北京晚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