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时候，家人年年都会去书市：家中长辈既有新华书店的发行人员，要去书市展位值班；亦有酷爱读书之人，年年都要去淘书。书市便成了我家经常会讨论的话题。2000年前后的春季书市上，我见一位中年男人推着彼时超市里刚出现不久的金属购物车，里面装着好几套精装版的《史记》。那时起，年幼的我便对“史记”这两个大字有了深刻的印象。

我记得那次书市上我买了《巴黎圣母院》和《羊脂球》，爱读书的长辈翻了翻说，傻孩子，你这书可能是盗版的——那个时代，还有人做盗版图书赚钱。十多年过去了，我依然记得那个阳光灿烂的下午，在人头攒动的摊位前，骄傲地拿出20元零花钱买走了“盗版书”的小孩子。

上大学的时候我也去过书市。记得同去的朋友挑拣、闲逛了很久才买了一两本，然后颇有些遗憾地走了。在同一年，这位朋友亲历了某电商的“崛起之夜”，用五折上再五折的价格买了好几箱书。后来不知哪一年，每年两次的地坛书市变成了一年一次。再后来，地坛还在，可书市却搬走了。

书市搬到了朝阳公园，可人们提起它，却总会不由自主地在前面加上“地坛”。那个时候，我不但自己有钱买书了，还会挑书：略懂一点哪些书有价值、值得买。因为所学专业的关系，我经常会阅读人民文学出版社和中华书局的古代诗文、诗话作品。所以每次去朝阳公园书市都是一进公园南大门便直奔书市区域的中间地带，钻进人文社的展位，寻找自己需要的书。

在这里，我买到过古典文学理论批评专著选辑——专辑很好认，古香古色的黄色封面，书脊上用繁体字印着书名、著者以及出版社，书封正面左侧印着毛笔字书名、著者信息等。我在这里用很低的价格淘到过《石林诗话》、《瓯北诗话》。可是下一年再去，我却没有再淘到其他书了。今年，我在书市上没找到人文社的展位。

许是小时候被那个推购物车的中年男人影响了，再加上读研时需要研究一些史料，我便起了这样的念头：每次书市都去中华书局的展位买平装的某一朝史书，最终用若干年凑齐二十四史。中华书局在书市上往往都是一律五折，买起来很划算。

我买的第一部史书就是《史记》，买完后提在手里，心里特别美。尽管很沉，但回去一路上都没觉得累。第二年，因为需要了解魏晋文人生活，我便买了《三国志》和《晋书》。有一年，中华书局似乎没参加书市，我便在双十一的时候网购了一部《汉书》，各种折扣、优惠券用在一起，价格竟然比打五折之后还低。

今年，我又来到了朝阳公园书市，而且我很好奇，书市上还有没有年轻人？

当然有。我在书市区域旁边的小卖部看到了一个年轻女孩正坐在桌边休息，上面放着她刚买来的书：很旧，封面也破损了。三本书被店家用塑料绳子打在一起，开本大一点的有一些卷——这些书大概是从旧书摊位上淘来的。

我还在三联出版社的展位里看见了一个二十岁上下的男孩，怀里抱着好几本书，还在从架子上选书。尽管手里都快抱不下了，他仍又挑了一本。我从他身后绕了过去，没有打扰他。我在他旁边翻找钱钟书的《谈艺录》时还见到了一个年轻的外国男孩，用带一点点外语味的汉语问他同来的中国朋友：“是不是下午两点要回学校？”

我挑好了书便去结账，看见一个年纪跟我差不多大的女孩，买了好几本书，花花绿绿的，大概花了160多块钱。在另一个展位，我看到三个年轻人围在好几个版本的《山海经》前聊着，其中烫着卷发的高个子男孩说：“《山海经》版本可多了。我原来买过一本不带注释的，实在看不懂，又买了一本带翻译的。”

今年的书市上，有很多带着学龄前儿童的年轻家长，给孩子挑选绘本。在某个展位上，一位年轻妈妈正给自己的孩子讲解绘本上的故事，时不时还指着绘本提问，孩子呼应得也比较积极，看起来很有童趣。今年书市上的绘本很多，还有展位用大喇叭放着“各种进口绘本，欢迎选购”。

后来，我在中华书局的展位买了精装本的《杜诗详注》和《白石道人诗词笺注》。展位工作人员的打包技术很高，九本书捆在一起十分牢固，提在手里虽然沉，但是稳稳当当的，一看就是老发行人的“杰作”。我走到公园南门马路边等朋友来接我，碰到一位正在等网约车的年轻人，他刚才在三联的展位买了一本《孟子》：“看了好久，不买不好意思了。”但他也说：“其他的实在没什么好书。”年轻人正准备打车去甜水园淘书，我问他看见的其他同龄人多不多，他回答：“里面基本上都是老人，没什么年轻人。”

朋友开车来了，我把买来的书放到他车上，离开了朝阳公园。朋友之前一直研究电商，看我买了这么多书，自言自语地说：“现在这个时代，书市还有什么能吸引年轻人来买书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