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庆华

1936年的夏天，老舍辞去山东大学的教职，在青岛黄县路6号闭门写作。至1937年抗战前夕，用了一年的时间，老舍在书房的东窗下完成长篇小说《骆驼祥子》和中篇小说《我这一辈子》。前者以写人力车夫为主，后者是巡警的自叙。1937年7月，《我这一辈子》在《文学》杂志发表。1947年1月，《我这一辈子》由惠群出版社出版。

1949年10月，根据《我这一辈子》改编的同名电影由上海一家私营电影公司——文华影业公司投入拍摄。石挥自导自演。石挥喜欢老舍的作品，熟悉北京底层人民的生活。老舍的《我这一辈子》，让石挥想起他小时候熟悉的北京宣武门外达智桥的巡警，想起他四合院的街坊们。

老舍的原著只写到1921年，主要是写巡警“我”及其一家的命运。而石挥的改编则延伸到1948年底，从清王朝、北洋军阀、日本侵略者一直延伸到国民党政府。石挥在改编时新设置了共产党“地下”党员申远这个角色。影片三分之二的内容是石挥创作的。石挥拍摄《我这一辈子》的政治倾向是十分鲜明的：痛恨旧社会，热爱新中国。关于影片的结尾，石挥最初的设计是：“‘我’（老巡警——作者注）在树旁睡着了，北平解放了。他被歌声惊醒，看见儿子在队伍中，两人抱在一起，跟着队伍前进。”但文华影业公司作为一个私营电影厂，难以动员很多人拍摄“入城式”。于是改编剧本时，石挥不得不让“我”死了。拍摄到中途，石挥还是觉得“我”不应该死，便去上海郊区看外景，但找不到空地。想去借飞机场，但国民党的飞机时时来轰炸，还是不可能。据饰演老巡警的儿子海福的演员李纬回忆：“这个片子（拍了）两个多月，三个月。有些改变是石挥没有办法了。比如结尾，本来是父子在入城式见面的，结果石挥到新影（中央新闻纪录电影制片厂——作者注）借不来入城式的新闻纪录片，没办法了，只好让他（石挥演的老警察）死了，把大旗交给我，让我撑着大旗。结尾改动最大。”

1949年10月，石挥带着摄影师在北京拍了12天外景，一共拍了五十几个镜头。大部分镜头用在了影片的开头，配合上“我”那饱含人生感慨的旁白：“北京啊北京！这是咱们中国的古城啊。从元明建都到现在，差不多七百年了。中和殿、太和殿、保和殿，红墙琉璃瓦，昆明湖、十七孔桥，多好的风景啊！——可是城里边的老百姓呢？穷喔！苦啊！可是真安分呀！”

1949年底，电影《我这一辈子》在上海进入后期制作。1950年春节，《我这一辈子》公映，成为当年最卖座的电影。《我这一辈子》公映时，老舍已从美国回国，在北京乃兹府丰盛胡同10号（今灯市口西街丰富胡同19号）“丹柿小院”动手写《龙须沟》剧本。1950年6月15日，石挥来到北京，和老舍一起研究新剧本。一个月后，石挥带着老舍的话剧剧本《方珍珠》回到上海。1956年，石挥执导的老舍话剧《西望长安》在上海公演。

石挥和老舍是多年的好朋友。拍《我这一辈子》、《关连长》、《鸡毛信》时，石挥正和北京总政京剧团的演员童葆苓谈恋爱，总是抽空到北京大栅栏胡同童葆苓家玩儿。石挥也到过老舍居住的“丹柿小院”。据舒乙回忆：“有一次，父亲突然听说石挥由上海到了北京，躲在一个什么小旅馆里，不愿意见人。他立刻把市文联的秘书长请来，让他千方百计要把石挥找到，然后去订一桌丰盛的酒席，邀请他赴宴。秘书长费了很大的劲儿才把石挥找到，向他说明了来意。石挥不肯答应。最后，秘书长只好摊牌，说这是老舍先生布置的。石挥欣然从命，跟着上了车。先到父亲家，父亲根本不提那些政治运动方面的事，让他看花，看画，看猫，说了好多笑话。石挥的情绪一下子就上来了，痛痛快快地听父亲的安排。到出门上饭馆的时候，（石挥）已经又开始情不自禁地学父亲了。只见他们两人，一前一后，亦步亦趋，走得一模一样，引得过路人都停下来，抿着嘴笑。”

根据舒乙的回忆，石挥和老舍的这次见面是在1957年。笔者查阅了相关史料，证实舒乙的回忆是准确的。1957年春天，石挥的爱人童葆苓已经调到上海。石挥自编自导的故事片《雾海夜航》正在筹拍。4月，石挥到北京参加中国电影工作者代表大会。这是石挥最后一次到北京，也是最后一次见到老舍。

1957年，石挥在一篇总结中提到想再拍一部老舍的作品：“如可能，我想争取改编老舍先生的一部作品。我从小就读他的作品，而且对北京的生活又较熟悉，老舍先生笔下的人物对我来说都不是陌生人，至于选哪一部作品尚在考虑中。”

1957年，电影《我这一辈子》获文化部1949至1955年优秀影片故事片二等奖。同年7月，老舍写出话剧剧本《茶馆》。11月，石挥逝世。

链接：

《老舍评传》

关纪新 北京出版社

关纪新是满族文学与文化的研究者、中国多民族文学理论评论家，长期致力于老舍的研究。在这部评传中，作者强调了老舍作为一个满族人、一个北京人、一个出身于下层穷苦市民阶层的特质，以此作为老舍的艺术创作的社会人文支撑点。作者论述了老舍作品中最善于表现老北京下层贫苦人民生活的一贯特点，阐释了老舍在自己的一生中始终坚忍不拔、充满人道主义特征的品格，以及老舍的笔触时时延伸到民族精神乃至民族命运的思考上的风格。

《老舍和他的作品》

胡金铨 北京联合出版公司

拍出《侠女》、《龙门客栈》等早期中国武侠电影经典的香港导演胡金铨，和老舍一样都是老北京人，都爱好书画曲艺、民俗文化。胡金铨喜欢读老舍的小说，创作电影时也曾受其影响。1973年到1975年，他在《明报月刊》上发表了研究老舍的系列文章。胡金铨认为老舍具有北京小市民的特点——“安于现状，不做过激的事情”。这种个性影响了老舍的为人处世，也在其笔下人物的身上得到展现。以故乡北京为连接点，两位大师之间的艺术影响和气韵传承可以一窥。

书摘：

母亲的生命教育

母亲的娘家是北平德胜门外，土城儿外边，通大钟寺的大路上的一个小村里。村里一共有四五家人家，都姓马。大家都种点不十分肥美的地，但是与我同辈的兄弟们，也有当兵的，作木匠的，作泥水匠的，和当巡警的。他们虽然是农家，却养不起牛马，人手不够的时候，妇女便也须下地作活。

母亲生在农家，所以勤俭诚实，身体也好。这一点事实却极重要，因为假若我没有这样的一位母亲，我之为我恐怕也就要大大的打个折扣了。

我不知道母亲年轻时是什么样子。但是，从我一记事儿起，直到她去世，我总以为她在二三十岁的时节，必定和我大姐同样俊秀。是，她到了五十岁左右还是那么干净体面，倒仿佛她一点苦也没受过似的。她的身量不高，可是因为举止大方，并显不出矮小。她的脸虽黄黄的，但不论是发着点光，还是暗淡一些，总是非常恬静。有这个脸色，再配上小而端正的鼻子，和很黑很亮、永不乱看的眼珠儿，谁都可以看出她有一股正气，不会有一点坏心眼儿。乍一看，她仿佛没有什么力气，及至看到她一气就洗出一大堆衣裳，就不难断定：尽管她时常发愁，可决不肯推卸责任。

父亲死了。兄不到十岁，三姐十二三岁，我才一岁半，全仗母亲独力抚养了。父亲的寡姐跟我们一块儿住，她吸鸦片，她喜摸纸牌，她的脾气极坏。为我们的衣食，母亲要给人家洗衣服，缝补或裁缝衣裳。在我的记忆中，她的手终年是鲜红微肿的。白天，她洗衣服，洗一两大绿瓦盆。她作事永远丝毫也不敷衍，就是屠户们送来的黑如铁的布袜，她也给洗得雪白。晚间，她与三姐抱着一盏油灯，还要缝补衣服，一直到半夜。她终年没有休息，可是在忙碌中她还把院子屋中收拾得清清爽爽。桌椅都是旧的，柜门的铜活久已残缺不全，可是她的手老使破桌面上没有尘土，残破的铜活发着光。院中，父亲遗留下的几盆石榴与夹竹桃，永远会得到应有的浇灌与爱护，年年夏天开许多花。

有客人来，无论手中怎么窘，母亲也要设法弄一点东西去款待。舅父与表哥们往往是自己掏钱买酒肉食，这使她脸上羞得飞红，可是殷勤的给他们温酒作面，又给她一些喜悦。遇上亲友家中有喜丧事，母亲必把大褂洗得干干净净，亲自去贺吊——份礼也许只是两吊小钱。到如今为止我的好客的习性，还未全改，尽管生活是这么清苦，因为自幼儿看惯了的事情是不易改掉的。

可是，母亲并不软弱。父亲死在庚子闹“拳”的那一年。联军入城，挨家搜索财物鸡鸭，我们被搜两次。母亲拉着哥哥与三姐坐在墙根，等着“鬼子”进门，街门是开着的。皇上跑了，丈夫死了，鬼子来了，满城是血光火焰，可是母亲不怕，她要在刺刀下，饥荒中，保护着儿女。北平有多少变乱啊，有时候兵变了，街市整条的烧起，火团落在我们院中。有时候内战了，城门紧闭，铺店关门，昼夜响着枪炮。这惊恐，这紧张，再加上一家饮食的筹划，儿女安全的顾虑，岂是一个软弱的老寡妇所能受得起的？可是，在这种时候，母亲的心横起来，她不慌不哭，要从无办法中想出办法来。她的泪会往心中落！

这点软而硬的性格，也传给了我。我对一切人与事，都取和平的态度，把吃亏看作当然的。但是，在作人上，我有一定的宗旨与基本的法则，什么事都可将就，而不能超过自己画好的界限。我怕见生人，怕办杂事，怕出头露面；但是到了非我去不可的时候，我便不敢不去，正像我的母亲。从私塾到小学，到中学，我经历过起码有二十位教师吧，其中有给我很大影响的，也有毫无影响的，但是我的真正教师，把性格传给我的，是我的母亲。母亲并不识字，她给我的是生命的教育。 （摘自《老舍自述》，有删节。徐德明、易华注疏，现代出版社）

（原标题：老舍、石挥 与《我这一辈子》）

来源：北京晚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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