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 河西

当1875年，他第一次和迷人的西莉·冯·埃森男爵夫人见面时，后者还没有离婚，他狂热地爱上了她，为她写下了许多堆砌辞藻的肉麻情书，常常一封情书就洋洋洒洒近万言。其中最频繁出现的就是感叹号，似乎不用这种表示激烈感情的标点，他就无法准确说明内心的爱意。正是这位男爵夫人彻底改变了斯特林堡的两性观。

1884年，斯特林堡因《结婚Ⅰ》中攻击“最后的晚餐”的内容遭到起诉，虽然最后法院宣布他无罪，但他脆弱的神经经不住折腾，经济上的困境也让他捉襟见肘，他和埃森经常吵架，他无法忍受自己所爱的人、那“有着最纯真的心灵、最高贵的品德、最细腻的情感和最美好的思想”的女性如今成了成天絮絮叨叨，和他大吵小吵天天有的“泼妇”式人物，两人经常为了一些琐事，闹得不可开交。他心中的美神破灭了。和鲁迅差不多，长期的吵架使斯特林堡身上的芒刺拼命克服肉身的引力，在他的体外形成一个个刺眼的凸起。

他愤怒着，把对女性的仇恨一股脑抛射在他的文字之中。创作于1887年的悲剧《父亲》绝大部分篇幅都在讨论男女之间孰优孰劣，谁高谁低的问题，一看就知道这是斯特林堡含沙射影的赌气之作。在这部作品中，劳拉被描写成了男性永恒的对立面，她是妻子，但更像是男性的天敌。她和丈夫之间与其说是靠爱情在维系着家庭，不如说其中充斥着“头脑的战争”。很大程度上，剧中的男主角骑兵上尉是作者的自况。奇怪的是，这位军人出身的男一号不仅没有表现出军人的豪迈气魄，反而处处受制于人，被劳拉“忽悠”得一愣一愣的，他自己为自己找借口说，这是劳拉对他施加了催眠术，所以他既看不见，又听不见，最后只好束手就擒。这是不是从某种意义上也反映出作者内心强烈的自卑感呢？他在女性面前失败了，他不是万人迷，甚至他那些赖以为傲的智慧也在和女性的对垒中输得心服口服。他觉得自己是个弱者。一个男人是如何在法国作家波尔·拉法格所说的“母权制社会”中成了一个“可怜而又必要的父亲”？如何被女性利用后一脚踢开的？他自己都一一亲身经历，知道女性掌权后他这种人可能落入的悲哀境地。

这和结婚之前写《奥洛夫老师》时的情景完全不同。在《奥》剧中，与奥洛夫老师唱对台戏的女性是他的母亲，一个虔诚的天主教徒，把宗教改革视作洪水猛兽，差一点和他儿子划清界限，她临死的时候要做弥撒，也不要自己的儿子，情愿叫两个小人来为自己送行。在这里，母亲代表的是一种腐朽的旧势力。另一位女性克里斯蒂娜形象就很正面，这位红颜知己般的女性一直坚定地站在奥洛夫老师的身旁，给他以支持。但她的智力水平似乎也没法和奥洛夫老师相提并论，有一段写到奥洛夫给她读哲学著作，结果克里斯蒂娜只好甘拜下风，当为明证。

这种男性的自豪感在《父亲》之后荡然无存。《朱丽小姐》中的仆人让只不过是个靠着女人往上爬的小人，他的出现尽管造就了朱丽小姐的悲剧，但更衬托出了她的纯真、高贵和美好，越发将男性卑微的一面暴露得淋漓尽致。对朱丽小姐，斯特林堡还算是客气的。有时他甚至要通过谩骂女性的方式来为自己打气，他的长篇小说《疯人辩护词》中这种不中听的话就太多了，说女人是什么“残酷、反复无常和狡猾的”，用一种过来人的口吻给她们下了定义，说她们是“半开化的猴子……恬不知耻的可恶动物”，极尽讥讽嘲弄之能事，可见他对女性的偏见已经到了怎样一种不可收拾的地步了。《克里斯蒂娜女王》成了他戏剧中此类作品的代表作。这位女王在他笔下尽管光彩照人，但作者的出发点恐怕不在于塑造一位安娜·卡列尼娜似的人物，他带着屈辱和伤痕，要表现这位女王是如何过着骄奢极欲的生活，如何玩弄男人和金钱的，要揭穿这位高贵女人的假面具，客观地说，这种创作的动因与他不如意的感情生活有着莫大的关系。

斯特林堡与女性的恩恩怨怨在他第二次婚姻危机后达到了高潮。她的第二任妻子弗丽达·乌尔并不能挽救他的婚姻，相反，他们的关系时好时坏，最终仍不可收拾。1895年，他开始精神错乱，怀疑他的邻居要用瓦斯和电来杀他，只好处处躲藏。这次精神错乱一定使他产生了种种奇异的幻觉，才使他后期的戏剧创作呈现出某种反理性的特征。每一次婚姻的失败都使他有了创作的冲动，从某种意义上来说，正是悲剧性的婚姻塑造了斯特林堡的戏剧品格，使他呈现出一种近乎神经质的偏执和疯狂，毫不顾忌现实与道德的陈见。

1901年，他和挪威女演员哈里叶特·鲍塞订婚了，本来这是件好事，但因为有前两次婚姻的挫折，斯特林堡对自己和鲍塞显然没有太多的信心，他动不动就莫名奇妙地发火，把话语的脏水都泼在妻子身上，让她难以忍受。他的名作《一出梦的戏剧》就是在这一婚姻噩梦下的产物，在写作的过程中，他多次试图自杀，所以剧作在一层梦境般的薄纱下弥漫着一种绝望的气息也就不足为奇了。

虽然斯特林堡对女性的仇恨在现代人看来多少有些不可理喻，但我们如果反过来设想一下，一个并不看重爱情的人会不会做出这种种极端的举动？斯特林堡的行为举止不同于常人，恰恰是因为他陷入太深，应了香港人的一句俗话：爱你爱到杀死你。

来源：北京晚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