赵慕宇

《心灵革命：现代中国的爱情谱系》 【美】李海燕 著 北京大学出版社

如果不知从何解答，不如阅读美国汉学家李海燕的代表作——《心灵革命：现代中国的爱情谱系》。在我看来，本书不单是通过严谨的学术研究，带我们理解历史，更是去思考：我们对情感的认识，究竟经过何种发展变成现在的模样。在多元社会，人的情感观念犹如一杯鸡尾酒，是过去、现在和未来的复合物，而《心灵革命》则是读者明晰过去的一把“玲珑剔透的钥匙”，它同样能解开关于未来的谜题。

本书对20世纪上半叶国人的爱情观念，进行了个案分析与梳理归纳，经由时间线索，将爱的观念分为儒家的感觉结构、启蒙的感觉结构、革命的感觉结构三个阶段，正如作者所言：“爱既非全新的舶来品，也非纯粹的土特产，而是一个杂交生成的能指”。爱的观念，既传统因袭，也颠覆革新。

李海燕首先分析“情教”（即儒家的感觉结构），传统观念所主导的感情观，重视道德意义，是社会保持稳定的根基。在纵向的父系家庭结构中，女性表达情感不被鼓励，亦不自由。至明清，“情”开始与“真”“诚”等儒家思想本位概念结合，由此开拓了精神与伦理属性，成为解决人伦问题的新途径。到《红楼梦》的女性形象，则有意摆脱情感与道德秩序的关联，将个人经验和个体价值，视作情感观念的内核。

不过，“红楼”只是个案，情感在逐渐脱轨于儒教后，又开始“拥抱”新的道德律令，在“美德情感”一章列举的文艺作品中，爱情大多作为彰显美德的表现形式，至鸳鸯蝴蝶派流行，情感又以社会风俗改良和民族提升为主要指涉，既神迷于爱情，也执着于说教。“爱”与“情感”始终与道德绑定。

进入本书第二阶段“启蒙的感觉结构”，人们的爱情观为之一新。自欧洲而来的浪漫主义，本具有“颠覆与反叛”的基因。这个时期，文艺作品坚持个人自由自主，与家庭、传统和地域性决裂，在以“个人”为旨归的情感追求中，努力将“我爱故我在”树立为一种“善”的价值观。比如巴金的《家》中这类人物形象就十分典型。

然而，“启蒙”的爱情观也有困境：当自由和自由恋爱，受限于物质条件和日常生活，爱情便失去反叛与自由意义，从而形成新的束缚，子君——鲁迅《伤逝》的女主人公，便从一名魅力十足的新女性，沦落为平庸的家庭妇女。

在此阶段，始终有一矛盾即：人性、社会性要求的稳定和情感自由的游驰相悖，保守主义和小资家庭那种实用性极强的追求，和通常我们认为可选择、可比较、可变动的自由爱情观，看上去难以调和。同时，与自由之爱相关的“性”，也成为压迫的象征，女性生理欲望的解读，成为掩盖社会性压迫的说辞。

至本书第三阶段“革命的感觉结构”，个人情感成为民族国家困境的根源，其中最著名的便是刺激鲁迅弃医从文的“观看处决影片”事件。因此，传统情感观念（及其代表的“陈旧”价值观）不再是扼杀自由的障碍，而是国家落后的解释。当时民族认同与强大的迫切感，导致“爱”与情感成为国家革命的最小单元。

因此，现代文学史上“革命加恋爱”的典型文本便应运而生。革命最终成为自由的浪漫主义危机的终极解决方案，爱情较之于革命，退居于私人领域，并与之协调，只有如此，一种理想化的、内在与外在统一的“心灵革命”方能完成。

本书作者因其学理背景，擅长引用理论概念，深度解析观念，不得不说，会对非研究者造成一定的阅读困难。虽然我们很难透彻地理解每一个理论，但我觉得，一本优秀的著作，正是能让不同水平、不同价值观的读者，都能获得相应的知识和思考结晶。

在此意义上，李海燕虽进行着语境化、历史化的学术研究，但我们不妨将其作为一种参照，一种“观念的痕迹”，再次回到本文最初的疑问：你真正思考过自己的情感观念吗？你想过它们究竟如何形成？又受到过怎样的影响吗？

（原标题：我们的情感与时代有关？）

来源：北京晚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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