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 李银河

我想，王小波现象的出现在我看来可能有以下几个原因：

首先，王小波的文学在中国当代文学中很难定位，就像鲁迅博物馆馆长孙郁先生所言：“王小波是中国文学中的一个异数。”他既不属于现实主义，也不属于浪漫主义，看不出路数，看不出师承。有些蛛丝马迹，但都没有实锤。例如在《我的师承》一篇中，小波列出的人都是些走背字的翻译家和前诗人：穆旦啊、王道乾啊，他喜欢的小说家也很少有人提起：卡尔维诺啊，杜拉斯啊。从我平时与他的接触中可以确知，他跟所有的中国作家都无关，我没发现他真心佩服过任何一位中国作家，但绝对不是源于傲慢和轻薄，而是因为他的评价标准是世界文学通用的标准，如果中国没有人到达那个高度，他就无法违心地赞赏。王尔德有过一个文学评价标准，大意是文学没有什么这流派那流派，只有两派，一派是写得好的，一派是写得糟的。我想，小波的文学是属于写得好的一派，所以它才能经受住时间的考验。

其次，王小波的思想杂文是在改革开放时面世的，而那恰好是中国70年来思想最为活跃、言论最为自由的一段时间。小波的文字在小说之外，有一项重要内容是杂文，是鲁迅式的思想小品，常常是对时弊的针砭，对文化传统的批判，夹叙夹议，妙语连珠。冯唐有一次参加了一个活动，回来对我说：“今天一个活动上又听了小波的一篇杂文被阅读，写得还是真好。”冯唐这人是相当狂傲的，轻易不会说谁的东西好，曾以金线论得罪了所有的作家。连他都说好，那就是真好了。记得一件轶事，有一阵小波给《三联生活周刊》写专栏，每周他的稿子一到就引起一阵骚乱，编辑部的年轻编辑们争相传看，击节赞赏，因为他的杂文思路新颖奇异，文字风格独特，引起人们先睹为快的冲动。

再次，王小波的生活方式在当时使人们发现了一种新的可能性。从1950年代以来，所有人的安身立命方式只有进入机关、学校、企业或生产队，总之要进入一个单位才能存活，那里有人发工资，被人管理。而改革开放以来，出现了自由职业，王小波从人民大学辞职成为自由作家，这在当时还是一个需要勇气的选择，有好几篇关于他生平的文章论及他的这一全新的生活方式选择。其实全世界所有的作家全都是靠自己收入养活自己的，像中国作协这样发工资写作的事情是十分罕见的。吃人嘴软，拿人手短，如果被人养起来，就不好意思说人的不是，就不自由了。而在王小波心目中，写出真实的想法、说出真实的看法是他的写作要守护的底线。不自由毋宁死，这不仅是一般人的底线，更是一位生性敏感的作家的底线。小波选择自由作家的生活方式是他向往自由写作的必然之选。现在我们的社会已经有越来越多自由写作、自由生活的人，这是中国社会变迁的真正希望。

此外，王小波与我的爱情故事似乎已经成为经典。有一次，我偶尔看到一个相声节目，那人说：有个作家把给女友的情书写在了五线谱上。这说的不就是我们的故事吗？文学评论家余杰有一次说，他觉得在王小波所有的文字当中，写得最好的还是他写给我的情书。这个评价当然不那么公正，也许与余杰说这话时正在谈恋爱有关，但是从后来《爱你就像爱生命》是小波所有书中卖得最好得一本可以看出，王小波现象当中，我们的爱情故事也的确是一个无法忽视的内容。

在王小波逝世22年之际，让我们共同怀念他，阅读他的文字，理解他的思想，分享他为我们创造的奇妙无比的精神世界——这就是对他最好的纪念。

来源：北京晚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