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揭秘罕见长卷《首都之春》创作始末,6位画家风雨剧变中为国献礼

2019-06-12 09:03 编辑:TF010 来源:北京晚报

5月30日至6月9日,由中共北京市委宣传部、北京市文化和旅游局联合主办,北京美术家协会、北京画院共同承办的“京彩70年绘画精品展”于中国美术馆展出。展览中有一幅名为《首都之春》的长卷作品格外引人注目。这幅卷长近46米、高0.6米的长卷在中国画中实属罕见。这幅画在绘制完成之后也很少展出,更显“神秘”。记者采访了北京画院展览部主任薛良,了解这幅罕见长卷之始末。

作者:袁新雨


长卷《首都之春》于1958年11月开始,由北京画院的古一舟、惠孝同、周元亮、陶一清、何镜涵、松全森六位画家合作进行创作。到1959年6月,历时7个月,画家们完成了这幅“卷高二尺三寸五分,长一百三十八尺二寸(合纵高67.6厘米,横长4560.6厘米)”的巨型长卷。

根据长卷卷尾的题跋可知,这幅作品所表现的内容由东向西分“通县、八里桥土高炉群、热电厂、天安门、柳浪庄人民公社、颐和园、石景山炼钢厂、丰沙线及官厅水库九大段”,绘制者们希望“从各个方面将首都活生生的事实、蒸蒸向荣的景象表现出来”。画家们创作这一作品的目的正在于“向伟大祖国十周年的国庆献礼”,这正是创作者们的“衷心所感,为最光荣和最愉快的事情”。

薛良介绍说:“在这幅长近46米的画卷中,画家们用画笔记录了首都北京的名胜古迹、市民生活、大炼钢铁运动、工业建设、部分新中国十大建筑、人民公社、铁路建设、水库建设等场景。其中既有现实景观的精心描绘,又有社会运动、人民生活以及工业建设场景的真实记录,堪称二十世纪五十年代首都北京社会生活的‘百科全书’。”

本次展览现场的介绍显示,《首都之春》完成后的第一次展出是在北京中国画研究会主办的“首都第五届中国画展览会”。该展于1959年6月22日在北海公园画舫斋举办,当月28日的《人民日报》对其进行了报道。著名作家老舍也参观了那次画展并撰写了评论文章,文中这样评价《首都之春》:“这幅画是近几年来首都的山水画家革新尝试的初步总结。”

1960年4月18日至5月5日,北京市文联与中国美术家协会江苏分会在江苏省美术馆联合举办“北京中国画展”,展出作品130件,其中就包括长卷《首都之春》。这次展览之后,著名画家傅抱石也撰写了文章,称赞其“论篇幅,应该是世界画史上最长的一幅”,“其描写的具体环境,包括得如此辽阔、如此丰富,据我所知,怕也是中国画史上找不到先例的”。

在此之后,这幅画就很少进行展出,仅以局部刊载的形式先后几次出现在《人民日报》《美术》杂志等报刊上。1962年10月,河北人民美术出版社出版了《首都之春》同名画册。

时隔一甲子,《首都之春》再次亮相京城。开幕式当天的展览现场,这幅作品被完整展示出来,各个年龄层的观众在画前长久观看。年纪大一些的似乎在回忆当年,而年轻一些的观众则通过这幅作品一窥60年前的首都样貌。

根据展览现场介绍可知,1958年11月,北京中国画研究会与北京中国画院成立了国庆献礼创作领导小组。创作领导小组会议决定成立专题创作小组,其中就包括“我们的首都——北京”(暂定名)长卷创作小组,由古一舟、惠孝同负责。现在已经发现的文献中并无关于这一长卷分工的详细记录,但展览现场的文字说明还是对画家的分工进行了推测:

周元亮在二十世纪五十年代以水库题材著名,他的作品《官厅水库》曾入选第三届全国美展。1958年,周元亮创作《我们一定要把水库修好》并参加北京中国画研究会第四届展览会。因此,周元亮绘制官厅水库段应是可以确定的。

另一个基本能确定的分工信息是何镜涵负责绘制颐和园和古建筑部分。1953年3月,何镜涵创作《颐和园小景》,该作品在1954年7月的北京中国画研究会第二次展览会中获得二等奖。1956年,何镜涵创作的《颐和园写生全景》被北京市收藏。从目前可见的一张何镜涵绘制的颐和园素描来看,其与《首都之春》中颐和园的部分如出一辙。

另外,陶一清于1958年创作的《春到丰沙》曾参加了当年的“社会主义国家造型艺术展览会”,这幅画与《首都之春》中丰沙线部分有许多相似之处。由此也可以推测,长卷《首都之春》的丰沙线段应是陶一清所作。

薛良介绍,从六位画家的生平简历来看,此次创作人员的构成是一种“5+1”的组合模式。六位画家中,惠孝同、周元亮、陶一清、何镜涵、松全森五位都是地道的北京人,而古一舟则是山西省运城人,年轻时便投身抗日武装斗争,曾转战于晋东南地区。1949年之后,古一舟才来到北京,之前并没有长期在北京居住生活的经历。

另外,惠孝同、周元亮等五位画家多是“中国画学研究会”或“湖社”等传统中国画社团的组织成员,惠孝同甚至还是“湖社”的创始骨干,这些美术社团基本上以延续传统精神为宗旨,说明这五位在艺术风格上属于较为传统的中国画家。而本身就不是北京人的古一舟则又与他们不同,在抗战时期,古一舟的艺术经历是跟随“抗敌演剧队”学习,并担任舞台美术设计。也就是说,古一舟在新中国成立前是很少接触到中国画创作的。

如此看来,古一舟在六位画家中显得尤其特殊,而根据薛良的研究,古一舟不同于其他五位画家的经历在《首都之春》的创作中发挥了很大的作用:如前文所述,《首都之春》是为庆祝新中国成立十周年的献礼作品,旨在反映新中国成立以来首都北京日新月异的时代变化。画作的服务对象也由原来的文人士大夫(在古代,长卷、手卷作品往往是文人在几案上把玩、研究的对象)转向普通的观众,在观赏方式上也转变为公开的展览。

这些转变对于中国画家来说其实是一种挑战,这就需要“具有革命经历又对工农兵审美需求有所了解的美术家领衔,对创作主题进行把控并介入到合作中”,结合古一舟此前的革命经历不难发现,他的加入会对《首都之春》创作起到积极的引导性作用。薛良认为,正是这种“5+1”的组合在某种程度上促成了《首都之春》的成功。

根据展览上的说明文字以及北京画院收藏的中国书画研究会内部通讯刊物《国画通讯》中的内容可知,在《首都之春》创作开始之前,画家们为了在画作中反映新时代已经进行了大量写生,进行素材的积累:

“20世纪50年代,国画研究会多次组织画家外出写生,其中多处写生地点安排在北京市区和京郊。1955年研究会组织会员进行分组写生,分别到颐和园、陶然亭、丰沙线珠窝站及斜河涧站写生。1956年,研究会组织会员前往京郊金山、鹜峰、官厅水库、雁翅、色树、香山、碧云寺、卧佛寺、植物苗圃等地写生。1957年,研究会组织会员前往西郊香界寺、八大处进行风景写生。1958年,写生活动达到高潮,是年1月,研究会与北京美术工作室联合组织会员51人去往南苑区参观修渠工作并写生。3月,研究会与中国美协、北京中国画院、北京市美工室联合组织分两批前往十三陵水库工地参观写生,并安排会员参加了临时劳动。7月26日,研究会组织会员15人前往怀柔水库参观写生。8月下旬,研究会分别前往卢村五一农业社、颐和园、门头沟、玉渊潭、紫竹院、八大处、香山碧云寺、陶然亭、天坛等处写生。8月,研究会组织会员十余人两次前往石景山钢铁厂参观扩建工程并进行写生。”

实际上,画家合作创作长卷、手卷的行为古来就是文人间的雅事,轻松洒脱。但在20世纪中叶,在经历了风雨剧变的中国,这样的合作长卷展示出了别样的力量。薛良介绍,在这一时期,还有其他一些画家合作绘制的长卷:“例如画院山水画组(胡佩衡、关松房、惠孝同、周怀民、吴光宇、林冠明、郭传璋合作)绘制的《岱宗旭日》,以及画院花鸟画组(王雪涛、洪怡、屈贞、徐聪佑、于非闇、溥毅斋合作)绘制的《松柏常青》,都是当时献礼的作品。这种集体合作画的创作模式相较于以往已经有很大程度的改变,以往随意洒脱、自由轻松的文人雅集、笔会交流被认真严谨的创作讨论所取代,而且成为之后合作画创作方式中的最主要形式。”

薛良最后说:“我们可以从这些笔触中,感受到艺术家们的精神世界以及他们对于新社会的憧憬与理想。”

 

 

来源:北京晚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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