隶书看似平凡却暗藏玄机，心浮气躁时不妨看看《娄寿碑》

《娄寿碑》在汉碑中不属名品，比不上那些耳熟能详的经典之作。所谓“汉碑每出一奇”的说法，似乎有些夸张，但是如果和数量更多的魏晋墓志相对比，《娄寿碑》确实是“一碑一奇”。

作者：文质彬

《娄寿碑》资料图

所谓的经典，必须依赖后人复后人不断发掘的结果。碑刻风格其实和生活中一些人的长相类似，绝对貌美如花、引人注目的只有极少数，绝对稀奇古怪、惹人咂舌的也是极少数，绝大多数就是“大路货”，放在人堆里面没有特别之处。但是细细观察，还是各有各的特点。

汉隶有感性特征，这是临摹隶书乃至所有书体首先要关注的。先将共性问题解决了，而后再在共性的基础上关注个性。共性是个性的前提，当失去这一前提时，问题就出现了，莫不以奇怪狂躁为主要特征，甚至沦为异类。这在现实交流中也能感觉到，两个人或者更多的人如若谈得来，必须有共同价值观，只有存在共同价值观的朋友，才能算得上是知己。如果没有这个前提，只能是陌路，如果没有差异，也不行，一个人变成另一人的影子，也是非常可怕而可悲的。这种“前提”是默认的。就如同“底线”问题从来不用探讨和强调。当即将突破底线甚至已经突破底线，这一问题早已经凸显。当前书坛的诸多问题，都是因为丧失了共同价值观和共性问题而出现的，呈现“四分五裂”的状况，所以存在大量的“非书法”和“反书法”情况。

两汉经历四百余年，虽然统称为汉隶，但是前后期差异特别大。西汉为初幕，与篆书总是有某方面的接近之处，少见波磔，东汉末年走向程式化，出现两种情况：一种是不断走向楷化，所以魏碑楷书墓志夹杂了很多的篆隶意趣，三国两晋的隶书已经成为馆阁，程式化的因子太多；二是篆书的“反哺”，隶生于篆，反过来对于篆书产生作用，最终是二者相互作用，于篆称为“缪篆”。与此同时，汉隶当中一直保存了“篆意”乃至篆书形体，进行有效的改造。所以，真正学汉隶，有西汉和东汉前中两系统，初萌和成熟，代表了不同的状态。《娄寿碑》是东汉时期成熟代表作。如前所述，并非顶尖的名品，但仍然有许多可取之处。字形中常常有夸张之笔，极其厚重，字形以扁方为主，但是不为所拘，灵活多变，生动活泼，与《鲜于璜碑》有接近之处，堪称一家眷属。如今临帖风格容易撞车，和取法资源相同和相近也有一定的关系，自然增加了变化的难度，有时另辟蹊径，也是一种求变的办法。

黄易是清代篆刻大师，浙派“西泠八家”之一。“浙派”人物刻印都有一个特点，篆书少见而传世多见隶书。其印风深受隶书影响，实质上就是借助隶书来改造篆书，独树一帜。这就表明，不擅篆书钻研隶书也能刻好印章。前文有表，篆隶不分家，在很多作品中都有“混存”状态，融会贯通之后，自然游刃有余。但是“浙派”篆刻也因此存在重大缺陷，“后起而先亡”，至于后人更是陈陈相因，娜画地为牢，难出新意。篆刻要想出新意，有大成就，必精篆书无疑。

这样一件风格并不是特别强烈的汉碑，为何进入了黄易的视野？这无疑和黄易个人相关。黄易不但是一个印人，而且还是个学人。在书法史中，以游历考据为世所熟知，发现了很多碑刻。补充资料黄易的研究并不局限于印学，而是金石学。这和晚清当时的大环境相关。面对“文字狱”的高压，只有沉浸在故纸堆中，一来可以避祸，二来可以有一些学术成果。所以，从一个学人的角度来选择，和一般书家喜欢选择热门的《曹全碑》、《石门铭》等不同，更愿意选择一些相对“冷门”的碑刻。这些碑刻在黄易等人的眼中并非“冷”，而自有独到的理解。实际上，从很多学人的作品来看，大多极少选择常见的碑刻，黄易一生极少临摹《张迁碑》、《西狭颂》等类作品。这实际上取决于学人的习惯。学人习惯于考据、抄写，在一些偏于实用的习惯和过程中，与专门的创作有一定的区别。再者，学人的严谨也影响到了临作的风格，极为精严规整，一笔不苟。

古人的临摹和创作是不分家的，而其中存在一个“日常书写”的过程，可以自然过渡，今人缺少的正是这个过程，这也并非绝对，可以有意识地“补课”，在可能的情况下使用毛笔，便能达到目的，说是“创作”，是因为将册页式的原帖变成了竖幅形式，如果对照内容来看，并不衔接，将一些不清楚的字略去了，故而是在考据过程中即兴完成的，特地注明“九十二字”，由此可见严谨之处。

对照原作和临作来看，黄易采用的是实临法，对于一位严谨的学人来说，随而便之地意临是很难想象的。极力忠实，笔笔到位，原碑中的夸张之笔无一例外地都注意到了，采用字距大而行距小的章法，虽然字形大小高低有别，却能自然和谐，浑然一体，可见功力深厚。笔紧墨浓，有浓郁的金石味。将石刻转化为墨迹，清人为今人提供了一种参照系，清隶来源于汉隶又能自成风貌，也是今天隶书创作的重要借鉴。这当中有亦步亦趋的模仿，今天看起来可能会不以为然，但这恰恰是今天需要反思的。那些看似奔腾豪放的隶书，却缺少足够的回味，说起来原因特别复杂，简而言之，则是缺少“沉静”的气质，实际上不够入古，体现不出汉隶应有的大气端庄，加入了过多的行草书笔意，再加上一味过度强调墨法变化，所以说不上意境，感觉就是骚动、浮躁，一旦无限地滑向这一侧，则离古愈远。这就像在看匾额招牌，还是那些近乎“馆阁”的字颇显厚重的原因。今人过度变形，片面强调动态感，意境无法融入整个氛围。

此幅临作，与当时的隶书名家郑谷口、金农等人某一时期或某一件作品接近，有没有直接的相互影响，不得而知，也许只是一种“暗合”，其实这正是我们所强调的“共性”。他们的隶书有那个时代共有的特征，这就是彼时的时代风貌。今人在某些方面走得过火过速，是不是应该回过头来多读读古人，反思一下呢？

黄易（1744-1802），字大易，号小松、秋盦，又号秋影庵主、散花滩人。尤擅篆刻，与丁敬并称“丁黄”，“西泠八家”之一。

《娄寿碑》又名《玄儒娄先生碑》，刻于东汉熹平三年（174），风格近《鲁相史晨奏祀孔子庙碑》、《西岳华山庙碑》一路，属于典型的规正婉丽一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