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这二百六十多年间，书院的地址没有大的变动。清时冠山书院所在的胡同叫崇文街，它是明代扩建延庆城时所建。胡同里当年住着不同姓氏的住户，其中以杨姓为最多，崇文街后来改名为杨家胡同。

本文作者杨立君先生，从小就生活在杨家胡同，而杨家老宅的西墙就是延庆区第一小学。他父亲和他都曾在这所学校读书，因此，他对杨家胡同以及延庆区第一小学有着不一样的情感和记忆。

杨家胡同明代建成

明代延庆州城建城史上，经历了两次人口大迁徙和一次“城市化”移民，可谓三起三落。

朱元璋定都南京之后，为控制北方游牧部族侵扰，在长城以外制造“无人区”，并充实居庸关内民力，于是，“隆庆州民徙三河、固安、昌平。隆庆州遂废”。据记载，固安柳泉屯、魏村屯、黄垡屯、沙垡屯等十四屯，都是隆庆州整体迁徙去的。洪武二年（1369），固安仅有479户1368口。到洪武八年（1375），猛增到4156户16804口。而此后的延庆，已经是一片荒芜、十室九空了。

永乐帝定都北京后，对边境非常重视。永乐十二年（1414）春，明成祖驻跸团山（永宁北），西望妫川隆庆、保安（涿鹿），叹曰：“二州民内徙，至今尚皆荆棘耶！”当时的隆庆因人口内迁，遍布荆棘，于是他命内地军民迁到此处，并由赵羾（hóng）主持操办。

赵羾官至礼部尚书、兵部尚书。永乐九年因未按惯例向皇帝奏明给朝鲜使臣赏赐而获罪。永乐帝下令后，50岁的赵羾来到废弃了40多年的隆庆州城，搭草棚建起了隆庆州治，开始规划隆庆城街巷，安排军民居住。经过几年的建设，隆庆逐渐有了起色，“岂意不二三年间，民益日广。相与披荆棘，锄草莱，立成街市，渐至人烟繁伙，百货姘集，野有余粮，民无菜色。”

因为地处边陲，从嘉靖二十七年（1548）到四十二年（1563），蒙古鞑靼八次入寇妫川，隆庆州城屡遭劫掠。隆庆元年（1567）十一月，为避年号讳，改隆庆州为延庆州。隆庆年间，张居正推荐抗倭名将谭纶、戚继光整顿北方边备，有效地遏制了边患，边陲宁静，军民乐业。

万历八年（1580），延庆城扩建，延庆州向北扩五十步，在原城墙和护城河上新建崇文街（后改为杨家胡同）、乐善街（现三清观街）、延寿街（现药王庙街）、礼让街（现风水街）四条街巷。这次扩建州城，经历了一次动静不小的“城市化”移民，从四乡屯堡迁入大量军户民户。

杨家胡同是填护城河而成，地势低洼，每遇大雨，街上水流成河，因此，在北大街杨家胡同与三清观街相对的路口，建遗爱桥一座，以便排水。因为石桥的原址，是原来的吊桥，所以北城百姓直到30年前还一直称这个路口为“吊桥”。

杨家胡同的老住户，计有杨、鲁、樊、邹、董等姓氏，其中以杨姓为最多。杨家老宅是三进院落，附带后园，正房五间一过道，东西厢房三间一面坡。临街高台阶，门楼上方书有堂号。这在当地是典型的中高档次建筑规制，整座宅院背靠北城墙，应该是家境殷实富裕的民户无疑。长辈曾说过，由我辈上溯五世，应该是生于清代嘉庆年间的杨成芳。其三子杨荣、杨茂、杨海分居老宅前后三院，至今已绵延九代了。

冠山书院开延庆文化教育之先

杨家老宅墙西，是延庆区第一小学。说起这座学校，在延庆大名鼎鼎，也可以说是延庆的文脉。她的前身，是建于乾隆年间的冠山书院。

乾隆十九年（1753），芮泰元代理延庆知州，自捐俸钱并劝捐白银五百两，修缮州城东南隅学宫十二间斋房，并建立书院。清代《重修延庆州冠山书院碑》记载了芮泰元的初衷。“延庆与京兆毗邻，宜其得声教之先者。而前代为边防之区。斥候棋布，戍卒云屯，甚且徙其民而虚其野，其于戎焉而谈诗书，吾知其难也……”第二年，芮泰元正式就任延庆知州，再次劝捐白银五百两，将书院移到崇文街。芮泰元认为，“居庸险而壮，冠山秀而文，地灵也，而人杰在其中也。”故取名冠山书院。这是宣化府创立的第一座书院。

冠山书院创建十几年之后，就显示出了培养人才的独特优势。乾隆三十五年（1770），胡宗顺、谢元章、孟人文同时进士及第。乾隆年间，还有解诠、张学濂、解侨、胡培祖、李德淦等9人中进士。

二百六十多年来，冠山书院数易其名，一直开延庆文化之先。冠山书院对应城南官学，被称为“北学”。由于书院山长（校长）经常参与民间纠纷的调解，百姓尊称书院为“北衙门”，享有很高的社会地位。新任知州或知署（民国县长）到任，首先要拜会书院山长。

同时，书院也承载着延庆文化建设的重任。光绪七年（1881），《光绪延庆州志》出版，主要由冠山书院绅董杜诗和教师张淳德主持编写。

光绪二十九年（1903），清政府推行新学。热衷教育的州牧周文藻动员永宁世家子弟池光宾主办学务，延请旧县名士袁华林协助筹款。正巧，戊戌变法时去日本留学的延庆学生高撰春毕业回国。他们几经策划，在冠山书院旧址上办起了延庆第一所从事现代教育的小学校：延庆高等小学堂。学堂设两个讲堂，可容90人。学堂常年进款纹银822两，虽然延庆六易州牧，但学款一直充足。

延庆高等小学堂学制为三年，课程以国文为主。学生除附近走读生外，多为四乡富裕人家子弟。当时学生地位很高，学生在火神庙看戏，官方要给他们搭凉棚，派巡警保护。那时，高等小学堂毕业，就是延庆的最高学历。学生毕业后，被人们称之为“先生”。

1908年，学部要求各县编修乡土志，作为教材。延庆州高等小学堂堂长（校长）袁华林组织教师编写了《延庆乡土志》。

听着琅琅读书声长大

1937年8月26日，日寇侵占延庆城，成立伪延庆县公署，开始推行奴化教育，致使学校学生大批流散。学校更名为“延庆县第一高级初级两级学校”，分南、北两个学区，分别称为南学、北学。

我父亲杨震，1937年在杨家胡同东头马四先生的塾馆读了一年私塾。他回忆说，当时伪华北自治政府出版的新三字经，在“清太祖，膺靖命，靖四方，克大定”后面，增加了两行内容：“九一八，满洲兴，康德帝，都新京”，私塾先生和学生都很反感，有人悄悄用墨将其涂黑。

1938年至1943年，父亲在北学上学。日伪要求学校开设日本史、日语课程。要求教员具有日语三等翻译水平。早晨上操，师生要面向东方唱日本国歌，喊日语口令“依气、昵、依气……”上课要用日语喊“起立”、“敬礼”、“坐下”。吴堃校长开始几年坚决抵制开设日语课，经常受到日伪督学的打压。县里组织南北两校会操，北学因敷衍了事受到制裁。

父亲回忆说，他们班级一共14个学生。1943年3月，池宝玉等五名学生因不堪忍受奴化教育，离开学校到平北抗日根据地参加八路军。日本军警闻讯封锁学校，训斥了吴堃校长。

我父亲1948年参加教育工作，曾在红寺、姚家营教农村复试班。1949年至1953年，教师实行“薪米制”。校长每月小米120-140斤，教师80-120斤。蔬菜、香烟、牙粉、胰子等都得用小米去换。农村班上的学生，好多都是十八九岁的后生。老父亲离休后，经常在街上遇到须发皆白的学生，他们恭恭敬敬地给当年的“先生”鞠躬。

1949年，“延庆县立城关完全小学”在北学原址（杨家胡同）成立。人民政府拨1800斤小米，用来修复历经战乱而残破的学校。在我儿时的记忆中，北学威严的青石阶两边，是两棵高大的老槐树。进入高门楼迎面有一面镜子，两边写有“照照手脸，整整衣冠”的训言。我们老杨家的孩子，都是听着隔壁的琅琅读书声，度过孩提时代的。

我于1962年入校读书，那时叫延庆县延庆小学。在母校时的快乐时光，至今仍历历在目：黄本芝老师带我们郊野踏青，聂玉清老师教我们唱《我是党的小红花》，崔玉荣老师带我们到汽车站学雷锋，左秀兰老师带我们到八达岭烈士陵园祭奠先烈……

虽已离开胡同多年，但杨家胡同和延庆小学，一直是我魂牵梦萦的地方，我曾写过一首《再宿老宅》：

墙邻书院冠山铭，户透蒙童默诵声。

叔伯榆桌夸旧事，儿孙电脑觅交情。

乡酩野趣阶前醉，汉界楚河灯下盟。

茶淡星稀难入寐，鸡鸣艾袅是晨清。

来源：北京晚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