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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话《决胜时刻》编剧何冀平,商业与艺术冲突中她如何创造经典?

2019-09-21 13:55 编辑:TF010 来源:北京晚报

从北京人艺的保留剧目《天下第一楼》到最近火到一票难求的话剧《德龄与慈禧》,从徐克的电影《新龙门客栈》到无数次重播的电视剧《新白娘子传奇》……几乎难以想象,这些经典作品全部出自同一人笔下,此人就是金牌编剧何冀平。

生活于京港两地的何冀平常说,北京给了她深厚的文化积淀,香港教会了她商业运作的模式。这种独特的经历令她的作品总能叫好又叫座,在艺术与商业之间寻求着难能可贵的平衡。

对于十八班武艺样样精通的何冀平来说,从来没有她不敢写的题材,甚至她还能做到从来不拖一天稿,因此在香港影视圈人送绰号“救火队员”。去年11月,接到紧急任务筹备献礼片《决胜时刻》的张和平,第一时间想到的就是打电话给何冀平。在出品人于冬、导演黄建新都苦于找不到创作方向时,何冀平用十天的时间拿出了剧本大纲,瞬间“点燃了整个团队”。

如今,在《决胜时刻》即将上映之际,本报记者面对面专访了何冀平,听她畅谈《决胜时刻》的幕后故事,以及她30多年来佳作不断的独门秘笈。

以小人物写大历史,透过生活细节让领袖接地气

记者:《决胜时刻》是您第一次写重大革命历史题材,最初接到这个任务的时候,有没有犹豫过?

何冀平:我也犹豫过,一是没写过这类题材没有经验,二是我不长期在内地生活,没有其他内地编剧熟悉相关政策。但是这部电影的邀请方让我无法拒绝,艺术总监张和平是原人艺院长,我们本就熟悉,黄建新导演也很熟,博纳以前和我合作过《明月几时有》,所以我是很信任他们的,就答应了。再一个,在新中国成立70周年的时候推出这部电影,肯定是有重大意义的,我作为一个在北京长大的编剧,对北京和国家的情感是很深厚的,就觉得应该要承担起这个责任来。

记者:创作的过程中,遇到了哪些困难呢?

何冀平:首先就是当年的人都不在了,我没办法找人去做面对面采访。我以前写剧本是非常重视采访的,哪怕不能面对面,能远远地看着也行,下笔时就有底了。但这次完全没有这样的机会,只有看资料。我看了成摞的资料以及四五部电影、两三部电视剧,包括《建国大业》《建党伟业》《建军大业》《换了人间》等等。之所以要看,一是我不太了解这段历史,看看别人是怎么写的;二是看了以后我不能重复,不然花这么大精力,再拍一部差不多的,观众不可能买票进场。

记者:资料收集过程大概有多长时间?有没有哪些人物故事给您留下比较深刻的印象?

何冀平:资料收集基本上是和创作同步,因为时间太紧。去年11月接到的任务,今年3月就必须开机了。其中,有很多大的历史事件是必须要写的,但我也发现了很多有趣的小故事,我是比较善于沙里淘金的。比如黄景瑜饰演的警卫员,就源于当年的一位战斗英雄。当时中共中央刚进北京,城里非常混乱,保卫党中央和毛主席的安全就成了头等大事,其中有个保卫队长挺有意思的,是个神枪手,但他的岗位是见不到毛主席的,为了写毛主席和身边工作人员的情感故事,我就把他设计成了主席的贴身警卫。当然,这个警卫不可能像电影里这样,还敢跟主席顶嘴,但这样写有利于我塑造人物。

记者:写重大革命历史题材很难创新,您是怎么解决这一问题的?

何冀平:1949年发生了很多重大事件,国共和谈、渡江战役、政协会议、共同纲领……这些是必须得写的。这就等于给我画了个框,我只能在框里活动。但是我还是找到了很多小人物的故事、领袖的生活细节,大概十天时间,大纲就出来了,大家一致通过。我认为以前的献礼片大多是史诗片,而《决胜时刻》走的还是故事片的结构。

记者:您自己最满意的是哪一场戏?

何冀平:毛主席帮警卫员写情书、在路边吃小吃、去听梅兰芳的戏、和小女儿一起捉麻雀……这几场戏我都很喜欢,毛主席的形象一下子就变得很生活化了。前不久在北大首映时,年轻观众也特别喜欢这几场戏。

没想过主旋律商业化,只想让它好看

记者:这两年主旋律商业大片越来越受欢迎,从《战狼2》到《红海行动》,包括刚刚上映的《烈火英雄》,您在创作时有没有考虑过,如何让主旋律题材赢得市场?

何冀平:我没有想过要把主旋律商业化,我只是想让它好看。为什么我到了香港以后很快能进入商业电影圈?因为我的作品本身就有商业性。去香港之前我就写了《天下第一楼》,这部剧到现在还在演,如果不好看早就被淘汰了。到了香港以后,更加深了我这种商业制作的意识。因为不好看就卖不出拷贝,说什么也没用。

记者:不止《天下第一楼》,最近一票难求的《德龄与慈禧》也演了20年了,如果让您总结经验的话,什么样的作品才有可能成为经典?

何冀平:什么是经典,就是经得起时间的考验。首先要好看,然后还要有思想,如果仅仅是热闹,不会太长久。这个思想就是编剧给的。我是一直不喜欢讲得很直白的,所以我没有一部片子是直接讲大道理,但讲的是人生,大家都能听得懂,这是我创作的一个准则。这次《决胜时刻》也一样,尽量不让毛主席去说一些硬邦邦的话,因为真实生活不是这样的,艺术加工要让人物故事更加真实,更容易让观众接受。

记者:您的作品都很卖座,口碑又好,其实商业和艺术的平衡是蛮难做到的。

何冀平:关键在编剧自己,要有追求,如果连我自己都看不过去的话,根本不会拿出来。现在排《德龄与慈禧》,我还觉得能改一改,这次就加了京剧那场戏,变得更好玩了。这是每个作家自己的追求,对自己的职业有要求。我也经常把自己放在观众的角度去看,我知道观众喜欢什么。

记者:您的作品都特别大气,和大家通常认为的女性编剧不太一样。

何冀平:很多女作家都写得很缠绵、很细致,我还挺佩服她们的,让我写那种情情爱爱的我真写不过她们。我并不是说谁高谁低,但我就是这样,给我一个小题材,我也能写出宏观的东西。我也不知道为什么,其实我本人并不男性化,但我的作品很男性化,直到现在好多观众都不知道我是女的。我没有我的作品有名。

徐克特别爱改剧本,姜文拍戏现场一定要有编剧

记者:您一出手就是《天下第一楼》,这是非常高的起点了,会不会给后面的创作带来一些压力?

何冀平:我从来不把前面的东西当成就,所以就不构成压力,我从来也不会想,下一部作品要不要压过《天下第一楼》。

记者:您在话剧和影视领域都有不少佳作,这两种艺术形式,您自认为更擅长哪一类呢?

何冀平:我呢,基本上是等同的,可能电影作品更多一点,话剧剧本更难写一点。三个月我完成了《决胜时刻》,但三个月完成一个话剧剧本,是绝对做不到的。电影剧本可以时空转换,而话剧更需要一句话一句话搭起来。还有一点不同的是,电影是导演中心制,话剧是以编剧为中心的。这次博纳很关照编剧,海报上用大字把导演和编剧并列,这是我做电影编剧以来的第一次,以往海报上根本没有编剧的位置。我也不知道为什么,大家对编剧一直很不重视,都说缺少好故事,好故事从哪里来?必须是编剧啊。

记者:您合作过很多大导演,徐克、陈可辛、许鞍华、姜文,能不能聊聊他们各自的特点?

何冀平:徐克1992年请我写《新龙门客栈》的时候,是香港第一流的导演,他脑子特别快,天马行空,一会一个招儿,但我不能都听,都听就乱了,我听一些也不听一些。他特别爱改剧本,音乐也懂,画画写字都会,他把这些东西都运用到他的电影当中去了,所以他的电影永远是眼花缭乱的。

陈可辛导演呢,他有一种文化的根基在,因为他父亲就是编剧,曾任《明报》编辑,他从小就受到内地文化的熏陶,这对他现在来内地拍电影是非常有益处的。

许鞍华是一位非常好的导演,她跟我把剧本搞得非常细,谈了起码有八个月,拍电影的时候不改,我很喜欢这样的导演。我不是不满意导演改剧本,但导演一般就是改某一段,而剧本是牵一发而动全身的。如果他删改得特别对,我也很感动,说明我们有默契。但有的导演只按自己的想法改,改到最后都没法结尾了。

姜文导演很强势,但跟我关系很好,他的作品非常有张力,听他讲话就特别有意思,经常手舞足蹈地给我们演。他的习惯是拍戏现场一定要有编剧,白天拍、晚上写,经常写到夜里三点,我的身体吃不消,所以后来派了两个年轻编剧跟着他。但他的原话是,我搭起了《邪不压正》的四梁八柱。

记者:写作之余,您平时生活中喜欢什么呢?

何冀平:主要就是看电影,最近想看《哪吒》一直还没抽出时间来。我想告诉中国观众,电影必须要去电影院去看,否则真是浪费了这么多创作者的心血。电影是昂贵的艺术,需要一种仪式感,当你坐在影院里,周围黑下来了,安心欣赏,这样才能入梦。

 

 

来源:北京晚报 记者李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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