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亡清兴时期发生了什么？秦晖新作解答了政治、军事、农业等问题

明亡清兴时段，势力交错，战况复杂，而研究者关注核心不啻为“明何以亡而清何以兴”。研究者习惯站在正统王朝更迭视角，着眼明、清两股势力的动向；谈及李自成、张献忠等起义军，往往以“农民起义”概而论之，故而其各方面细节研究，仍有爬梳阐释的空间。

作者：赵慕宇

《鼎革之际》，秦晖著，山西人民出版社

知名学者秦晖的新作《鼎革之际》，正是关注了明亡清兴时段政治史、军事史、农业史等相关问题。如他自己所说：“‘摆事实、讲道理’即叙述重实证、议论合逻辑的功夫，关注底层和社会而不是只盯着帝王将相的视角，在我以后的各种研究中都是尽量坚持的。”《鼎革之际》收录作者早期明清研究的数篇文章，全书展现出扎实考据和问题意识，第一部分着重论述南明史，分别讨论了大顺、大西政权后期的军队情况与性质，和盘托出南明弘光、隆武、永历政权的更迭，以及抗清运动的三次高潮；第二部分着眼于孙可望在云南的“国主”政权，以“营庄”制度为核心，分析大西军推行的独特农业制度及其意义；第三部分则收录作者关于李自成战败后身世、大顺军将领的系列考证，对于相传已久的“奉天玉和尚即李自成”的说法，作者通过多重考证，认为奉天玉乃川地军阀李占春。

《鼎革之际》虽是秦晖早期文章汇集，然而其注重史实证据、结合事实进行创新阐释的特征，却可窥见一斑。史学无疑以“信实”为纲，可意义终究落于指导后世的“卓识”。大凡研究容易陷入两种误区，一则是考据饾饤之学，扎进故纸堆，无论大小远近，验证是非对错，缺乏穿透性、全局性的问题意识；一则是论述阐释之学，旧瓶装新酒，罔顾史实根据，惶而直抒己见，虽有创见而极易流于空疏。秦晖之作往往能兼顾事实与阐发，更进一步说，是其阐发皆由历史而来。

本书对云南大西建立政权的农制研究，便颇具代表性。孙可望是张献忠死后领导大西军的核心将领，他在平定“沙洲之乱”后，从掌权的缙绅阶层手中，夺取云南控制权，作者将其定性为农民阶层与缙绅地主阶层的矛盾。

所谓缙绅，即官绅地主、现任官僚以及有“功名”的知识阶层。明代对官僚及后备军，均予以优待，举人、监生、贡生乃至一般生员，都不同程度减免税赋，他们被称为“平民地主”。明中后期，税赋杂捐愈发沉重，地主群体的免税权力，自然导致自耕农选择出卖土地，变为佃农。而同属地主阶层的“富民”（平民地主）又有所不同，他们和缙绅一样剥削农民，可地位又低于缙绅。无论缙绅地主，他们始终以自身权益为考量，并与农民的权益互为冲突。

作者抓住土地危机这一核心，对大西军在云南的营庄制度予以考察。孙可望领导大西军雄踞云南，进行了卓有成效的改革。孙可望其人具备良好治理才能，然而野心极大，后不奉明朝正朔，甚至最终因内讧火并而降清。不过，大西军推行的“营庄制”却反映出对土地兼并的调整和对农业生产的革新。营庄制简单说是“四六同分”，即政权收取四成而农民自得六成，后执行中也将一成分与地主。大西政权改变了地主对土地的赋税征收权，但也等于间接承认了土地私有制；大西政权改变了农民困苦的生活和政权收集赋税的数量，却没有使农民真正拥有土地。大西政权在云南取得的成就，其实是恰当地调整了生产关系，使之符合生产力状况。在动乱年代，他们甚至使云南“农勤岁稔、物阜民安”，只可惜清廷后来倒行逆施，破坏了改革后的良好局面。

对于农民起义和农民政权，秦晖的这一研究值得借鉴。他说：“暴力并不是万能的，它归根结底只能是客观经济规律的体现者，是一种‘经济力’。”“农民战争的历史作业，是个不以人们（包括农民阶级与地主阶级）意志为转移的客观过程。”大西军在云南的农业改革，正是两个原则的极好诠释。

其实，千年以来，中国王朝的革故鼎新，往往与农民的存在状况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然而这种联系，又要深入具体历史语境做考察，得出令人信服的结论。一直以来，秦晖教授关注农民从而观照历史，乃是得治史三昧，虽然其很多创新观点往往存在争鸣，然而其令人耳目一新的观点，却拓展了研究思路，使史料生发新价值、新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