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 肖伊绯

王宾中丁·王往逐兕涂朱卜骨刻辞（资料照片）。罗振玉旧藏，现藏国博。2016年，中国邮政发行《殷墟》特种邮票1套3枚，第1枚邮票主图的“甲骨文”即是此骨。 新华社 （中国国家博物馆供图）

郭沫若依靠自学步入甲骨殿堂

在甲骨文的研究中，有“甲骨四堂”之称的四位学者罗振玉、王国维、董作宾、郭沫若所做出的巨大贡献是毋庸置疑的。

与其他三位学者不同，郭沫若之所以跻身“甲骨四堂”之列，完全是靠自身的聪敏刻苦与努力奋斗。郭氏本人没有可资倚仗的“家学”与“师承”，也没有优裕深厚的“鉴藏”与“古学”根基，更没有进入专业院校及相关学术机构专研与深造，仅凭自学自习而独树一帜。

1927年，郭沫若因撰发《请看今日之蒋介石》一文，揭露蒋介石“背叛国家，背叛民众，背叛革命”的行径而遭通缉。随即参加南昌起义，并加入中国共产党，1928年2月被迫流亡日本。正是在这十年的流亡生涯中，从对“甲骨文”一字不识起步，郭沫若依靠刻苦自学，以一己之力成为“甲骨四堂”之一。

1928年6月，郭沫若在日本东京的书店中，首次读到了王国维手书、罗振玉编著的《殷墟书契考释》一书，对书中内容萌生浓厚兴趣，由此开启了“甲骨文”研究。他坚持经常去藏书颇为丰富的“东洋文库”，将其所藏的大量甲骨文、金文著述一一通读自习。随后，编撰出以《卜辞通纂》与《殷契粹编》为代表的多种“甲骨学”及相关研究著述；这些著述新见迭出、新论时现，郭氏其人其学俨然成为“甲骨学”领域中的新生力量。

据考，郭氏的这些著述，足以奠定其“甲骨学”领域内的学术地位。究其原因，概括起来至少有四个方面。首先，其著作选取1928年殷墟科学发掘之前各家所藏珍品，其中有不少是罗振玉、王国维等人所未见或遗漏者，其史料价值无可替代，且郭氏对这些甲骨文字的考释又多有新见，有“发前人所未发”处。

其次，郭氏在考释甲骨文字的过程中，解决了罗振玉、王国维等人所没能解决的问题，对殷代先王世系的研究有着特殊贡献。再者，在搜集了大量“甲骨文”图像与拓本的基础上，郭氏对“甲骨文”本身的一些规律，诸如文字考释、分期断代、断片缀合、残辞互补、卜法文例等方面的研究，均有很多足以匡补乃至超越前人的创见。

最后，郭氏还首创了以马克思主义方法对“甲骨文”及商史进行系统全面的社会学研究。在其著述中明确宣称“要从古物中去观察古代的真实情况，以破除后人的虚伪粉饰、阶级的粉饰……我现在即就诸家所拓印之卜辞，以新兴科学的观点来研究中国社会的古代”——这里提到的“新兴科学的观点”，就是马克思主义思想体系中的唯物史观、辩证法及方法论。

1930年1月，郭沫若所著《中国古代社会研究》由上海联合书店初版。这一部运用“新兴科学的观点”对包括“甲骨文”在内的新见史料加以系统研究的历史学、社会学著述，一经面世，即大获好评。同年2月、4月、6月三次再版，仍供不应求。一部学术著述，能在当时的中国都市大众读者中产生如此反响，实属罕见。

书中有言：“为中国之旧学自甲骨出而另辟一新纪元，自有罗、王二氏考释甲骨之业而另辟一新纪元，绝非过论。”此言上承“雪堂”与“观堂”，为“甲骨学”正名而发声，与“彦堂”在安阳殷墟的“一掘定音”遥相呼应（郭、董二人确曾因研讨学术而有过书信往来），可谓“一言定鼎”，自成“鼎堂”。“甲骨文”与“甲骨学”，“甲骨四堂”之学，就此定论定调，在中国学术界初露“显学”光芒。

甲骨书法与《京华烟云》中的甲骨学家

另一方面，将“甲骨学”最终推上“显学”地位的，还有一股潜在的“社会力量”不容忽视。这股“力量”，非关纯粹学术研究，非关文献求索与考古发掘，而是来自文艺界与文学界各界人士对“甲骨文”这一远古事物的浓厚兴趣与大力推扬。

譬如书写“甲骨文”的风尚，一度流行于文人雅士的社会阶层。1921年，罗振玉出于书法兴趣，在当时考释出来的甲骨文字仅约500字左右的条件下，“取殷契文字可识者，集为偶语，三日夕得百联，存之巾笥，用佐临池”。1925年，罗氏编著《集殷墟文字楹帖》付印出版，这是中国历史上最早的一部“甲骨文”书法集，由此也开创了以“甲骨文”集字进行书法“创作”的社会风尚。之后又有章钰、高德馨、王季烈等同好也纷纷效仿，集甲骨文字为楹联。1927年由上海东方学会印行的《集殷墟文字楹帖汇编》汇总了罗、章、高、王四家所编“甲骨文”集联，共收400余联，由罗振玉亲自手书付印。此后不久，西泠印社创始人之一、金石书画皆擅的杭州人丁辅之于1928年编著完稿，1934年正式印行《商卜文集联》一书。

另一方面，及至1928年首掘安阳殷墟之后，董作宾对“甲骨文”书写及书法创作方面的认识也随之深入。因为长期参加殷墟科学发掘并从事“甲骨文”的整理工作，作为接触“甲骨文”实物和摹写“甲骨文”最多的人，董氏曾摹写过甲骨原片达万余片以上。1947年赴美国讲学期间，董作宾的“甲骨文”书法作品也随之在海外广为传播，成为国际文化交流的“文化重器”。据其子董玉京所著《我的父亲》一书可知董氏友人胡适曾经这样形容董氏的“甲骨文”传播之广：“从太平洋走到大西洋，几乎没有一家中国朋友或美国的中国学者家中没有董作宾的甲骨文。”

对“甲骨文”与“甲骨学”的推介普及，还有来自文学界的“作家力量”之渲染。“甲骨四堂”之外，还有一“堂”，也为“甲骨文”的海内外传播贡献过力量，即“两脚踏东西文化，一心评宇宙文章”的中外驰名作家林语堂。其代表作《京华烟云》小说中的重要人物姚思安即是一位“甲骨文”鉴藏家，其女姚木兰更是从小即习知“甲骨文”，聪慧过人。小说中还设置了当北平即将沦陷之际，姚氏为民族大义、为国宝免遭劫掠而忍痛焚毁“甲骨文”的情节，这一情节令读者过目难忘，感慨万千。

《京华烟云》一书，本是林语堂旅居巴黎时于1938年至1939年间用英文写就的长篇小说，全景式展现了现代中国社会风云变幻的历史风貌。自1939年底在美国纽约初版，社会各界反响极其热烈，美国《时代》周刊则称其“极有可能成为关于现代中国社会现实的经典作品”。在国内，中译本《京华烟云》同样热销，抗战胜利后多次再版，并被翻译成多国语言，国际影响力日益扩大。

据目前已知的历史信息，林语堂曾于1940年与1950年，先后两度获得诺贝尔文学奖提名，皆是因这一部《京华烟云》的盛誉。可以揣测，在这样一部海内外热销、好评如潮的小说中，林语堂设置“姚思安”这样一位“甲骨文”鉴藏家的角色，应当是为众多读者所注意到并有所关注。联系到从1899年到1928年，中国自安阳殷墟发掘及各地私人收藏的“甲骨文”大量流散于海外的历史背景（据考，至少有2万余片甲骨流散海外，分属于12个国家博物馆或私人收藏），海外读者对“姚思安”这一中国人物及“甲骨文”这一远古事物的熟悉度与亲切感，也应当随之而有所深化。

林语堂《京华烟云》英文版“Moment in Peking”，1939年美国纽约初版，其中塑造了甲骨文鉴藏家的角色，并有与甲骨文相关的情节。

甲骨学不断发展

应当说，纵观自1899年前后首次发现“甲骨文”，至1928年首次考古发掘安阳殷墟，以及1949年之前饱经战乱却方兴未艾的“甲骨学”的不断发展历程，正是来自学术界、文艺界、文学界的多领域实证与互动，产生了持续深远的“跨界”合力，才使“甲骨文”这一远古事物的真实性与影响力，在国际国内都得以充分确立。在此基础之上，“甲骨学”终成“显学”的历史趋势，几已无可阻挡。

随着1950年武官村大墓发掘，新时代的殷墟发掘也拉开序幕。1976年，小屯西北地发现商王武丁配偶“妇好”之墓。至1986年，已经进行了20多次考古发掘，获得了刻字甲骨15万片左右，极大的丰富了“甲骨文”样本数据。由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工作组集体编辑，郭沫若主编的《甲骨文合集》，也随之应运而生。

此书是中国现代“甲骨学”方面的集成性资料汇编，于1978年至1982年由中华书局陆续出版﹐选录上个世纪80年来已著录和未著录的殷墟出土甲骨拓本﹑照片和摹本﹐共计四万余片之多。此书将“甲骨文”发现80年来，除《小屯南地甲骨》一书所收和后出的材料外的现有“甲骨文”资料基本收齐，并经过辨伪、去重、断片缀合、分期、分类的科学整理，去伪存真﹐去粗取精﹐遂成“甲骨学”发展史上集大成之作。

至本世纪初，殷墟的发掘仍在继续，关涉“甲骨文”的考古发现与学术研究，不断向纵深发展。至此，“甲骨文”是汉字的前身、世界三大最古老的文字体系之一的学术观点已为定论，无可置疑。“甲骨文”的真实存在，不仅证明古老的汉字是独立起源的，还提供了中国古代独立的文字造字法则，对3000年以来的中国文化产生了根本性的影响。

2016年，中国邮政发行《殷墟》特种邮票1套3枚，3枚邮票选取了“甲骨文”、“司母戊鼎”与“玉蟠龙”为各自主图，首次以“国家名片”形式，集中展示了以“甲骨文”为代表的殷商时代文明遗产。

可以说，“甲骨文”的发现，不仅把中国有文字记载的可信历史提前到了商朝，而且由于“甲骨文”内容丰富，涉及殷商政治、经济、文化、意识形态的各个方面，对全面复原殷商社会史具有重要意义，被称为中国古代乃至人类最早的“档案库”。对“甲骨文”的研究，也产生了一门新的学科——“甲骨学”。这一学科，已经成为世界公认的重要学科，是研究中国历史与人类文明的“学术重器”。

（原标题：终成显学）

来源 北京晚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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