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肖伊绯

土方征涂朱卜骨刻辞（资料照片）罗振玉旧藏，今藏国博 新华社 （中国国家博物馆供图）

2017年，以中国国家博物馆、中国社会科学院、故宫博物院、北京大学等11家单位珍藏的约9.3万片甲骨文为申报主体，甲骨文成功入选“世界记忆名录”，标志着世界对甲骨文重要文化价值及其历史意义的高度认可。

近日，纪念甲骨文发现120周年座谈会、国际学术研讨会陆续举行，这是甲骨文发现以来中国首次在国家层面举办系列纪念活动。此外“证古泽今——甲骨文文化展”也于10月22日亮相中国国家博物馆，这是该馆首次举办以甲骨文为内容的文化展。

今日本报刊发研究近现代史的青年学者肖伊绯撰写的一组文章，以向读者介绍甲骨文的研究历程。

“龙骨”是药还是宝？

“甲骨文”最早出土于何时何地，至今尚无确切的结论。不过,可以肯定的是，这些刻着目前所知中国最古老文字的龟甲与兽骨，最初是在中药铺里当作“药材”出现的。

120年前，也就是清光绪二十五年（1899年），任国子监祭酒的王懿荣因病从宣武门外中药铺买回一剂中药，其中一种药名为“龙骨”。龙骨，本是中药名，为古代哺乳动物象类、犀类、三趾马、牛类等的骨骼化石。据《千金药方》《本草纲目》等记载，龙骨具有镇心安神，平肝潜阳，固涩，收敛之功效。

王懿荣是古文字学家、书法家，精于金石鉴藏。他在“龙骨”上发现了人工刻成的古怪图形，这些图形颇似远古文字，遂推测其为商代的古文字。王氏欣喜若狂，因为这是一件前无古人的巨大发现，意味着把汉字的历史推进到公元前1700多年的殷商时代。为进一步证实其推测，王氏通过古董商人先后收购了千余块刻有古怪图形的骨头。

由此，时年54岁的王懿荣意外地成为发现、收集和研究甲骨文第一人，被誉为“甲骨文之父”，国际学术界也把1899年作为“甲骨文”研究的起始年。

事实上，关于“甲骨文”的首次发现时间及发现者，还流传着另一种说法，那就是几乎与王懿荣在北京发现“龙骨”同时，另一位王姓学者——王襄也在天津发现了“龙骨”的秘密。

虽然这一说法尚存争议，但无可否认的是，就在发现“甲骨文”的次年，因八国联军攻入京城，皇帝外逃，被任命为京师团练大臣的王懿荣深感羞愤，旋即在北京东城区锡拉胡同的自家宅院中，偕家人服毒投井，从此再未能深入研究“甲骨文”。

而此时身在天津的王襄正值青年，在之后的人生历程中，他对于甲骨文不仅有鉴定、购藏之功，还有著述传世，且数量颇丰，堪称“甲骨文”研究早期著述中的佼佼者。时至1920年，王襄所著《簠室殷契类纂》付印出版，这是“甲骨学”史上的第一部字汇。1925年，其著《簠室殷契征文》出版，则又公布了其珍藏的五千多片甲骨中的精品。

但是，根据王襄《题所录贞卜文册》一文，可知1899年山东潍坊商人把河南安阳出土的“龙骨”按骨上所刻字数售卖，以“一字一金”的高昂价格居为奇货。这里的“一金”，可能指清末已然流通的银圆，所谓“一字一金”，即一个“甲骨文”按一个银圆的价格出售。在当时大多数人只是把“龙骨”作为普通药材使用的情况下，这样的价格可谓“天价”。当时王襄虽然已经识别并深知“甲骨文”的价值，奈何手头拮据，“仅于十百数中获得一二，意谓不负所见，借资考古而已”。后来，他听说这批“龙骨”全部售卖给了福山王文敏（王懿荣谥号）。

1953年，王襄出任天津文史馆馆长，将毕生珍藏的甲骨全部捐献给了国家。在这批捐献的王氏旧藏甲骨中，现藏于天津博物馆的商代“月有食卜骨”，独具历史与科学研究多重价值，弥足珍贵。此卜骨刻辞记载了公元前 1189 年 10 月 25 日发生的一次月食，这是世界上关于月食最早、最完整的记录之一， 像这种带有干支的月食记事卜辞，目前全世界仅有两件，这是国内仅有的一件。此骨拓本曾刊载于王襄所著《簠室殷契征文》，列于此书首页。

诸此种种，可见王襄在甲骨文的发现、鉴藏、研究方面，都有着不容忽视的“发现者”与“开拓者”地位，足与北京的王懿荣并称“甲骨二王”。

王襄捐赠的商代“月有食卜骨”记载了公元前1189年发生的一次月食。

“甲骨四堂”

推进了“甲骨学”研究

所谓“甲骨四堂”，乃是指中国近代四位研究甲骨文的著名学者：罗振玉（号雪堂）、王国维（号观堂）、董作宾（字彦堂）、郭沫若（字鼎堂）。

“甲骨四堂，郭董罗王”的指称，原是著名学者陈子展在评价中国甲骨学早期研究者时所做的一句概括简评，这一评价已为学术界广泛接受。可能因陈氏是文学史家，为押韵上口计，故随意做了“郭董罗王”的排序。而著名学者、在“甲骨学”领域有着卓越成就的唐兰，对“甲骨四堂”又有着更进一步的评述。他曾以这四位学者在“甲骨文”研究方面的起始先后以及各自学术成就的特点，对之评价称“自雪堂导夫先路，观堂继以考史，彦堂区其时代，鼎堂发其辞例，固已极一时之盛”。

值得注意的是，在“甲骨学”成立并“已极一时之盛”之前，还有一位卓越人物贯通于王懿荣与“甲骨四堂”之间，有着极其重要的承前启后之功，那就是被誉为“晚清四大谴责小说”之一的《老残游记》的作者刘鹗，他被认为是中国第一个确认“甲骨文”为商代文字并加以确证的人。

刘鹗为王懿荣生前好友，二人对“甲骨文”的历史价值都相当重视。王氏殉难后，其后人为偿还其遗留的私人债务，遂将王氏生前购藏的绝大部分甲骨转让给了刘鹗。1903年，刘鹗从所藏甲骨中精选出一千余片，石印出版了中国第一部“甲骨文”图录《铁云藏龟》，使“甲骨文”第一次从私家藏品变成了可供学者研究的公开资料。至此，“甲骨文”方才成为“天下公器”，中国学者群体也因之开始进入这一研究领域。

《铁云藏龟》中第一次提出“甲骨文”是“殷人刀笔文字”的论断，认为“钟鼎之有象形者，世皆定为商器”，与之相应，甲骨中象形之字很多，且其中的“祖乙”“祖辛”“母庚”等字样“以天干为名，实为殷物之确据也”。一向对中国古史抱有怀疑，认为中国可以确信的历史不过两千年的著名学者胡适，也盛赞这本书为研究“甲骨文”的“开路先锋”。

那么，“甲骨四堂”何以誉满学界？实因“甲骨四堂”的学术成就推进了对甲骨文的研究。

罗振玉参与了《铁云藏龟》的甲骨选拓，也由此开启了自己的“甲骨学”研究历程。罗氏深知“甲骨文”之发现意义重大。刘鹗于1909年逝世后，罗氏还整理刘鹗赠送的未曾著录的甲骨，编辑为《铁云藏龟之余》。

与此同时，罗振玉为了弄清楚“甲骨文”的确切来源，倾尽一己之力。须知，当时把持甲骨售卖的古董商人为了垄断经营，对于甲骨的确切来源秘而不宣，只是谎称出自河南汤阴、卫辉等地，导致不少学者误信误判，以讹传讹。直到1908年，罗氏才首先访知甲骨出土于河南安阳的小屯村一带，并亲自前往安阳进行实地考察与收购甲骨。1910年，罗氏从新购甲骨中释读出了10位殷王的名谥，证明这些有字甲骨确为殷王室之遗物，并进一步推断安阳小屯村正是古文献所载的殷墟遗址。他先后共搜罗近两万片甲骨，从1913年起出版了多部研究甲骨文的著作。

与罗振玉素来交好，后来更与之成为儿女亲家的王国维，也在“甲骨学”领域大展身手。1917年，王国维撰成《殷卜辞中所见先公先王考》，此文开创了用“甲骨文”与诸如《史记》等传世文献互证商代历史的先例。此文中，王氏感叹“以《世本》《史记》所未载，《山海经》《竹书》所不详，而令于卜辞得之。《天问》之辞，千古不能通其说者，而今由卜辞通之，此治史学与文学者所当同声称快者也”。王氏所推崇的“二重证据法”就是运用出土文物与传世文献互证历史，而“甲骨文”作为中国最早的文字遗存，具有多么宝贵与核心的价值！

《殷卜辞中所见先公先王考》一文撰成之后不久，王国维意犹未尽，在又获见一批新的甲骨拓片之后，又撰成《殷卜辞中所见先公先王续考》。在“续考”中，王氏以其深厚的“甲骨文”释读功底与文献互证之功力，首次使用了“甲骨缀合”方法，开创了又一崭新的“甲骨学”研究途径。

来源：北京晚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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