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7年的殷墟发掘现场。

作者：肖伊绯

章太炎为何

痛斥“甲骨文”？

在“彥堂”董作宾与“鼎堂”郭沫若跻身“甲骨学”研究前沿之际，还发生过一桩影响力深远的事件，一度为“甲骨学”的发展蒙上阴影。不过，这一事件客观上激起了社会各界对“甲骨文”与“甲骨学”的广泛关注与充分辩证，成为“甲骨学”持续壮大的“催化剂”。

1935年11、12月，上海《唯美》杂志第9、10期连载了国学大师章太炎致青年学者金祖同的信札影印件。如果仅仅是欣赏章大师的书法也就罢了，可细读信件的内容，却不难发现，这竟是时年66岁的章大师在向年仅21岁的金小弟，长篇大论地痛斥“甲骨文”纯系伪造，痛责“甲骨学”误人子弟。信中开篇即语：“文字源流，除《说文》外不可妄求。甲骨文真伪且勿论，但问其文字之不可识者，谁实识之？非罗振玉乎？其字既于《说文》碑版经史字书无徵，振玉何以能独识之乎？”

这一通写于1935年6月28日的回信，对矢志“甲骨学”的金氏，可谓当头一盆冷水，浇了个透心凉。不过，金氏并不甘心，又陆续向章氏去信多封，于是又有了第二、三、四通章氏回信。其中，第二通章氏回信最为引人注目，因其将“甲骨文”纯系伪造，罗振玉等“伪造欺人”的个人观点全盘托出，毫不掩饰自己的愤慨与鄙视。章氏认定，最初药铺作伪（以普通甲骨伪充药材“龙骨”贩售牟利），之后罗振玉附会（以古书穿凿附会“殷墟”为河南安阳），最后当地村民作伪（因“殷墟”之说流行而以普通甲骨伪造刻制“甲骨文”牟利）的一系列连环伪造，即是当时“甲骨文”之所以突然出现并不断被发现的主要原因。甚至就连1928年中研院董作宾等在安阳洹上村的首次官方考古发掘工作，章氏也予以否定，认为乃是当地村民自己事先伪造甲骨，之后又在自家屋檐下预埋了甲骨，然后再通知考古队发掘出的。

章氏的第二通回信，是其回复金祖同四通回信中篇幅最长的一通，足足写满了八个页面。此信不但对“甲骨文”的来路提出了强烈质疑，还引经据典，将从汉代到清代以来伪造远古文字的案例一一罗列出来，意即“甲骨文”乃近人伪造无疑，因为这类伪造向来是有“传统”的。且信中指名道姓地痛责罗振玉，称其“伪造欺人”早有案底，称罗氏曾在日本“多造古法帖或汉唐人手迹及元明以来札牍以欺彼中好古之人”。

1939年3月25日，章氏国学讲习会会刊《制言》第五十期将这四通回信全部整理成文，冠以总名《答金祖同论甲骨文书》一并发表了出来。以这样的方式将章氏“遗书”全文刊发出来，也表达着本就是章氏阵营代言刊物的《制言》的学术立场，仍然是坚持“甲骨文”纯系伪造，罗振玉等“伪造欺人”这一基本观点的。

1941年底，金祖同又将这四通回信重新整理一遍，以全文影印与释文的方式，并请“甲骨四堂”之一的郭沫若作序，金氏自己又撰写了跋文，辑成一册《甲骨文辨证》，重新刊印了出来，在友人之间传阅。当然，郭、金二人在各自序跋文中，均针对章氏观点发表了不同意见，间接向学术界传递了“甲骨学”阵营的主流声音。可惜的是，已经逝世五年之久的章太炎再也看不到，也无法回应这样的意见，而此时又时值抗战最艰苦的期间，此书的流传范围也因之有所局限。

章太炎给金祖同的书信中质疑“甲骨文”。

章门普遍质疑“甲骨文”

章太炎并非晚年才公开质疑与抨击“甲骨文”，其早年名著《国故论衡》（1910年）中有“理惑论”一篇，就明确表达了对“甲骨文”的质疑。章氏认为，即便古代人骨都会朽坏，龟甲如何能长久遗留至今？言下之意，这龟甲本身都不是古物，乃是伪造者的“新材料”。章氏这一质疑看似有力，实则后来也为郭沫若对龟甲在刻字前后可能经过药水浸泡、防腐处理的设想所化解。至于声称“得者非贞信之人”，乃是直指罗振玉等人的人品。因为对某位学者个人无好感，遂成了批驳其学术的理由，恐怕也是其自始至终不认可“甲骨文”的重要原因。

不难想象，如章太炎这样的国学大家，都始终质疑“甲骨文”的真实性，且对参与其中的“甲骨学”开拓者们抱有极不信任的态度，那么，众多章氏门徒以及一向推崇与敬重章氏的传统学术阵营中，对此有所认同与默契者，应当不在少数。即便章氏逝世之后，这种“门户之见”上的认同与默契，仍在继续。

章氏门下徒孙辈、黄侃弟子徐澄宇就曾著有《甲骨文字理惑》一书，承续章氏观点，继续阐扬师说。书中附有一条关于“甲骨文”确系伪造的“新证”，称“西人考古学者谓殷世在石器时代，世人不知用铜铁，而所谓甲骨刻画宛然，刀钢之痕此亦伪，弥之彰彰者”。关于这一“新证”，后来也为安阳殷墟妇好墓出土的刻制“甲骨文”工具——几十件和田玉刻刀，不言自明地推翻了。且后来在安阳大司空村出土的数件青铜刻刀，也证实了商代早已能制造出锋利的工具，并非徐氏所采信的“西人考古学者谓殷世在石器时代，世人不知用铜铁”之说。

不过，要推翻这一“新证”乃至这一“新证”背后的普遍质疑，还要大规模的考古发掘才能予以实现。可以想见，“甲骨四堂”及其后来的追随者，如金祖同那样的年轻学者，都会不同程度地受到各式各样的质疑与责难，在他们的治学历程中，注定还有很多仅凭书斋研读难以确证的疑点与难点。“甲骨学”要一跃成为中国学术里的“显学”，还需要“一锤定音”式的证明——那就是持续规模的、系统科学的考古发掘。

董作宾“一掘定音”

“彥堂”董作宾，就是为“甲骨学”一掘定音的著名学者。

1928年初，已在中山大学任副教授的董氏，因要照顾卧病在床的母亲，不得不返乡在南阳第五中学任教。也正是在这一年暑假期间，他去安阳考察时，发现当地村民在殷墟挖掘并出卖甲骨，即向傅斯年建议由中央研究院主持进行系统发掘。同年10月13日，董作宾首次发掘并获得甲骨残片800余件。

事实上，被章太炎认定“连环伪造”的这一次考古发掘，乃是我国历史上第一次对安阳殷墟的科学考古发掘，也标志着中国现代考古学的诞生。董作宾在事前拟出发掘计划和方法，把小屯遗址分为三区，采用平起、递填的方式，探得甲骨在地下的大致轮廓后，分三步实施大规模的发掘。通过系统科学筹划，此次在殷墟的“心脏”地带——小屯，挖掘了40个坑，面积280平方米，出土了陶、骨、铜、玉等各种器物近3000件。

这一考古发掘的结果，以实地出土甲骨的方式确证了“甲骨文”的真实性，为当时正在勃兴的“甲骨学”奠立了无可辩驳的考古学基础。可以说，董作宾于九十年前首掘安阳殷墟，为确立“甲骨学”的主流学术地位，有着“一掘定音”之功。傅斯年掷地有声地宣称：“就是最善疑古的史学家，也不敢抹杀这批材料。”

董作宾绘殷墟出土甲骨（大龟七版）手稿

其实，就在此次发掘两年之前，可能是当时“最善疑古的史学家”顾颉刚，也已经公开表示确信“甲骨文”的史料价值，并且已然与其早年推崇的章太炎学说保持距离，转而追随王国维的学术路径。在其1926年撰发的著名的《古史辨自序》中，坦陈自己治学理念的转变，就曾评述过章氏学说的积弊，确认了“甲骨文”研究的价值。

而另一位“疑古”健将，自“五四运动”以来崭露头角的著名文字学家钱玄同,本是章太炎门下得意弟子，他早年笃信师说，以篆文为宗，可也早在1923年前后转变观念，逐渐认可并接受了“甲骨文”及其相关研究成果。据其日记可知，钱玄同1923年称“现在我们应该在甲文、金文中求殷代的历史”。

在首次发掘初获成功的激励之下，从1928年到1937年，董作宾、李济、郭宝钧、梁思永分别主持了15次后续发掘，共计出土甲骨近两万五千片。其中，董作宾曾8次主持或参加安阳殷墟的发掘（前7次和第9次发掘）。随后，他充分吸取各次考古发掘之成果，专门从事甲骨文字的研究。

1931年，董作宾撰发《大龟四版考释》一文，首次提出由“贞人”可以推断“甲骨文”的时代。1933年，撰发《甲骨文断代研究例》，全面论证了甲骨断代学说，确定了甲骨文的10项断代标准，并将殷墟出土的甲骨文划分为5个时期，创立了甲骨断代学，为“甲骨学”开辟了新的学术路径。而董作宾也因其在“甲骨学”方面的卓越成就当选为中央研究院第一届院士。

来源：北京晚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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