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般来说，某种考古学文化都以最早发现的遗址命名，不过，二里头文化比二里头遗址发现更早。1953年，河南登封玉村遗址就发现这类文化遗存，当时发掘者就提出玉村与二里岗早商遗址属于两个文化系统的观点。1956年，又在郑州洛达庙遗址、郑州董砦遗址发现此类遗存，并确定年代早于二里岗早商文化。1958年至1959年，又在洛阳东干沟遗址发现此类遗存，并确定年代晚于河南龙山晚期文化。

二里头遗址出土的绿松石龙形器， 图片来自《世界遗产》。

直到1959年，由中国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徐旭生带队发掘，偃师二里头遗址终于重见天日。至1964年，二里头遗址共进行过9次发掘，其中有大型宫殿建筑基址、陶窑、水井和40多座墓葬，以及大量的陶器、石器、骨器和若干青铜器、玉器等。其文化遗存之丰富，文化面貌之鲜明，完全有资格成为一种独立的考古学文化，于是在1977年，夏鼐正式提出以“二里头文化”命名以二里头遗址为代表的这类文化遗存。

此后，二里头遗址的田野考古一直持续不断，取得了一系列举世瞩目的成果。

二里头遗址的整个聚落面积达到300万平方米以上，可以分为中心区与一般居住区两部分。中心区包括宫殿区、作坊区、祭祀活动区与若干贵族聚居区，其中拥有大型宫城、宫室建筑以及两组有明确中轴线规划的宫殿群、纵横交错的大路。宫殿区以南发现了手工业作坊区，其中包括铸铜作坊与绿松石器作坊，生产供贵族消费的青铜礼器与奢侈品。在最接近宫殿区3号建筑基址的中轴线发现了一座贵族大墓，墓里出土了大型绿松石龙形器。

社科院考古所二里头遗址考古队队长许宏先生据此认为，二里头遗址发现了“最早的城市干道网、最早的宫城、最早的中轴线布局的宫殿建筑群、最早的青铜礼乐器群、最早的青铜近战兵器、最早的青铜器铸造作坊、最早的绿松石器作坊、最早的使用双轮车的证据”，同时是“公元前二千纪前半叶最大的中心性城市、最早的具有明确城市规划的大型都邑”，这一切都表明，四千年前中原大地上就有一个广域王权国家。

恩格斯指出，国家与氏族两种不同的地方，一是按照地区来划分国民，二是公共权力的设立；同时又指出“国家是文明社会的概括”，那么国家和文明实际上是一体两面。20世纪50年代，英国考古学家柴尔德提出，将城市出现作为文明时代开始的标志。此后美国人类学家克拉克洪又说，文明应该具有带城墙的不少于5000人的城市、文字、复杂的礼仪中心的三项特征中至少两项。那么，二里头遗址是否符合文明与国家的标准呢？

据学者推测，二里头遗址的居民人数在20000人以上，已远远超过5000人这个数字；虽然二里头遗址没有外城，但一直到汉朝，中国的大部分都城都没有外郭。至于文字，目前一般认为殷墟甲骨文是中国最早的成熟文字，但二里头遗址出土的陶器上，发现了许多刻画符号，这些符号形状有些与殷墟甲骨文相似或相同，是否能称为“文字”还有所争议，但可以认为是文字的前身。

关于二里头文化的“文明”性质，最值得一提的是复杂的礼仪体系。在古代中国乃至东亚地区，国家政权体制也往往是宫庙一体、祭政不分的，所以大型宫室本身就包括宫殿与宗庙，兼具政务、礼仪和祭祀的功能，具有至高无上的王权象征意义。在二里头贵族墓葬中，也发现了用于礼仪与祭祀的青铜器、玉器等，其中青铜器以酒器为中心。不同于其他青铜文明以生产工具、兵器或装饰品为主，华夏文明从二里头开始，就以祖先崇拜为内核，以青铜礼器为载体。

以此观之，二里头遗址完全符合世界“文明”与“国家”的标准。虽然早在二里头文化之前的龙山文化晚期，华夏大地上就有若干文明古国呈现“百花齐放”的姿态，比如五千年前就存在于长江下游一带的良渚文化，但这些文化最终都“百川汇流”，汇聚成了中原的二里头文化。如果说良渚文化是中国最早的文明、最早的古国，那么二里头文化就是中国最早的王朝文明、最早的广域王权国家，无愧为“最早的中国”！

二里头文化遗址主要分布在晋南、豫西一带，其文化断代约公元前1750年至前1530年，又处在“最早的中国”这个关键时间、空间点上，对于其族属性质自然也存在讨论。根据“夏商周断代工程”，夏朝存在于公元前2070年至前1600年，商朝存在于公元前1600年至前1046年。故二里头文化应该跨越了文献中的夏商两个朝代。那么作为二里头文化中心的二里头遗址，究竟算是哪个王朝的都城呢？

考古学家将二里头遗址分为四个时期，关于二里头国家的族属，也就形成了多种意见。有学者以一、二期为分界，有学者以二、三期分界，有学者以三、四期分界，认为前夏后商；有学者认为二里头遗址都是夏文化；有学者又认为二里头遗址都是商文化。目前来看，学术界普遍还是倾向于二里头遗址就是夏朝后期的都城，也即是文献中夏桀定都于伊洛平原之上的斟鄩（xún）城，这也正是“二里头夏都遗址博物馆”命名的由来。

（原标题：二里头夏都遗址：这里是最早的“中国”）

来源：北京晚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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