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 冯宏来

笔者当年为大云盘沟村民扶贫的场景

笔者如今年逾八旬，1938年出生在现今北京市的昌平区，因为家庭生活拮据，不足周岁时，我就被卖到了南口平安里胡同十四号的阎家，从此易名阎德泉。1948年12月12号，南口解放之后，军管会一位名叫金松的同志帮我找到了亲生父母，从此又恢复了原名冯宏来。因为这样的经历，使得我一生不敢忘本，而且一直尽绵薄之力，扶危助困。

1995年初，北京电视台的“北京您早”专栏播发了一条消息，详细地介绍了延庆县有个大云盘沟村，在全村30户的80口儿人中，却有30多个光棍儿汉。因为地处山区，无地耕种，人均月收入只有17块钱，只能用野菜、树叶充饥。得知此事后，我颇感不安。于是，我决定专程去一趟延庆，把实际情况摸清楚后再说。

第二天一早，我们一行就赶到了延庆县政府所在地。县党委和县政府的领导同志热情地接待了我。当我说明来意，提出想到大云盘沟看一看的时候，县长立刻派办公室主任杨长纪等陪我们一行前往目的地。据陪同的县委干部介绍，这里是延庆县的革命老区，地处深山，道路崎岖，1949年之前是中共延庆县委所在地，当地群众对支援延庆县的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都有着突出的贡献。我们挨家挨户地访贫问苦，了解民情。村里的情况，让我们非常吃惊：全村只有一口水井，刮风下雨时，村民吃水十分困难；全村只有一家人有一台小型黑白电视机，村民的文化生活无从谈起；只有一位老红军的炕头儿上摆着两口袋玉米豆儿，因为这位老同志每月有定量的生活补助金。在多位老乡的家里，我看到窗沿儿下的大缸里都泡满了柳树和榆树叶儿。我抓了一把放在嘴里尝了尝，味道非常苦。这些野菜成为村民的盘中之物，孤儿出身的我，心里一直在哭泣，在震撼，并在思忖该如何帮助他们。

中午，我们回到县政府吃午饭。我提出了一个想法：我当时是《人民铁道》总经理兼任经营部主任。因为我一直兼任自负盈亏性质的广告部主任，所以我本人的工资、奖金、活动经费、差旅费等各项开支，均在广告提成中列支。这笔钱不多，但我决定，拿出一部分收入支援大云盘沟的贫困户儿。我当即许诺：“赠大云盘沟30户农民每家一台14英寸的黑白电视机和100斤大米。”

一周后，我和经营部的几个同志用汽车满载着电视机和大米赶到了延庆县，在乡政府的大院儿召开了扶贫大会。乡政府的屋檐儿下，挂着一条“人民铁道报为大云盘沟人民扶贫献爱心”的横幅，等着接受捐赠的乡亲们排得整整齐齐。当时，因为有数家电视台和报社记者在录音录像，我在简短地讲了几句开场白之后，便请乡亲们在花名册上签字划押，一户一户地领取了电视机和大米。因为大云盘沟交通不方便，有村民肩挑背扛的，也有用单轱辘小车儿推的，还有用小毛驴驮着上山的，那场景非常感人。

一位老年妇女拉着我的手，递给我一把儿长不足尺的小葱儿和一把儿苦麻儿菜，满含着热泪激动地跟我说：“谢谢大兄弟的大恩大德，收下吧。这是俺云盘沟人的一点儿心意。”她转过身子用袖子擦了把眼泪，一个劲儿地夸我：“你手头儿上稍微有点儿钱，就惦记着我们山沟儿里的困难户儿，八成儿你也是穷苦人出身吧？”她老人家的一句话，点到了我这个孤儿的穷根儿上，我的眼眶也湿润了。

我在大云盘沟的这次扶贫活动，受到了有关部门和新闻单位的重视，也从不同程度加快了大云盘沟贫困户的搬迁。时隔不久，30家贫困户，分别被县委安排到了条件比较好的各乡各村。

事后，几个新闻单位的记者，都要为我写一篇人物专访，均被我欣然婉拒。有位记者追问我对这次扶贫活动有何感想，我只回答了一句话，那就是：“饱汉应知饿汉饥！”

（原标题：延庆大云盘沟扶贫记）

来源 北京晚报

流程编辑 TF00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