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天我休息》 剧照

 一夜几十万群众上街扫雪

北京亚运会志愿者

“离开群众，什么事情也办不成”

专访原北京市公安局副局长 杨文忠

自1949年2月，中国人民解放军北平市公安局军事管制委员会进驻前门公安街，“北平市人民政府公安局”正式挂牌之日起，北京公安建局已整整走过六十五个春秋。听原北京市公安局副局长杨文忠还原超越一甲子的时间长河里，首都公安密切联系群众、依法文明执勤的记忆。

文革前17年：户籍警整天骑个自行车，在责任片区里转

派出所所长爱人给警察马天民介绍了个对象，邮递员刘苹。马天民在赴约途中帮助一老农救了掉在河里的小猪，又送得了急病的小孩去医院，到刘苹家天已黄昏。就在刘苹以为他没诚意时，父亲从房间里走出来，正是马天民帮助的那位老农--摄于1959年的电影《今天我休息》，刻画了一位朴实憨厚的人民警察，而这也是彼时户籍警的生动写照。

“那会儿的户籍警基本上都像马天民一样，整天骑个自行车，在责任区片里转。”上个世纪六十年代参加工作的杨文忠，曾在东城分局北新桥派出所当过片警。据他回忆，文革前处于计划经济体制时期，公安的主要任务是保障经济建设的顺利进行和人民群众生命财产的安全，社会治安总体比较平稳。

杨文忠介绍，那会儿的社区民警要搞好“防特、防火、防盗、防灾害事故”的四防宣传，每个民警责任区里管着几百户甚至上千户，“每家每户，谁住在哪儿，叫什么名字，家庭成员情况，经济状况等，基本上都得了解。”

如此大的工作量，光靠民警远远不够，“治保会”是不可或缺的帮手。街道里的大妈大婶、老头老太作为中坚力量，实行“治保主任包片、治保委员包段、积极分子包院”的层层负责制。一座座四合院、大杂院，就是靠这些热心的人民群众向民警提供信息、反映情况。数据显示，文革前全市治保会有13000多个，治保积极分子近30万人，“民警通过他们去了解情况，如果离开群众，什么事情也办不成。”

文革10年：一夜几十万群众上街扫雪，动荡中坚守群众路线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已做出历史性的决议，“文革”十年对全国来说，是动乱与浩劫。“文革”中，“四人帮”提出彻底砸烂公检法，北京市公安局受到很大的冲击和干扰。

彼时，大批公安干警被下放到农村。"9.13"事件后，周恩来总理在全国公安会议上提出市局都是复员军人，领导层是军管会，业务不熟，应该把下放农村的老公安调回来，以老带新。1971年底，下放农村三年的杨文忠，作为第一批民警最早回到市局。

就是在这种动荡的情况下，群众路线依然没有丢弃。杨文忠回来后不久，便参加了1972年尼克松访华的安全保卫工作。他回忆，尼克松一行定于2月24日游览长城，结果天不凑巧，北京连下几场大雪。“路上积雪很厚，从美方人员住的钓鱼台宾馆到八达岭，有几十公里路，怎么办？着急啊！”

紧急时刻，周总理亲自给北京市委打电话，动员群众出来扫雪。一夜之间，北京几十万群众上街，没有除雪机，没有融雪剂，硬是靠双手扫出了一条通往长城的路。“主要涉及海淀区、昌平区沿线两侧的这两个区的群众，雪扫得干干净净，第二天去八达岭非常顺利。”

到了长城，尼克松表示，在美国他也没有办法一夜之间组织这么多人。“所以他们都很羡慕我们的公安工作，觉得非常了不起。作为北京公安来说，即便在十年动乱这种情况下，我们也在依靠、发动群众，坚持走群众路线。”

改革开放后： 惊心动魄的京城大案，没有监控靠群众

文革结束后，中国迎来改革开放。三十多年间，国家由计划经济体制走向市场经济体制，人、财、物、信息大流动，给公安工作提出新的挑战。“过去民警走家串户，老百姓非常欢迎。现在到谁家去，可能就没那么欢迎了，特别是年轻人，门都不一定给你开。”

这种情况下，如何使群众路线越走越宽，首都公安想了不少办法。杨文忠介绍，这一时期，通过开展社区警务活动，创建社区民警驻区制、巡逻民警站巡制等模式，动静结合进行社会治安管理。更重要的，还是建立各式各样的群众自发组织。“社区群众内部职工、民兵、治安联防员、义务消防员等等，从五个层次发动群众来支持、协助我们的公安保卫工作。”

在监控尚不普及的年代，许多刑事案件就是在群众的帮助与参与下破获的。1999年2月，原全国政协委员、国家气象局名誉局长邹竞蒙在燕山大酒店外遭歹徒抢劫并被杀害。市局办案部门分析是外来人员流窜作案后，发动那一地区的群众，特别是商场、餐馆等单位，要大家提供可疑线索。终于，中关村有个美食城的服务员，发现了四个犯罪分子在餐厅意图拎包盗窃，但没有偷成，出来后开了辆车走掉。“这位服务员很有心，记下了车牌号，然后打110报警。 我们根据车牌查到了车主，得知车主把车租给一伙外地人用，里面就有作案的犯罪分子。以此作为突破口，最后把这个案子破了。”

轰动京城的鹿宪洲案，也是在群众的参与下才得以侦破。1996年初，鹿宪洲枪杀两名银行员工，抢走了装有一百多万人民币的存款箱，这是北京首次发生持枪抢劫银行运钞车案。作案后，他把车扔在安贞西里，隐藏起来，公安机关一直未能破案。同年6月，鹿在知春里再次抢劫银行运钞车后脱逃。9月，鹿宪洲第三次作案时，由于各银行加强防范，他未能得手，但枪杀了一位保安。

鹿宪洲干过汽车修理工，每次作案用车都是偷来的。掌握了这一规律，公安机关着手调查北京全市共有多少车被盗，把车号、车型等内容发布给各单位、社区，发动群众发现被盗的车就立即上报。

9月8日晚间，长城饭店的一名保卫干部在停车场巡查时，发现了被警方通报的米黄色尼桑千里马轿车。警惕性颇高的他立即报警，侦查员赶到后埋伏在周围，终于抓住了从天上人间喝完酒出来的悍匪鹿宪洲。事隔多年，回忆这两起惊心动魄的京城大案，杨文忠不住感叹，“群众是真正的英雄，公安一定要始终保持和人民群众的鱼水关系。”

“几十个怎么办”执法小册子，一线民警都随身携带

作为政治、文化中心，北京大型活动多，安保任务重。发动、组织群众，成了延续至今的好的做法。令杨文忠印象深刻的是，1990年北京举办亚运会，各区县党委书记亲自挂帅抓安全工作，利用法制宣传、安全竞赛等多种形式，号召群众支持、配合亚运会保卫工作。“那个时候感觉群众都特别质朴，而且对参与安保工作都感到高兴、光荣。有群众说，‘我这一辈子就赶上一个亚运会，一定要保证亚运会的安全’，大家都非常积极。”

作为执法者，遇到问题依法处置是对公安机关的基本要求。为了让办案民警有更为具体的指导，市局法制办经常搞一些法律法规汇编。“比如9·11事件发生后，编制了一本处置重大突发事件的工作方案汇编，让办案警员可以有所遵循。”

2001年北京举办世界大学生运动会，基于现场可能会遇到什么样的具体问题，该如何处置，法律依据是什么，市局就给一线执勤民警发放执法小册子，让民警揣在兜里参考。“后来我们编了‘几十个怎么办’，我到现场检查的时候，随机问体育馆外执勤的一线民警，还真都随身携带呢，有的几乎都背下来了。在法制工作方面，依法执勤、文明执勤，我们是非常重视的。”

人物小传：

杨文忠，1942年生人。历任北京市公安局研究室主任、办公室主任、局长助理、副局长。北京市第十届政协委员、社会法制委员会副主任，北京市第十一届政协特邀委员，现为北京市公安局战略研究顾问。

来源：北晚新视觉网 记者：魏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