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五百里内医者均被征

金天德三年（1151年），海陵王完颜亮为了迁都，对中都进行扩建，从各地征调了几十万人参与施工。

这几十万人负责营造宫殿修筑城墙，并增建城门十三座，左丞相张浩与燕京留守刘筈、大名尹卢彦伦负责工程的组织实施。

北京地区土质含沙量大，故而修筑城墙用土均来自涿州。由于缺乏运输工具，全靠人力运输。

据元末熊梦祥《析津志》载：

“金朝筑燕城，用涿州土，人置一筐，左右手排定，自涿至燕传递，空筐除，实筐入，人止土一畚，不日成之。”

由于工期紧，被征调的民工承受着极艰苦的劳役，时逢夏季暑热，生活条件又差，导致患病者增多，最终暴发瘟疫，“工役多疾疫”。

面对严重的疫情，海陵王一边让宫廷内的医药机构御药院和尚药局积极救治，一边下诏，命中都周边五百里内的医者都赶来支援。

据《金史·张浩传》载：“诏发燕京五百里内医者，使治疗，官给药物。全活多者与官，其次给赏，下者转运司举察以闻。”

从这个记载可以看出，海陵王推出了一系列奖惩措施。由于防疫得当，疫情终于被控制住，中都城的建设也如期完成。

元：“医户”发挥积极作用

元代北京地区也发生过非常严重的疫情。

元朝建立之初，河北、河南、山东境内烽火连连，兵荒马乱，为避战乱，大批民众扶老携幼涌向京城。这是造成大疾疫流行的重要原因。

据《元史》载：皇庆二年（1313年）冬：“京师（大都）大疫。”

元时设立了民间的医户制度，“医户”是政府许可从事医疗活动的民户，户籍由太医院管理。

瘟疫发生后，朝廷积极组织医户参与疫病的治疗，大大提高了救治效率。政府官员还到疫区巡视，安抚百姓，开仓赈济，分派医生发放药物。地方官府办的“惠民药局”也在抗瘟疫战役中发挥了重要作用。

明：皇帝亲自创制防疫处方

明代北京地区，疫情也是时有发生，尤其是到了明代后期，发生了不少大瘟疫。

据《明实录》载，明成化七年（1471年）五月，北京“荒旱之余，大疫流行，军民死者枕藉于路……特诏顺天府五城兵马司于京城崇文、宣武、安定、东直、西直、阜城六门郭外，各置漏泽园一所，收瘗遗尸”。

嘉靖三十三年（1554年）四月“都城内外大疫”，朝廷“令太医院发药，户部与锦衣卫宫以米五千石煮粥疗济”。

万历、崇祯年间，旱灾变得越来越频繁，更为严重的是暴发了波及山西等华北数省的大鼠疫。

万历十年（1582年），鼠疫传到河北宣府（治今宣化）地区，再传入北京。

据光绪《顺天府志》卷六九《灾祥》载：

“人肿劲，一二日即死，名大头瘟，冬传至北京，明年传南方。”“万历十年春夏大头瘟疫，民死者十分之四。”“京师疫，通州、东安亦疫。霸州、文安、大城、保定患大头瘟症死者枕藉，苦传染，虽至亲不敢问吊。”

大头瘟病其实就是颈项肿大。

万历十五年（1587年）五月，“天时亢阳，雨泽鲜少”“京城内外灾疫盛行，小民无钱可备医药”，政府采取措施，“命选太医院精医，分拨五城地方诊视给药，仍每家给与银六分，钱十文，俱于房号内太仓动支。仍令五城御史给散，不许兵番人等作弊及无病平人混冒重支。”

据太医院奏报：“自五月十五日开局以来，抱病就医，问病给药，日计千百，旬月之外，疫气已解。五城共医过男女19590人，共用过药料14668斤8两。”

到明末崇祯十四、十五、十六年，北京连续发生大疫，史载“死亡昼夜相继，阖城惊悼”。特别是崇祯十六年（1643年），自二月至七月间，鼠疫再次传入北京城，而且病毒发生变异，造成死亡者剧增，“死亡日以万计”“有阖家丧亡，竟无收敛者。”

史载：

“夏秋大疫，人偶生一赘肉隆起，数刻立死。谓之疙瘩瘟，都人患此者十四五。至春间又有呕血者，亦半日死，或一家数人并死。”

“疙瘩”就是现在所说腺鼠疫患者的淋巴结肿大。清代档案也记载了这次疫情：

“昨年京师瘟疫大作，死亡枕藉，十室九空，甚至户丁尽绝，无人收敛者。”北京郊区的疫情也很严重。在通州，“崇祯十六年癸未七月大疫，名曰疙疽病，比屋传染，有阖家丧亡竟无收敛者”。

疫疠流行时，明政府派遣医官巡视病情，并由惠民药局发给药物。嘉靖、万历时期，这方面措施更为具体。

嘉靖二十年（1541年）五月，“礼部左侍郎孙承恩会京师疫疠请给散药物以救民困苦。上曰：顷闻疫气流行，民多札瘥，朕甚悯焉。其令太医院差官顺天府措置药物，设法给惠。上又亲检方书制为‘济疫小饮子’方颁下所遵用，仍命礼部刊行”。

皇帝亲自检方创制防疫处方，这在古代流行病防治史上还是第一次，这也看出嘉靖皇帝对控制疫情的重视。

万历时控制疫情的措施也较为得力。万历十五年（1587年）六月礼部题，“奉圣谕施药救京师灾疫，即于五城开局，按病依方散药，复差委祠祭司署员外郎高桂等五员分城监督，设法给散。随于五月三十日据中城等兵马司造册呈报。五城地方郎邓璋仍发本处予备仓及两淮、两浙盐价银十万两给之。”

同时，朝廷对疫情较重的京城地区还实行了更为宽松的免税政策，也对抗击疫情起到了不小的作用。

清：未出痘者暂不得升用

清代北京城内外有十五个年份发生了瘟疫。

据《清实录》记载，顺治三年（1646年）正月，“京城痘疹盛行”。六年（1649年）正月：“上避痘，免朝贺。”九年（1652年）正月，“上避痘南苑，免行庆贺礼。”

康熙《通州志》载：康熙十九年(1680年)，“自春至夏，通州无雨，瘟疫大行。”二十一年（1682年），“京城痘疹盛行”。

痘疹又叫天花，是一种烈性传染病，清定都北京后开始采取隔离痘患者的措施。

顺治二年（1645年）二月，曾令：凡城中之民出痘者，即行驱逐。城外四十里东西南北各定一个村，使其居住。

到了康熙年间有了人痘接种术。康熙二十年（1681年），康熙帝命内务府广储司郎中徐定弼求痘医，得朱纯嘏和陈添祥二医，为皇子皇孙种痘皆痊愈。此后，人痘接种术得到进一步普及，痘疹得到了控制。

乾隆时期，一方面推行人痘接种术，一方面积极采取措施实行隔离避免感染。乾隆三年（1738年）十一月，甚至还规定在补任官职时，未出痘者暂不得升用。

除了天花，清代时其他的疫情也是多有发生。对于这些瘟疫的出现，清政府十分重视，也采取了积极的应对措施。

康熙十三年至十六年，“疫疠盛行，广施药饵。”康熙二十年（1681年），又在五城设药厂15处，为百姓免费治病。

乾隆三十六年（1771年），“值大疫，设局施药施瘗……”同时，朝廷还在赈济、医疗、税收等方面出台政策，终于得以渡过难关。

来源：北京日报微信公众号

北京日报客户端（作者：刘永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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