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陈永平

1995年，我在高邮电视台当记者，一天，台长命我到北京给汪先生做个电视专访，留些视频资料。那时，汪先生的身体已大不如前，当我提出采访请求时，他有点迟疑，不过最终还是答应了。我知道，是自己沾了高邮的光。

汪先生将小说视为对生活的回忆，题材大都取自故人往事，真实性强。这促使我在完成汪先生的专访后，又对几位人物原型本人或是他们的子女进行更深入的采访，从而以文学的角度来探寻，究竟是什么样的故事使汪先生“不用记也记得”？他对这些故事是怎样酝酿、咀嚼和取舍的？

一

1995年初秋，我和摄像记者刘军提着两只野鸭，到北京拜访汪先生。两只野鸭勾起汪先生的回忆：“《大淖记事》里不是有个沙洲吗？沙洲上面可以拾到野鸭蛋。”我顺势开始了采访：“您执笔改编京剧《沙家浜》，那是‘三突出’的作品，很难想象《沙家浜》的作者会写出《受戒》。”汪先生解释，中国作家协会第四次全国代表大会有个祝词，鼓励作家解放思想，他正是在这样的大背景下创作的《受戒》。汪先生说：“我为什么要塑造小英子（原型名大英子）这个形象？我感觉农村的小姑娘比城里富庶人家的女儿少一点束缚，比较爽朗。她另有一种健康的美。我的表姐、表妹、女同学都忸怩作态，农村的女孩子没这一套。有人问，你这篇小说写的是什么？我说就是写人的美，人的健康的美。”抗战初期，汪先生与家人为了躲避战乱，暂住高邮县城东北的庵赵庄慧园庵。汪曾祺的弟弟汪曾庆尚幼，大英子到汪家帮忙带孩子。汪先生回忆说：“我住在那儿的时候，也就是《受戒》里明子那个岁数，跟她一起去打场，一起插秧，‘崴’荸荠。”

后来，大英子嫁给了界首镇王家河村的一个农民，两人婚后子孙满堂。小说里小英子的美，深入人心、清新隽永；可在现实生活中，大英子的美却是十分短暂的——被血吸虫病困扰几十年，脾脏摘除，肝脏受到严重损伤。也许是缘分吧，汪曾庆恰巧在血防站工作，大英子到城里看病时，汪曾庆还帮助过她。

采访《受戒》的人物原型是在汪先生妹婿金家渝、妹妹汪丽纹、弟弟汪曾庆的帮助下进行的。北京专访结束后，我立刻开始了寻访工作。深秋的一天晚上，金家渝急匆匆找到我，告知大英子病重，我急忙叫上摄像记者，和金家渝、汪曾庆连夜赶往王家河村。车到王家河村时已是深夜，虽然大英子的大儿子张俊生跟汪家人很熟，但对深夜造访还是颇感诧异。听明来意后，他叹气摇头：“母亲已经‘搁床’，就在早晚。”看来采访是无法进行了……

两天后，大英子去世，这成为我巨大的遗憾。在此之后，我曾数次联络大英子的儿孙，想通过他们了解老人更多的经历，无奈他们大都讷于言。一次，老人的一个孙子拿来一份有关祖母的材料，很像是人物鉴定，有“正名”之意，我读后不知如何是好，转而希望看看大英子的照片，仍求之不得。最近我看到一张大英子老年时与儿媳们的合影，老人端坐在椅子上，面目清癯，神态安详；三个儿媳站在身后，面色红润、体格健硕，散发着高邮女子健康的美。

上世纪80年代以后，汪先生三回故乡，高邮电视台得以留下少量的视频资料，其中一段记录的是汪先生参观极乐庵的场景。在与僧人交谈时汪先生告知，他写了释迦牟尼故事，僧人却主动聊起《受戒》：“你写的《受戒》，我们小时候也有这个过程，想跟明海一样恋爱。但有人这么想，没人敢这么说。”汪先生拊掌仰头，朗声大笑……

二

汪曾祺家的正门开在科甲巷，门朝东，有六七十个房间带一个花园。后来的汪曾祺故居是汪家的偏房，堆柴草用的，门朝西，开在竺家巷。竺家巷短且窄，却有两座酒楼——如意楼和得意楼，生意红火。汪先生写过一篇小说《岁寒三友》，说的是一年的年三十晚上，靳彝甫、王瘦吾、陶虎臣三个人打算在如意楼“醉一次”。靳彝甫外出“行万里路”三年，回家后见二位友人濒临绝境，便卖了自己珍藏的三块田黄石，得两百洋钱，分成两份给他们救急。在北京专访时汪先生告诉我：“这三个人跟我父亲是朋友，我父亲跟王瘦吾、陶虎臣特别好。陶虎臣的原名叫陶汝，在草巷口拐弯儿的地方开店卖鞭炮；陶汝的女儿卖给别人，他自己上吊，这个故事有。本来这三个人的故事并不在一起，我通过他们的遭遇，特别是陶汝女儿的遭遇，把故事捏合在一起……自从《鸡鸭名家》之后，我有意识地从这些人身上发现美，不把市民写成市侩。这些人有他们非常可贵的地方。”

由于这三个人都已作古多年，金家渝帮我找来了他们的子女——靳彝甫的儿子靳林，王瘦吾的女儿王乃英，陶汝的儿子陶钧。1995年，他们都已七十多岁。陶钧一只眼有伤，因子承父业，做鞭炮不慎所致。他们三个人虽然没有读过汪先生的作品，但与我聊天时讲的故事，与《岁寒三友》多有重合。王乃英说到陶钧的父亲陶汝放焰火时，眉飞色舞：“他放焰火逼真。放‘芦蜂追癞子’，像个漂亮法子呢！”陶钧解释：“扎个人像个癞子，焰火哧啦哧啦地转。还有个变化——大老爷变乌龟啦，和尚变驴子。这搭的是两层架子，上层是软架子，大老爷放完往下一掉，火就上去了。”王乃英补充说：“放到最后‘请驾回宫’四个字出来，大家就纷纷走了。”《岁寒三友》中，陶虎臣在阴城放了两台焰火，一台是“炮打泗州城”，另一台就是“芦蜂追癞子”。汪先生用文学的语言，将其描写得丰富细腻、生动传神，放完焰火的“闲笔”更如神来：“‘二丫头，回家咧！’‘奶奶，等等我，我鞋掉了！’人们摸摸板凳，才知道，呀，露水下来了。”每每读到此处，强烈的画面感立刻把我带入童年的情境，让我感动，又有些惆怅。

《岁寒三友》中三位友人的子女大都住在人民路，即汪先生所称的“东头街上”，父辈的友谊一直延续到他们这里。

三

《徙》中的主要人物也是真名实姓，高北溟、汪厚基、高冰、高雪……故事大都真实发生过。高北溟是汪曾祺和汪厚基的国文老师，他的二女儿高雪有一飞冲天的志向，但因生活所困蛰居小城，嫁给了汪厚基。小说里说她患忧郁症而死，是为了烘托悲伤的气氛，其实她得的是肺病。高雪嫁过去时，汪厚基已有一儿一女，可以想见他追求小师妹的难度；而汪厚基对高雪的呵护，如汪先生所说，“含在嘴里怕她化了”，小说里有真切而细致的描述。

汪厚基先开米店，后学中医，小说和现实的情况高度契合。在专访时汪先生回忆：“高雪小时候长得也不怎么好看，女大十八变，她上师范以后就很好看了。金实秋听说汪厚基随身带了高雪的照片，很好奇，还要过来看。”

《徙》中人物原型当年仍健在的有两人：高雪的姐姐高冰和汪厚基。

高邮城有一条巷子叫焦家巷，巷子两侧各有数条向里延伸的小巷，中段一条小巷曲径通幽，尽头有一小院，高冰就住在那里。高冰对汪先生的作品尤其是《徙》非常熟悉，采访时，她也提到了照片的事情：“1980年，我遇到了我家妹婿汪厚基。他说我希望你能给我一张高雪的照片，我就给他一张，是她病得很厉害的时候拍的，面容已经十分憔悴。他拿到之后很高兴，过几个月又跑来，说高雪的照片已经弄好了，你看看。我看那是个皮夹子式的，用缎子糊起来，周边绣了花儿，里面还题了两句话。他说我以后将永远摆到身上，随时随地可以拿出来看。”

汪厚基在高雪去世十年后再娶戚宝英女士，老两口退休后与女儿一起生活。我见到汪厚基时，他已经八十岁了，步履迟缓却温文有礼，一看就是有学养之人。戚宝英非常豁达，对丈夫怀念前妻很理解，亲自装裱高雪的照片。照片装裱后可以开合，打开，左边是高雪的遗照，右边是两排八个字：形虽超脱，影则长随。汪厚基说：“高雪死了，超脱了，有一种佛意；影子就是她的照片，长时和我在一起。弄好照片以后，我是天天摆到身上。”汪厚基八十三岁时仙逝，想来高雪的照片也随他驾鹤西去了。

我对汪曾祺先生的专访，对汪先生笔下人物原型的寻访，多是1995年秋冬进行的。后来，我将专访整理成文字，是为《汪曾祺访谈录》，编入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的《汪曾祺全集》。

人走了，作品在——这是作家所追求的终极目标。

谨以此文纪念汪曾祺先生百年诞辰。

来源：北京晚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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