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张弘

时至今日，有关抗战的图书可谓汗牛充栋。历史学者们从未忘记自身的责任和使命，有些著作从题材到写作均十分精彩。

抗战的全景和局部

2019年10月面世，由步平、王建朗主编的《中国抗日战争史》（八卷，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代表着目前大陆抗战研究的最高水平。全书分为８个专题，即战争的前期、战争过程、战时政治、战时军事、战时经济文化社会、伪政权与沦陷区、战后问题。这是一部反映中国人民伟大抗日战争全貌的、新见迭出的“大抗战史”。史无前例地汇集当下研究抗战史的权威专家——步平、荣维木、黄道炫、金以林、汪朝光、王建朗、王奇生、臧运祜、马振犊等，充分利用各种最新资料将抗日战争作为中国近代史中的重要的历史阶段来把握，将中国的抗日战争放在世界的大环境和战后的长时段中进行考察。

著名学者杨天石的《抗战与战后中国》（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主要阐述抗战时期国民党的对内、对外政策和战后中国的政治、军事局势。它以1937年的淞沪、南京之战为重点，考察中国军队对日本侵略者的奋力抵抗与不幸失败，同时以更多篇幅阐明国民党人与日本的“秘密谈判”。作者曾遍访海内外各相关档案馆，仔细收集和研读日本政府和国民党人带到台湾的解密档案，终于澄清疑点，将这些最为隐秘难知的史实揭示于光天化日之下，得出公正结论，参与谈判的当事人的内心动机也均从而显现。作者艰辛访求而终于获得的珍稀史料，以及对史料分析体现出来的清明的史实，可以帮助读者客观地认识那段历史。这是抗战史研究的一项重要突破，也是本书最为闪光之处。作者对中国民族资产阶级的典型人物陈光甫的解剖也可以帮助读者理解国民党在大陆的失败原因。

马振犊的《惨胜——抗战正面战场大写意》 （九州出版社） 道出了中国抗日战争的实况。在正面战场，日军利用先进的技战术和武器优势、几乎无往不利。而马振犊的另一本著作《抗战中的蒋介石》（九州出版社）以档案资料为依据，参考了前人有关蒋介石的研究成果，尊重历史，杜绝虚构，凡书内容中有所描述之情节，均有历史事实为依据，仅以纪实题材增加其可读性。此外，去年民间学者谭飞程以41岁的壮年去世，他的抗战史研究也停留于《鏖兵江汉：武汉会战》、《赣北兵燹：南昌会战》（武汉大学出版社）等著作。这两部著作都是抗战的局部研究，史料详实，图文并茂。

在中国的抗战中，滇缅战场是为数不多大获全胜的战场。在美式装备和史迪威严格的训练下，远征军击溃了日军。余戈的“滇西抗战三部曲”描述了这一过程。三部曲由《1944：腾冲之围》《1944：龙陵会战》《1944：松山战役笔记》（北京三联书店）组成。此外，民间学者章东磐的《父亲的战场》（陕西人民出版社）极富感染力，文字让人有落泪的冲动。

抗战时期的盟友与外交

在抗日战争的前期，中国以巨大的牺牲独立支撑。太平洋战争爆发之后，中国与美、英、苏等国组成了反法西斯同盟。但是，美国、英国自恃为传统强国，美国吝于援助，冷血对待中国。海外著名学者齐锡生的《剑拔弩张的盟友》、《从舞台边缘走向中央》（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揭示了中美同盟中的关系互动。

作为援助中国抗战的著名将领，史迪威曾经享有很高声誉。但是，《剑拔弩张的盟友》以扎实的史料和研究破除了这一印象，该书因此也极具争议。《从舞台边缘到中央》一书显示，胡适做美国大使期间，对美国人温良恭俭让，未能从美国争取到中国急需的军事物资。而宋子文到美国后大相径庭，一定程度改变了中国和美国的外交模式。书中揭示，太平洋战争爆发之前，日本的一个外交使团差一点和美国签署协议，幸亏宋子文据理力争，使得美国没有签署。没过多久，太平洋战争爆发。不夸张地说，该书对抗战时期的中美关系、胡适和宋子文的论述，都提出了新的历史认知。

《抗战外援》（四川人民出版社）一书的作者阿瑟·N·杨格是美国财政学家、美国国务院工作人员。1929年参加国民党政府所聘甘末尔财政设计委员会来华，后来长期留任国民党政府的财政顾问，直到1947年。本书按照时间顺序讲述了1937年至1945年间国民政府的财政状况，真实记录了抗战时期国际社会对中国的金融援助，以及穿插其间的中日货币战的情况。作者站在政府财政顾问的角度，理性分析了抗战时期中国政府经济政策存在的问题、取得的成就，批判分析了战时中国接受的外国援助的进程以及得失。此外，任东来的《美援与中美抗日同盟》（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围绕美国对华贷款这一线索，叙述了美国从有限援华到全面援华，从中美建立同盟到同盟出现危机，从有条件军事援助到无条件政治支持这一中美外交关系过程，认为美国对中国的援助在那严峻年代的关键时刻，对抗击日本侵略是起了作用的，但这种援助从本质上说是美国推行对外政策的杠杆，抑制国外敌对势力的武器，支援国外朋友集团的筹码，它服从于美国近期或远期的国家利益。

牛津大学教授拉纳·米特在 《中国，被遗忘的盟友》 （新世界出版社）中为中国鸣不平。数十年来，西方人眼中的“二战”始终是一场美英苏领衔抗击法西斯的血腥战争，亚洲战场上英勇抗击日本的中国却因种种原因被遗忘。在书中，作者严肃地指出：自“二战”时起，中国就已经是“负责任的大国”。

抗战时期的中国民众

美国斯坦福大学教授萧邦奇的《苦海求生：抗战时期的中国难民》 （山西人民出版社）中讲述了江浙难民的整体情况以及他们的生存之术。作者引用包括丰子恺回忆录在内的大量回忆和访谈材料，分析国民政府在战争中对难民的政策和态度，“焦土政策”下难民何以自处，以及大量地方官员如何在大敌当前的情况下履行职能。萧邦齐分析了流离失所状态下的教育、工商，以及在战争状态下，上海和浙江如何经由商人、地方势力、军阀、官员维持贸易往来。同时，萧邦齐提到：日军使用化学武器给浙江不少地区带来的严重后果。

萧邦齐强调，1937年至1945年间，中国国民政府在应对危机和帮助民众方面体现了自己的无能。政府组织不力，物资匮乏，在短时间内无法安置难民。国民政府的一些策略反而加剧和恶化了难民承受的痛苦。例如，国民政府奉行的“焦土政策”摧毁了重要的基础设施，没有阻止日军推进，却让民众生不如死。

日本学者石岛纪之的《抗日战争时期的中国民众》（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是一部由下至上的抗日战争史。全书共分两个部分。第一部分讨论的是抗战时期的粮食问题，即粮食供应对该时期民众日常生活及社会心理产生的深刻影响。该部分重点讨论粮食供应的极端不足及其对民众心理的影响，同时涉及日伪统治区、国民党统治区及抗日根据地的相关应对。第二部分探讨的是抗日根据地民众对日军残暴侵略的感受及其采取的行动。其中包括民众如何应对根据地实施的社会改革及根据地针对民众心态和行动采取的对策。该部分考察的核心区域是晋冀鲁豫边区的太行根据地。

汉学家卜正民《秩序的沦陷》（商务印书馆）关注的是抗战初期的社会与人。作者选取江南五城（嘉定、镇江、南京、上海、崇明）为例，描述了日军残暴占领城市、试图重建基层机构的过程，并分析地方头面人物与日伪政府的关系交织。“这里有通敌，有抵抗，但两者之外的其他行为要多得多。”借助对这种模糊行为的分析，作者考察了战争时期城市秩序的维持，以及生活其间的个人的心态、处境与选择，以求揭示一个复杂的战时社会。张纯如的《南京大屠杀:第二次世界大战中被遗忘的大浩劫》（中信出版社）不仅在书中详述了日军疯狂暴行的细节，而且分析了在军国主义文化背景下成长起来的日本士兵对人类生命的漠视。张纯如对南京大屠杀的幸存者进行了大量采访，并首次发掘了许多重要文献。

龚静染的《西迁东还》 （天地出版社）讲述了抗战时期中国的知识分子和民族精英西迁至四川大后方的故事，其中包括马一浮、熊十力、叶圣陶、朱东润、南怀瑾、凌叔华、贺昌群、范旭东等，他们或创办教育，或著书立说，或重兴实业等，在川蜀之地留下了重要的历史印记。

抗日战争的日本视角

在日本的对外扩张和侵略战争中，大陆政策是很重要的因素。学者沈予的《日本大陆政策史（1868-1945）》（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揭示， “日本大陆政策”正是日本军国主义的核心和最本质的体现，它像一条主线几乎贯穿于近代中日关系的始终。这本书全面深入地论述了“日本大陆政策”制订形成、演变发展、最后破产的历史。

日本东京大学教授石井宽治《日本的对外战略》（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通过新的研究方法和丰富的史料，对诸如近代日本帝国主义思想的形成、演变过程，“日本型资产阶级”精神伦理特征，各类资产阶级对华扩张战略上的思想路线分歧和反战势力的妥协，财界、政府、军部三者之间的关系以及“政治资本主义”历史归结等一系列重要问题进行了细致的考察和回答。

旅日作家俞天任《有一类战犯叫参谋》 （语文出版社）揭示，旧日本陆军的参谋是一种荣誉资格，是“精英”，他们不但出谋划策，还直接指挥战争。中国人常说“日本军国主义”，实质就是军队挟持了政府，而挟持军队的，却是参谋。回顾中日甲午战争以来的历次战事，皇姑屯事件是几个关东军参谋自作主张弄出来的；九一八事变是几个关东军参谋“先斩后奏”挑起来的，因为事变的异常顺利和成功，肇事者成了“民族英雄”，成为全军学习的榜样，从此参谋们更加比拼着到处搞事；一二八事变、七七事变、张鼓峰事件、诺门坎事件……一直到太平洋战争中诸战役，处处都是参谋们忙碌的身影：不是无端生事，就是假传军令、扣压情报。

东京大学教授小森阳一的《天皇的玉音放送》 对《终战诏书》这一特殊的历史文本进行细致分析，揭露了天皇为维护“国体”而牺牲日本国民的事实，明确了昭和天皇对侵略战争所应承担的责任，揭穿了东京审判前后美国和昭和天皇为了各自的利益所进行的话语行为中的“真实/谎言”结构。

来源：北京晚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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