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近，他最新一部作品《江河东流》刚刚由作家出版社出版。和《叛逆者》一样，依然以民国为背景，主人公孙宝琨，也即叙事者“我”，是一个旧军阀的庶子，在家族的羽翼下生存，憎恶贪婪好色的父亲，却难以摆脱从旧家庭继承来的种种旧习。然而，呼啸的革命与战争改造了时代，也改造了被裹挟其中的他，使他终于下定决心摆脱了腐朽的特权阶层，走向光明，成为一名新中国的普通公民。

正如一直以来的许多评价，畀愚善于将虚构人物置于真实历史背景中，如同一位高妙的裁缝，于广阔历史中觅得材料，将虚虚实实缝织在一起，使小说成为一幅斑斓迷人的绣锦。于是我们看到，从军阀混战、北伐到抗日、内战，孙宝琨不仅以一个军人的身份直接介入其中穿针引线，与真实历史呼应，甚至直接与真实的历史人物构成对话。时代的苍茫与个体的顽强，便在这高密度的讲述中，发出了最沉重的叹息。近日，书乡对畀愚进行了专访。

长篇小说里，是对那个时代说的话

书乡：《叛逆者》热播后，您的写作和生活有受到什么影响吗？

畀愚：对写作或有点干扰吧，但不至于影响到生活。生活是首要的，我本身就是不会让任何事情影响到生活的那种人。我生活在江南，这地方每年这个季节都会有台风。我们都习惯了它来时的迅猛，但结果常常是一夜醒来后只是天空更加洁净了。

书乡：不开新书发布会和讲座，在现在的作家里不多见了，为什么有这样一种坚持？

畀愚：我是属于那种特别不善于推销自己的作家，而且一直认为作家应该是隐于作品背后的。写作者用作品说话，一个作品完成了，那要说的也就讲完了，至于读者怎么去看待与理解，那是读者的事。我们要相信读者的经验与判断，他们往往会发现许多作者在自己的作品里没能发现的东西。我想读者也会理解的，给作者这么一个小小的空间，让他像个旁观者那样站在自己作品的后面，尽量冷静地看待自己，看待这个世界。

书乡：您说过《江河东流》是一次计划外的创作，也是民国系列写作的一个小结。这一系列写作是如何开启的，又为何在这里暂为收束？和之前比，这次写民国有什么不一样？

畀愚：我的出生与成长都在一个小镇上，前十年写的都是当下的现实题材，后来被人归结为“底层小说”。那些人物其实就是我们中的大多数，生活给予了他们什么，他们就接纳什么，但他们同样见证了这个高速发展的时代，可能比其他人更有切肤之感。到了2007年左右，我写了第一个以民国为背景的小说《胭脂》（注：2015年被改编为同名谍战剧），让我一下从风格上摆脱了前面十年的写作。当时是在上海读书，有空就去那些里弄里闲逛，有次路过常德公寓，我知道张爱玲曾住过那里。有时候，阅读与记忆会让人脑子里产生许多东西，像发酵、提纯一样，慢慢的，一个骑着自行车的邮差形象就出现了，就有了后来的《邮差》（注：2014年被改编为同名谍战剧）。现在看来，是《邮差》确定了新的写作方向，就是以民国为背景，地域也大部分是在上海与周边的江南地区。这是我最熟悉的一块地方。

写《江河东流》之前，我在黔南的一个苗寨里。我记得当时天上下着雨，特别潮湿阴冷，很像我家乡的冬天。我是突然决定写这么一个小说的，就像火堆里啪啪冒出的火星。那时，所谓民国题材的小说也已经写了近十年，以中篇为主，我把它们看作是对小说电影化写作的尝试，就是让文字尽可能体现出画面感，让故事更加简洁与克制，更有节奏感与悬疑感。一个中篇也就是一个剧本的容量，连续读完它也差不多是看一部电影的时间。但《江河东流》不一样，它是部长篇，应该是更加奔放与自由的，不光是长度，还有它的宽度，里面是我对那个时代要说的话，那些荒诞、肆意与任性，可我们漫长的人生恰恰就是用来磨灭这些的。不过没有关系，所有的江河终归流向大海，不管路途有多么的百折千回。这是历史的潮流，是不可阻挡的。

时代的洪流泥沙俱下

书乡：主人公孙宝琨是一个旧军阀之子，身上有很多民国大少的影子。创造他的时候，有没有参考哪些人物原型？

畀愚：他是一个畸型年代里的畸型产物，人的本性与旧时代的劣根性在他的身上表现无遗，他就是一个时代的混合体。张学良、袁克文、孙传芳等，多少是有影子投射到了他身上的，但同时又模糊不清，有点像国画里的大写意，若是真的清清楚楚了，也就失去意味了。其他人物也是这样，不管男人还是女人，他们都没能跨越过那个时代，也没能跨越出他们的人生边界。

书乡：孙宝琨是个不属于历史主流的人物，没有和大哥宝珩一样参与共产党、走历史的道路，但也不是一个反派，最后从权倾一时的军阀成了一介平民，虽然经历丰富，但内心迷茫。您曾说并不喜欢孙宝琨这个人物，那么为什么又会选择塑造这样一个人物当主人公？

畀愚：在我看来，每个人都是自己历史的缔造者，不存在主流与非主流。况且我写的也只是历史阶段里的某种人生，每个人的人生最终都将成为他自己的那段历史，留下各自的轨迹。宝琨是这样，宝珩也一样，这里不存在“正”与“反”，或是“好”与“不好”。这只是一个人在这个世界上留下的印迹，唯一的区别就是有些会被记住，而更多的是生来就是为了被忘却的。

我不喜欢孙宝琨这个人物，因为他无知、任性也很混蛋，但这不妨碍我把他那段人生说出来。我还要告诉大家的是——时代的洪流泥沙俱下，它裹挟了许多东西，也改变了许多事物。

书乡：上世纪的革命传奇中，“革命加爱情”是一种典型范式。这本书中，孙宝琨一生也和许多女性纠缠在一起，特别是董秀澜，她是个革命者，很早就牺牲了，但一直被孙宝琨念念不忘。这些女性，对孙宝琨这个人物有什么特殊的意义？

畀愚：董秀澜对于孙宝琨来说不仅仅是爱情，而是他内心深处的一座灯塔，如果她没有牺牲，孙宝琨也许会走上一条完全不同的人生道路。在一个人漫长的人生里，会遭遇形形色色的人与事、男人与女人，会产生各式各样的情感，这些遭遇与情感不仅丰富了他们彼此的人生，还拓展了生命的宽度。

书乡：这本书一开始，您计划是写“我的革命生涯”，开篇第一句就说，“从小我就不喜欢念书，我喜欢的是革命”。但他前期所一度热衷的“革命”，和我们现在所指的并不完全一样，他似乎更在意的是一种变革的快感和权力在握的感觉，而不是更崇高的使命，所以似乎很难将孙宝琨笼统称之为一个“革命者”。您是如何看待这样一种个人的“革命史”？

畀愚：计划赶不上变化，写作的过程其实也是一个不断自我修正、改变与完善的过程。我们所处的世界从来不是非黑即白的，而是复杂到谁也想象不到的。就拿革命这两个字来说，暴力推翻是一种革命，英国的工业革命也是一种，互联网的出现也是一种。在这个小说里，它更趋向于是新事物对旧事物的取代，但也不尽然。

“裁缝”追求的是天衣无缝

书乡：您的故事都是把虚构人物置于真实历史背景中，我觉得就像织布一样，把人物缝织进历史，就算读者知道是作家的虚构，但在故事中，依然以假乱真。令人感到好奇的一点是，作为“裁缝”，您如何能自如地让历史为自己所用而不产生裂隙？又如何在无限贴合大历史背景的前提下，充分展开小人物自己的人生？

畀愚：织布这个比喻真好。这其实这也是我孜孜以求的。我一直认为小说或者说文学，就是面对站在镜子前的自己，是“真相”与“假象”间的相互凝视，哪怕你看得再真切，仍然还是在“真相”与“假象”之间。所以，这个“之间”的距离很重要，它决定了是不是产生裂隙。一名“裁缝”的终极追求是什么？我想应该就是天衣无缝。这也是我们写作者们的终极追求。

所谓的历史背景一旦进入到小说里，只不过是片土壤。每一片土地里都应该有适合它的生命，这是自然规律，我能做的就是不去破坏这个规律，让所有从这片土地上起飞的想象，最终仍然落回这片土地。放飞不难，难的是收回来。

书乡：您曾谈到这种写法是为了让人们“信以为真”，十分强调“真实”，但这部小说是第一人称叙事，孙宝琨不是个十分可信的叙事者，会“美化”自己的一些行为，这在一定程度上会消弭“真实”吗？

畀愚：我所说的“真实”是指文学里的真实，是用来区别于我们生活里的“真实”的。小说不是生活的再现，它更多时候就像个真实的谎言，小说家所有的手段就是为了让它变得更加“真实”。

叙事者是可以置身事外的，可以客观公正地看待问题、讲述事实，但孙宝琨的人设是个亲历者，始终处于事件之中，每件事的发生都足以改变他的人生。他站在自己的立场上，用自己的视角看待问题、叙述事件，才能证明他是个真实的人。他以他的认知、好恶与偏见来诉说自己的经历与观感，才是符合人的情感逻辑。

书乡：杨庆祥老师评论说，您在书中似乎并没有特别强调自己的历史观，但他认为，这正是一种属于1970年代生人的历史观，即：对大写历史的不信任，对“正写”人物的怀疑，但同时又不能确定历史的走向。这一点，您是否有同感？

畀愚：这不存在同不同感的问题。因为我不知道1970年代生人的历史观是怎么样一种与众不同的历史观，跟1960年代或是1980年代生人有什么区别？不管你对历史信不信任，历史都已存在，都是发生过了的，而不能确定走向的恐怕只有那些尚未发生的事。“正写”人物与“反写”人物应该属于写作中的一个技术问题，它是从叙述的需要出发，为的是让表达更有力，更能接近于所要塑造的这个人物。

书乡：小说情节读起来很有电影感，奇情画面迭出。您这些年也有多部作品被改编，这是有意为之的一种写法吗？

畀愚：这十年来我一直在尝试小说电影化的写作，仅仅是个人的一点尝试。我喜欢看电影，有时也会考虑文字表达与镜头语言之类的问题。有时候我们看一部电影时会发现，它的艺术性、思想性，那种直抵内心的力量完全不亚于小说。同理，小说也可以像电影一样深入人心，它需要更为广大的读者。这是我努力想做与在做的。

书乡：不写民国以后，接下来会尝试什么方向？

畀愚：下个十年，我会着重写一些长篇。目前在尝试悬疑小说的写作。当然，文学性是前提。

​（原标题：多部热门剧原著作者畀愚新作 讲述旧军阀之子的革命生涯 每个人都是自己历史的缔造者 ）

来源：北京晚报 记者：张玉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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