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审法官及熟稔婚姻家庭法律关系的律师告诉记者，虽然在这个案子里，除了感情因素之外，丈夫其实并无法定义务为妻子违法行为去想方设法还钱，但是夫妻关系存续期间，其中一方的债务、违法犯罪所得等，该由谁来承担偿还义务，特别是其中一方的民间债务是否自动成为双方的共同债务的问题，在司法实践中一直有着巨大的争议。

妻子赌博挪用公款217万 丈夫透支信用卡还债

丈夫张某身陷囹圄，与他的妻子苏某2015年所犯下的一起职务侵占罪行有着直接的关系。现年29岁的苏某曾在广渠路上一家公司里担任出纳。朝阳法院的刑事判决书显示，2015年七八月间，她利用自己保管单位保险柜、管理并使用公司专用银行卡和U盾的便利条件，私自取走了公司钱款共计217万多元。这些钱都被她用于网络赌博。事情再也遮掩不住了，苏某于是向公安机关投案。

事后来看，这份判决书里一句在大量同类案件判决书里非常常见的话，已经引出了后面的丈夫张某的案子：2015年10月26日，苏某归还被害单位人民币40万元，获得了一定程度的谅解。

有了这个重要的酌定从轻条件，法院依法对苏某予以轻判，判处其有期徒刑三年六个月。

已经把所有挪用来的款项输得干干净净的苏某是从哪里来的钱退赔的？答案是，通过他的丈夫犯罪行为弄来的。

7月4日上午，被控涉嫌信用卡诈骗罪的张某在通州法院出庭受审。今年30岁的张某案发前在某茶庄担任仓库管理员，一个月就挣几千块。5年前，张某和苏某结婚。

“我们原来的生活挺幸福的，但是2015年8月的一天，妻子跟我说她挪用单位的钱赌博了。”张某说。根据检方的指控，2016年3月，张某向上海浦发银行申领了一张该行的信用卡，并在本市通州区等地透支消费。后张某在明知自己无还款能力的情况下，于2016年7月28日至8月10日期间陆续透支37871.67元，银行于2016年9月8日起多次以电话、短信等方式向被告人张某进行催收，张某于2016年11月还款500元，此后再无还款。

2017年1月13日上午10点左右，银行委托员工报案。两个小时后，民警在梨园派出所对张某进行刑事传唤，张某自动归案，其间也没有出现抗拒、逃跑等行为。

替妻子还款孩子出生岳母看病 钱真还不上了

对于指控，张某当庭表示认罪。他说2016年3月他在浦发银行办理了信用卡，4月和5月他都按时还款，但是到了6月份他就还不上钱了。“当时我爱人因为沉迷网络彩票挪用了公司的钱，作为丈夫，我当时为了尽力弥补妻子造成的损失，也为了让妻子能获得从轻处罚，就积极想办法退赃，我借了不少债，透支银行的钱都被用来还款了。”

主审此案的赵智一法官告诉记者，据张某本人讲，除了给妻子尽量多还一点钱，争取获得她以前所在单位的谅解之外，在犯案的时候，妻子正怀着孕，后来孩子降生，家里的开销一下子增加了。屋漏偏风连阴雨，岳母患有癌症，带着老人看病又花了不少钱。这一下，透支出来的钱就更还不上了。

张某在法庭上说，他很清楚，一直不还信用卡的钱会被追究的，在透支还款的这段时间里，他曾经还了几万元的信用卡钱，但是第二天他又把还的钱全部透支出来，然后继续不还，最后于2016年11月5日还过一笔500元后，他就没再还过钱。

“我也知道银行一直在催着我还款，我都收到过电话、邮件，还有短信，但是当时我确实没有钱，透支的钱都用于替妻子还钱了”。张强说自己不仅欠了浦发银行的钱，他还在招行、工行、建行、交行和中信银行都办理了信用卡，并且都透支了，到现在也都没有还。

公诉人问道：“既然你说没有钱，但2016年11月5日你为何向银行还了500元？”他回答说：“我当时也怕因为欠信用卡的钱违法受到处理，但实在没有钱所以只能还少量的钱，想拖延一下时间。”

根据报案人，上海浦东银行方面的说法，张某用此信用卡恶意透支本息合计为34万余元，其中本人消费的本金为30万余元，利息、滞纳金、取现手续费等共计3.6万余元。期间，银行通过电话、短信、信函等催收的方式催促张某还款，银行催款已超过3个月，张某至今未还款，因此银行选择报警。这个数字与起诉书中指控的3万多元相差甚远。

据银行工作人员称，中间相差的一笔钱是30万元的“万用金”。该银行向公安机关出具的情况说明显示，“万用金”是该银行信用卡中心为符合条件的信用卡持卡人提供的分期服务。持卡人可以在相应的额度内，无需再次审批，直接申请支取现金，持卡人需要分期偿还，并支付一定的分期手续费。记者了解到，目前使用此类“万用金”是否被算做信用卡透支的一部分，不同的法院判断上尚未有统一的规定。有些将其认定为与信用卡透支相同属性，有些则认为该笔款项应当属于“民间借贷”，而非法律条文中明确规定的信用卡诈骗犯罪。这种区别，在最终的量刑上会产生一定的影响。

一审被判有期徒刑八个月 需继续赔款

丈夫为了自己身陷囹圄，作为妻子的苏某怎么说？苏某在证言中承认，丈夫透支信用卡，原因就在于她。“我挪用了公司的钱，丈夫才透支信用卡替我还的。这都是他一个人操作的，我并不知情。”苏某说，他知道自己造成的资金窟窿很大，丈夫透支之后，并无能力还款，否则银行多次催账，肯定早就还了。

家里有个赌博的人，一家人的生活都濒临山穷水尽。苏某因挪用公款被抓后，2015年10月21日，家人将住房变卖，获得售房款222万元，但此前，苏某已经将该房产抵押，在偿还了借款后还剩下不到70万元，又继续偿还其他外债之后，剩余款项还给了苏某的单位，这才获得该单位一定程度的谅解。

张某说，他自己被抓后听说，岳母已经去世了，在出事前，他并不知道妻子染上了赌博的恶习，后来他一心为了让妻子能够从轻处罚，所以借了好多钱，“当时妻子也劝我不要管她了，不要替她还钱，我没有听，现在想想，应该量力而行。”、

7月11日，通州法院一审宣判，张某犯信用卡诈骗罪，判处有期徒刑八个月，并处罚金2万元，继续追缴违法所得3.78万元，发还浦发银行。

家人代为退赔是“知罪悔罪”表现 但需量力而行

赵智一法官说，从庭审中的接触以及张某本人对待犯罪的认识等角度来看，这个人确实称得上是个“顾家”的人。“他的犯罪所得，要么替媳妇偿还单位了，要么养孩子了，要么就是给岳母看病了。在案证据中，没有显示他拿着透支来的钱自己挥霍的内容。”赵法官说，妻子的犯罪所得并未用于夫妻共同生活，作为丈夫而言，单纯从法律上来讲，并无替她偿还的义务，而用这种犯罪的手段获取钱款，让妻子获得轻判的办法，更绝非明智之举。

北京市法学会婚姻家庭法学研究会理事、北京市易和律师事务所李军律师说，法官在量刑的时候，“有无悔罪表现”是一个重要依据。而“有悔罪表现”的现实体现，就是是否积极赔偿受害人或受害单位。

“只有让法官看到了悔罪的表现，才有可能在量刑的过程中从轻处理。”李律师说，在这种犯罪所得都被犯罪者本人挥霍，没有用到夫妻共同生活当中的案件里，作为没有犯罪的一方，的确没有法定义务来帮着赔偿。但如果是这笔犯罪所得用在了夫妻生活当中，比如买了房子、车子，在案发之后，这些财产将被追缴。

“当然，这是在无犯罪行为一方对配偶犯罪行为不知情的情况下。”李军律师说，如果在案证据显示，另一方的确属于明知或应当知道，还伙同犯罪一方继续使用财物，那么，很可能需承担全部偿还义务。

来源：北京晚报 记者 安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