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杨家毅

摄于1860年的燃灯佛塔

远观此桥，为拱形石桥，横跨通惠河上，桥面铺上了沥青，与两边的公路连接，车来车往，与普通桥梁并无不同之处。实际上，此桥大有来头。明代国子监祭酒李时勉撰文的《敕建永通桥碑记》，对八里桥的建造缘由、过程都有详细记述：通州在京城之东，六合之上。凡四方万国贡赋由水道以达京城者，必荟于此，实国家之要冲也。由州城西行八里许有河，盖京都诸水会流而东者。河虽不广，而水潦沮洳。每夏秋之交雨水泛滥，尝架木为桥，或比舟为梁，以通道往来。数易而速坏，舆马多致覆溺，而运输者尤为艰阻，劳费烦扰，不胜其患……

碑文内容信息很丰富，有几点对我们很有意义。一是此桥是在皇帝的亲自过问下修建的，属于敕建，而且皇帝亲自赐名，说明此桥不同于一般的桥。二是此桥始于正统十一年八月二十七日（1446年9月7日），告成于十二月十九日（1447年1月5日），建完桥后还修建了河神庙和牌楼，说明朝廷是十分重视的。三是从技术上说，此桥采用三券石拱桥，不仅有利于承重，而且有利于减少水的阻力，符合力学原理。券与平底之间镶嵌铁进行固定，为提高分水的坚固度，又在分水尖上加三角铁柱，有效减少了河水对桥墩的冲击。据有关资料显示，此技术在卢沟桥也有应用，这在当时是比较先进，也是很成熟的技术，体现了高超的智慧。

京杭运河全图

修建后的八里桥为京东要塞，同京西的卢沟桥、北部的安济桥和朝宗桥、南部的宏仁桥（又叫马驹桥）并称为拱卫京城的五大名桥。八里桥是进出京师的要塞，又控制京通的粮道，战略地位十分重要。明清时期，朝鲜使臣在日记中多次记载八里桥，称八里桥“宏敞延袤，非他桥可比”。据当时的朝鲜使臣徐长辅描述：“天下漕船皆萃于此，桥南数米立石，而题其面曰：漕船停泊处。”可见，八里桥是京通间一处重要建筑，从通州石坝码头到京仓的漕船都要从桥下经过，它也是京通四十里石道起始处的标识。

当时的八里桥繁华异常，朝鲜使臣柳厚祚记载：“南京货商彩船，来留此处，故一行已先进北门，余则向东门而下，河水稍减。南船不能来到，但燕船之泊于河岸者，难数其几许。而皆降帆铁索，船上覆长板，板上作屋，且仓廪之富实，甲于燕京。盖天下漕运之船，云集江边，百官颁禄自此中辨出。而春夏之间，帆樯如束，连续十余里。”从八里桥开始，“此路左右，第宅相望，朱门粉壁，照耀人眼”。

传说乾隆曾带着刘墉、和珅路过八里桥。见到壮观的八里桥，乾隆心情大悦，突然得出一上联：“八里桥何为八里？”命二位爱卿对下联。和珅想了半天没对上来，只好叫刘墉来对。刘墉早想好了下联，说道：“三间房岂止三间？”不仅对仗公正，而且八里桥和三间房都是通州的两处地名。可见，刘墉不仅才学高，而且对通州的历史、地理了然于心。当然，这只是民间传说，在《清实录·乾隆朝实录》等正史上都没有记载。

永通桥 明正统十一年[1446]修建

关于“长桥映月”景观，历史上不少文人雅士都有诗文记述。长桥当然指的是八里桥，映月则指中秋之夜，三孔桥洞中各映着一轮明月，皎洁的天空中月如银盘，清清的河水中月影浮动，水月交辉，衬托着洁白如玉的长桥，使人疑在画中。

清代通州知州吴存礼是这样写的：银河忽驾彩虹来，俯瞰波光曙色开。历历清霜晴草木，晖晖皓月照池台。桂宫若引浮槎客，蟾窟应舒题柱才。吟眺壕染莹洁甚，冰心相映即蓬莱。

清朝后期，随着国势衰微，扼守京师东大门的八里桥见证了近代中国屈辱的一幕。1860年8月21日，英法联军自天津登陆，北犯京城。清政府派曾格林沁率领八旗兵，在此阻击“洋鬼子”的长枪利炮，这就是历史上有名的“八里桥大战”。

民国二十七年（1938年），也就是日本发动全面侵华战争的第二年，日军为侵略需要，修筑京通间柏油路，将桥两边垫高，将桥陡坡削平，就形成了现在的模样。根据当时的文字记载，对此次修改“往来称便”。

由于历史的沧桑巨变，八里桥周围环境变化很大，通惠河早不行船，水草丛生，“长桥映月”的美景很难寻觅。幸好桥栏望柱上的石狮子和桥下四只圆雕镇水兽，依然坚守于此。

波分凤沼

“波分凤沼”是指通惠河流经通州城北形成的景观。历史上的通惠河完全不是今天的景象，而是与国都的安危联系在一起的。说起通惠河不得不提到两个人，开凿元代通惠河的郭守敬和疏浚明代通惠河的吴仲。

波分凤沼

随着元朝统治者将大都确定为政治中心，大都人口剧增，对各类物资的需求日益增加。虽然有西郊的高粱河和重开的金口新河、金水河等运渠，以供运输和城市用水，但是仍然满足不了需要。在这种情况下，著名水利专家郭守敬深入实地勘察后，于至元二十八年（公元1291年）正式向忽必烈建议开凿通惠河。疏浚旧有通往通州的漕河，引玉泉水解决水源不足的问题，这样可以节约陆运费用。元世祖忽必烈同意此建议，并派郭守敬主持此项工程。疏通通惠河的工程于次年八月正式开工。

经过郭守敬的巧妙设计，引昌平附近的白浮和西山诸泉,开白浮瓮山河，向西至西山麓复折而南经瓮山泊（今昆明湖），南流入玉河至西水门（大都和义门）入都城，南汇入积水潭（今北京什刹海），东南出文明门（今北京崇文门北）南水关。出城后入金代所开的金口河（闸河）东流至通州城南十六七里处的高丽庄入白河（北运河故道），即《元史.河渠志》所载：“东至通州高丽庄入白河”。全程贯通历时一年余，用工285万余。史载元世祖见积水潭上“舳舻蔽水”，一片繁忙景象，十分高兴，就欣然为此河赐名为“通惠河”。

元代开凿的通惠河，到了元末明初，由于战乱和自然灾害，日渐荒废，通州至京师粮米皆由陆运。陆运不仅运费高昂，而且容易受到自然天气的影响，遇到雨天，道路泥泞，不能及时到达京城，于是先后在通州城外设置大型粮仓。通仓储漕粮之七，若有敌兵越关，轻骑兵几日便可到达，控制粮仓，则京师就很危险了。鉴于此，巡按直隶监察御史吴仲向明世宗建议重修通惠河。此建议得到采纳。

工程于嘉靖七年（1528年）二月四日开工，五月二十二日竣工。为解决水量不足的问题，改变元代提闸过船的办法，改为人力搬运过闸的办法。达到了 “通州而抵京仓，可朝发而夕至”， “一日而立，致四五万石，岁省脚价十二万两”的效果。明代通惠河将河口移到通州城的东北，就是今天的通惠河的走向。

新开通的通惠河不仅有利于京城的物资供给，保障了都城的安定，而且为普通老百姓也带来了直接的利益。尤其是对通州人民来讲，直接促进了通州城市的进一步繁荣。

正因为有了这两个人，才有了通惠河，才有了“波分凤沼”的美景。但是“波分凤沼”到底在哪个位置呢？

有人说是指整个通惠河的水，也有人说是八里桥至通惠河口这一段距离。更多人认为是在现在的葫芦头遗址处，这里是通惠河故道，靠近通惠河河口的位置。明代吴仲重修通惠河后，采用人力搬运粮食过闸，在通惠河口有一道石坝。这里的水应该比北运河水位高，是通惠河的下游，也是通惠河水量最充足的地方。在这里形成了一个水量充足的“沼”，因为水是从太液池流出来的，所以称为“凤沼”。

为什么从太液池流出来的形成的水面叫凤沼呢？这得从太液池的来历说起。有人认为太液池的名称来自“象阴阳津液以作池也”，这个说法是否正确，我没见到确切的出处。“太液池”的来历还要追溯到秦王赢政。秦始皇统一天下后，听信方士关于东海有长生不死的神仙的传说，派徐福前往东海仙山，以求长生不死的灵药。始皇帝开了头，历代皇帝便纷纷效仿，到了汉武帝时，长生不死的仙丹还是没找到。为了慰藉一下自己失落的心情，他下令在皇宫北面挖了一个大水池，命名为“太液池”。自此以后，汉武帝的做法被历代皇帝沿袭，在建造皇宫别苑时，都不忘挖一个面积超大的蓄水池，并以“太液池”命名。根据文献资料，汉代的太液池位于长安故城之西，建章宫之北，未央宫的西南。池中筑有三座山，象征瀛洲、蓬莱、方丈。

北京的太液池在故宫西侧，就是北京著名的“内三海”：北海、中海和南海，合称“太液池”。“太液秋风”是著名的燕京八景之一，泛指中南海和北海的广阔水域。清代太液池也称“西海子”，是皇家禁地，其秀美的风光是外人见不到的。可见，太液池就是皇帝和宠妃游玩之处。皇帝平时忙于朝政，太液池实际上就归宠妃专属。在古代，常用凤代称皇后，所以太液池流出的水形成的水面就理所当然被称为“凤沼”。

不管怎样，“波分凤沼”是与太液池和通惠河密切相关的一处景观，在明清时期不少诗作中就可以证明。例如王宣有诗云：“碧水分香出御沟，潞阳城郭界清流”，御沟即指通惠河。周之翰有诗云：“一脉香分太液池，瑞烟晴霭浸玻璃。”尹澍有诗云：“何处清涟入潞河，遥知太液散余波。”王维珍有诗云：“河流通惠旧知名，一派东趋九曲萦。凤沼斜分归板闸，鲸涛远望赴蓬瀛。”戴璿有诗云：“河流来自液池边，一带寒波清且涟。仍是玉泉山下水，依然禁苑沼中烟。”

时至今日，历史经历了沧桑巨变，自然环境也经历了很大的变化，“波分凤沼”的美景只存在于历史记忆中。

柳荫龙舟

君王不作横汾曲，锦缆年年锁潞河

此处景观是指通州城北的黄船坞，就是民间俗称的皇家码头。此码头专为皇室服务，停泊的船都是皇家专用的龙舟，因为周围广植杨柳，故有“柳荫龙舟”一景。

明嘉靖七年（1528年）以后，吴仲重修通惠河，通惠河的河口由张家湾移到通州城北。这一变化使得各类码头也随之北移，直接促进了通州城市的繁荣。根据历史记载，通惠河口以南依次形成了石坝码头、土坝码头以及各类民用码头。我们可以想象，每年三月开漕以后，南方漕船、各类商船来到通州，一派繁荣景象。

黄船坞实质上也是码头，主要停泊皇家用的龙船，但是为了与普通码头分开，体现皇家的尊严，所以称为黄船坞，但是民间仍然称为皇家码头。据《钦定日下旧文考》记载：“通州城北五里有黄船埠河水潆洄，官柳荫映。永乐中设黄船千艘，以其半轮往江南织造，俗名黄船坞。”《光绪通州志》有大致相同的记载，只是黄船的数量为“十艘”。笔者推断“十艘”记载准确，“千艘”可能是笔误，因为龙船体量较大，如果是千艘，黄船坞未必能停下。而且如果有千艘黄船，应该在周围形成保卫给养配套设施设备，甚至会形成村落。但是根据记载和考古资料都没有相关的证明。

《钦定日下旧文考》仅有短短不足百字的记载，但是包含的内容很丰富。根据城北五里的记载，可以推断其位置在今天的北关闸附近。这样安排既有利于管理，又充分体现了古人以北为贵的思想。可以想象黄船上的主人面南背北，看到“万国梯航”，“天下朝宗”的景象，君临天下气势自然而生。

根据“永乐中设黄船十艘”的记载，黄船坞产生于永乐年间，也就是明成祖朱棣迁都北京后不久，就在此设立了黄船坞，这比嘉靖七年（1528年）通惠河口北移至通州城北还要早一百多年。在黄船坞周围“官柳荫映”，说明这里的柳树是官家栽种的。在许多关于“柳荫龙舟”的诗作中都描写了柳树。试举几例，“御船连泊俯清漪，垂柳阴阴翠作围”（王宣诗）。“杨柳青青翠欲浮，堤边景缆系龙舟” （尹澍诗）。清代通州著名的知州王维珍也有“柳堤飞絮白满天，低荫龙舟景缆牵”的诗句。天下有那么多名贵树木，为何皇家独垂青柳树呢？而且“柳荫龙舟”还成了通州一景。

柳树是景观树，有欣赏价值。可以想象，在春夏之交，蓝天白云映在绿色的水面上，在运河北端停泊着黄色琉璃瓦的黄船，周围是婆娑多姿的柳树，该是一幅多么美丽的风景画啊。而且柳树容易栽种。不论南北方，只要有水就很容易成活。有句常说的话叫有心栽树树不活，无心插柳柳成荫。

当然，黄船坞周边的柳树不是因为好看，易栽种。如果这样的话，有很多树木都符合这样的条件。我认为除了好看，还有文化传统的原因。在中国古代，达官贵人、文人雅士有折柳送别的习俗，而且这一习俗源远流长。《三辅黄图.桥》记载：“灞桥在长安东，跨水作桥，汉（代）人送客至此，折柳相赠。”这段记载说明，至少在汉代，折柳相赠的习俗已经形成了。

隋唐之时，这种习俗甚为流行，在不少古典诗歌中都有体现。隋代一无名氏作诗《送别》：“杨柳青青着地垂，杨花漫漫搅地飞。柳条折尽花飞尽，借问行人归不归。”当我们今天读到这首诗，穿越时空，还能感受到折柳赠别，依依不舍的真挚情怀。

古人认为柳树有辟邪的作用，而且“柳”与“留”谐音，表达依依惜别之情。那么，黄船坞周边的柳枝也是用来离别相赠的吗？清人戴璿的《柳荫龙舟》中有“长夏浓阴分柳色，满江瑞霭护宸游。丁宁陌上还培植，不是河桥送别秋”的句子，说明“柳荫龙舟”之“柳”除了景观欣赏之外，确有离别相赠，寄托情意的作用。

其实，古人不仅在黄船坞周围种植柳树，在运河两岸也广种柳树。明代钱塘人陈师在《潞河舟中作》有这样的诗句：夹岸杨柳青可怜，出门仍是葛衣天。乡书不到东吴雁，客梦重寻潞水船。

吴莱的《过漷州诗》有“数株杨柳弄轻烟，舟泊漷州河水边”的诗句，说明漷县运河两边也是广植柳树，这又是为什么呢？运河两边的柳树除了有欣赏价值和文化价值外，还有实用价值。重开通惠河的吴仲在《通惠河志》中记载，在码头附近要栽种麻和柳树。麻可以拧搓成绳子，在漕船上很多地方都能用得上，比如纤绳等。柳条可以编织成筐子，用来在治理河道过程中挑夫挑泥沙、挑石头。如果遇到溃堤、溃坝的情况，泥沙、石块很容易冲跑。柳条就用来编成大筐，里面填塞石块，大量抛下便于固定，在治理决口等情况下很见成效。在民国以前，在运河边的一些村落，农民除务农外，还兼营柳条编制。

黄船坞的黄船干什么用呢？当然是为皇帝服务的。《钦定日下旧文考》记载一半是往江浙织造。江浙织造是明清时期主要为皇帝提供和搜罗丝绸、奇珍异玩等生活用品的机构，又称江南织造，是江宁织造、苏州织造与杭州织造的总称，又有“江南三织造”的称谓。

江南织造局负责搜罗贡品，然后由黄船从南方运到通州。有不少文献记载了黄船运输情况，如张岱的《石匮书》记载了明朝时期，黄船供应新鲜果品的情况。“以从供鲜品者也。驾以京卫军船”，朝廷对黄船也很重视，“（每船）为军二十，行有工食，居有月廪。隶兵部。十年一造，五年一修，而工部主之。凡修船则军卒守之，月廪如故。”但是到明成祖朱棣迁都北京以后，由于从南方运鲜果品成本太高，且民怨甚大，加上北方也有替代果品，弘治末年，礼部尚书马文升上奏皇帝请求裁省，皇上欣然采纳此奏，之后贡船的数量就减少了。

龙船是什么模样的呢？朝鲜使臣在日记中有记载：“龙船一只泊在江浒，悬金牌于船头，书‘上用水殿’四字。窗户玲珑，涂以云母。”

大家所熟知的大文学家曹雪芹的祖父曹寅、曹寅的儿子曹颙、曹頫，就长期掌管江宁织造，而且兼理过“巡盐”、承办过铜斤等经济要务。虽然到曹雪芹的父辈开始衰落，但正是这样的生活经历，为曹雪芹创作不朽名著《红楼梦》提供了素材。

黄船坞是京杭运河北端一处很重要的服务设施，“春深碧沼恩波近，定拟君王壮胜游”，黄船坞承担着为皇帝直接服务的重要任务。“柳荫龙舟”也成为通州八景中直接体现皇家文化和运河文化的景观。

来源：北京晚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