放弃出国 创办特教学校

在开办智光特殊教育培训学校之前，王丽娟是一名语文教师，她在中学和大学都讲过课，90年代还到国外做访问学者。1997年回国办理续签手续的一次偶然机会，让她改变了自己的教育生涯。在续签之前，她受朋友之托去残联办事，碰到了一群智障孩子做活动。“当时觉得怎么会有这么多孩子呢。”王丽娟回忆，出于职业的敏感，她向带队的老师询问了这些孩子的教育情况。“你看，盲人有盲文，听障孩子有手语，可是对于这些智障的孩子，除了培智学校外，很少有人关注他们的教育问题。”了解到情况的第二天，王丽娟去了教委，在特教科她查到了城区的几所培智学校。“我就挨个跑了一圈，结果发现，他们的教学理念都是重点突击文化课。”王丽娟说，学习文化课打基础固然很重要，但是九年义务教育下来之后，这些孩子们的水平也仅仅停留在了小学二三年级的水平。“花那么大的投资，毕业之后，很多孩子都不愿意离开。”在东城的一所培智学校里，校长无奈地向王丽娟诉说着现状。王丽娟由此萌发了给这群智障孩子开办职业学校的想法。

“最重要的应该是让这些孩子了解生活，接触社会。”王丽娟认为，对于这些智障孩子而言，即使是花再多的教育时间，他们的学习成绩也不可能像正常孩子那么出众。“你想现在大学生就业都困难，更何况是这些孩子啊。如果把他们都赶到学习这条路上，相当于把这些孩子今后的路都给堵死了。”王丽娟暗下决心，她要开办的学校一定要扬长避短，让这些孩子们学会做自己擅长的事儿，将来到社会上可以立足。

就这样，王丽娟放弃了去美国亚特兰大和儿子团聚的机会。“当时那边的学校一听我在中学和大学都做过老师，很欢迎我去那边给人们上中文课，教室什么的人家都准备好了。”在王丽娟看来，优渥的物质生活条件并不是她的人生目标。很多家长告诉王丽娟，他们最担心的就是当自己年老体衰，甚至面临去世的时候，身后的这些孩子该怎么办。“他们跟我说：‘校长，你知道吗？我们每天在一起议论我们死之前，一定要留出几分钟的时间，先把孩子杀死，然后我们自己再去死。’”这番话让王丽娟听了心里特别不是滋味。

办学艰苦 校长住进羊圈

“我总是宽慰他们，放心，有我在，一定让孩子们可以独立生活，融入到社会里。”但是这些做起来，却遇到了很多困难。让王丽娟感触颇深的是来她这里就读的第一拨孩子。毕业后，这些孩子们顺利地找到了工作，王丽娟和家长都受到了很大的鼓舞。但是2008年受到全球金融危机的影响，一些企业因经营不景气，不少孩子被裁员了。“在家里一待，他们就毛了，找我说：‘校长妈妈，我们表现得挺好的，不知道为什么公司不用我？’”让王丽娟无比痛心的是，一个叫王红（音）的孩子因为感到绝望，推开窗户从18层跳了下去……“其他孩子知道王红出事后，纷纷给我打电话，家长也很绝望。”为了给孩子们找到出路，王丽娟把自己在北京的房子卖掉了，这是她唯一的一处房产。卖掉后，她用这些钱给孩子们开办了一个小工厂，安排孩子们就业。

房子卖了，王丽娟没有地方住。“当时校舍也都住满了孩子。我看羊圈那边还有地方，而且离着院墙也有点儿空。”王丽娟便在羊圈上搭了一个简易的小房子，住了进去。屋子盖好了，阴冷潮湿，王丽娟在里面一住就是十年。“浑身痒，关节也疼，可能受了寒，落下了病根。”

20年过去了，王丽娟倍感欣慰的是，当初送到学校里的这些孩子们，最基本的生活自理能力都没有。“洗澡兑水不会，甚至脱衣穿衣都需要人帮忙。”通过在这里的学习，他们的精神面貌也得到了很大的改善，从外表上看跟正常孩子一样。“只要不让他们去考试，那跟正常人没什么区别。”

自己住的苦点儿累点儿，王丽娟都能够克服，但是如何留住学校里的老师，不光要靠爱心，王丽娟也想尽了办法。“跟着我的这些老师也太不容易了，一个孩子每个月就500元，一个老师最多带两个孩子，一个月也就一千元的收入，在北京这样的大城市，这样的收入连温饱都成问题。”为了留住这些老师，王丽娟经常外出做各种演讲，她赚的这些钱全给老师开了工资，让老师们的收入能达到每个月三千元。

除了收入和支出不成正比外，来回搬家也是让王丽娟头疼的事儿。市区里好的写字楼租不起，便宜的地方又太偏，家长不好找。所以王丽娟的校址就选择在城乡交接的地方，但是地处这里的校舍都很破。“房子住了几年之后，收拾好了，废墟变成了花园，房东一看就采取各种手段抬高租金，甚至轰人。”从1998年6月挂牌到现在，智光特殊教育培训学校已经搬了7次家。

平等对待 尊重每个学员

“我的不少同学知道我开特教学校，说我傻。”王丽娟说，可一想到能帮助那么多孩子成长，让他们不再受侮辱和歧视，跟正常孩子一样，过上正常的生活，融入社会，她就感到很开心。更让她自豪的是，很多因为孩子而濒临破碎的家庭，也回归到了正常生活的轨道。“看到孩子们跟正常人一样，说爸妈你们别操心我了，等你们老了，我还能养你们呢。这些家长抱头痛哭，原本都要离婚了，这下也重归于好。”

20年来，王丽娟和她的特教学校也接待过100多个国家的媒体记者拍摄报道，1998年9月份的时候，北京晚报记者司马小萌就曾经带着日本电视台的记者过来采访。“他们一边采访一边哭，我说这几个男子汉为什么还掉泪呢，后来一个拿着话筒的男记者说，他叫大谷龙司（音），走访过一百多个国家，这是他第一次在采访中落泪，他说学校让他感到很震撼，也让他真正了解了中国。”王丽娟说，大谷龙司告诉她日本也有这样的孩子，由于国家高福利，便将这些孩子养起来。

“那不相当于养宠物了吗？这是对人最大的不尊重。不要忘了，这些孩子是人，不论能力高低，要像人一样尊重他，如何尊重，就是要平等地对待。”大谷龙司说的这段话，让王丽娟很自豪。

20年来，王丽娟欣慰地看到，不少从这里毕业的孩子们都有了好的归宿。“有的甚至成家立业，抱着孩子过来看我。”改变了过去木讷痴呆的模样，看起来就跟正常人一样。这些毕业的孩子中，有的去社区做保安，有的进了超市从事看货、看库房的工作。而王丽娟在学校里开设的很多课程也都适应今后找工作的需求，有中餐部、西餐部，手工艺部，网络部等。

随着年龄的增长，王丽娟也不止一次想过要不要把担子托付给年轻人。“现在我还不敢退休，因为有些体系还需要完善。”王丽娟说，特教学校的成立就是为了这些孩子在九年之后继续得到教育，在社会中立足，但是教学大纲、教材、师资、房舍、后续资金、模式、规章制度、法律法规目前还都不完善。

“我现在最大的目标就是完善体系，包括了孩子们的教育、孩子父母的养老问题，因为现在这些智障孩子的家长也都年老体衰，如果父母双方没了一个，那么剩下一个带着孩子进敬老院，不少敬老院都是拒收的。”对于这些孩子，亲子养老、学前早期干预康复，都需要一样一样梳理。这些年，为了更好地办学，王丽娟也成了考证达人。“心理咨询师，康复师，学校和康复相结合，九年义务教育让学校来做，而这些孩子毕业后需要进行的职业培训则由我这边来弄。”王丽娟设想，她要办一个立体化的旅游区，让在里面的孩子一边工作一边学习，让他们没有生存的压力，提高生活的质量。“对于正常的孩子我们是因材施教，对于这些孩子，我们要因人施教，你能干什么就让你干什么。”

在未来，王丽娟还有一个大胆的设想，北京建完了，她要把成功的模式推广到全国，这样外地的孩子不需要跑到北京，在当地就近解决自己的需求。这样，她才能放心地退休，安享自己的晚年。

来源：北京晚报 记者李环宇 文并摄

编辑：TF01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