于文开始开创了多个“第一”：她率先进行智障教育的轮让智障孩子有了适合自己的；为了让极重度的孩子也能享受到教育，她在全国率先进行送教上门”；她也是全国范围内训练自闭症学生最多、时间最长的特教老师。

目前，她担任教育部课程改革，从实际应用入手，采用国际通行做法，将生活适应所需要的十大领域能力细分为1300个小目标，比如孩子是否能进行目光对视、能否自己洗手等。孩子一入学，先进行评估，学校根据评估结果为每个孩子制定出个别教材专家委员会专家、中国教育学会特教研究会智力及发展障碍专业委员会主任、中国康复学会智障专业委员会副主任等职务。曾获得全国五一劳动奖章、首都劳动奖章、北京市三八红旗奖章、 全国首届特教园丁奖、全国残疾人康复先进个人、北京市计划。这样一来，每个孩子都有了自己的“私人订制”课程。“我们的特殊教育先进工作者等多个奖项及荣誉称号。

泰戈尔一句“天空没有鸟的翅膀，但我已飞过”用来形容送教上门 让特教老师的工作，大概再合适不过了。他们很难像其他的普通老师那样，感受“桃李满天下”的喜悦，享受被毕业生们簇拥着回校探望的骄傲。于文甚至有点儿“自虐”地期待，毕业之后的孩子们越不回来越好，因为这说明他们已经较好地融入了社会。

但是身为北京健翔学校的校长，在特教领域工作30多年后，她坚信，给智障孩子们留下的温暖是会有痕迹的，“这个孩子生命当中作为人的互动和尊严是我给的，而且是其他人给不了的，这是我们特教人最荣光的时刻。”

误打误撞成了“最年轻的特教人”

“培智学校来了个年轻的大白胖姑娘！”30年前，于文还是个20岁的小姑娘，她走进海淀区培智中心学校，一度成了个大新闻。“很多人都觉得是个奇迹，因为那时候下海潮，没有什么人爱当老师，更别说来培智学校当老师了。”于文快人快语，提起30年前的这段往事乐得哈哈大笑。也别说周围人惊叹，要知道，当时的培智中心学校里，最年轻的老师也已经40多岁，其余的基本都是快要退休的老头老太太在混日子。

不过，对于于文来说，进入特教领域其实是“误打误撞”。高中毕业后，区里从优秀高中里选拔教师，这正遂了传统知识分子父母的愿；于文却很纠结——外资企业的新奇让她有点儿心痒痒。一番拉锯战，她还是听从了父母的意愿，勉强答应先去做一年老师试试。

但是，于文怎么也没想到，自己第一次走上讲台面对的会是这样一个场景：校园犄角旮旯的一座小楼，一楼黑黢黢的教室，稀稀拉拉摆了十几张桌椅，里面的孩子有高有矮有胖有瘦。于文心里咯噔一下，“？这些听得懂我说话吗？”于文心里打了无数个问号。她还记得，第一天中午进班陪们吃午饭，看着眼前长相各异的孩子怎么都长得这么难看呀。”之前窗明几净、朗朗书声的幻想登时破灭。原来，由于参加培训，她入校的时候已近年底，学校的老师都已经分配好班级并开始上课了；大家吧唧吧唧地各自往嘴里扒拉着饭，自己一口都没吃下去。

怀着下学期能重回普通班的希望，于文硬着头皮坚持。作为到来后，校领导只好让她先到“培智班”

过渡期结束，于文也已经做好了决定：她不仅要继续做一名教师，而且要做一名特教教师。1987年，海淀区培智中心学校刚刚成立，于文便毛遂自荐，主动找到校长，要求成为学校的一员。由此，她也便成了京城最年轻的特教人，“不是我选择了孩子，是孩子们选择了我。”

每个孩子的课程都是“私人订制”

“一间屋子半间炕”，这是海淀区培智中心学校刚建校时教室的真实写照：教室半截空间用来上课，另半截的空间里一张张单人床密密麻麻并排成“炕”。不过，对于文来说，低矮的平房、木质的黑板、破旧的桌椅，这些都没有什么可在意的，唯独冬天生炉子把她这个在楼房里长大的姑娘给难住了。

到了培智中心学校，没有教具没有帮手，于文却干劲十足，一人担起了七八个人的工作：既是语文老师又是数学老师；既当大队辅导员又教音乐美术；还得担着班主任。

与孩子们的快乐还在延续，但是教着教着，于文开始有了新的苦恼。那时，培智学校并没有专门的课程和教材，无非是把普通学校的课本进行删删减减，把难度降低，再把教学时间拉长，实际的教学效果甚微。“5以内加减法，我教了他3年5年都学不会。”当时班上有个孩子，每次听写都写不对，在于文看来，孩子长得挺正常，不会写肯定是因为没认真学。“当时也不懂什么教育方法，就让孩子回家多抄写几遍。”第二天，孩子拿着厚厚一本田字格找到于文，可是再听写时，这个孩子还是错误百出。

仔细一看，于文有了新的发现：每次听写时，她会故意打乱课本上字词的顺序；而这个孩子写出来的字词顺序与课本上一模一样。“后来，我就明白了，孤独症孩子的学习方式跟我们是不一样的，他们不靠逻辑，而是在用照相的方式进行视觉记忆。”于文举了个例子，比如一个孩子叫“刘东”，只有这两字连在一起时，孩子才能正确地对其进行识读；对于单独的“刘”字和“东字”，孩子是不认识的。

在行为治疗上，于文也从孩子身上学了新的一课。她班上有个自闭症孩子，每次于文一批评他，孩子就冲她咯咯直乐，“我越生气他就越乐，你想我得多着急啊。”一次，孩子正乐着的时候，于文发现，孩子一边笑一边还使劲揪着自己的脸；她这才明白，自己的激动情绪传染给了孩子，孩子的激动通过笑声进行了释放，“他知道笑不对，但又控制不住自己，所以只好去抓自己的脸。”

“哎呀，我就觉得这些孩子真的太难了，如果你不了解他们，你就太冤屈孩子了。”于文认为，孩子们都是在用犯错来感知社会，作为老师，如果能读得懂孩子的错误，就能读懂孩子，知道他哪里还有缺点，哪里还需要发展。

从此以后，于文再也不逼自己的学生了。“老天爷已经告诉我们，这些孩子智力是落后的，那我们就要找到适合他们的教学方式和课程。”1994年于文成为学校教导主任，开始带领学校老师开始第一轮课程改革，从实际应用入手，采用国际通行做法，将生活适应所需要的十大领域能力细分为1300个小目标，比如孩子是否能进行目光对视、能否自己洗手等。孩子一入学，先进行评估，学校根据评估结果为每个孩子制定出个别教育计划。这样一来，每个孩子都脑瘫儿童有了自己的“私人订制”课程。“我们的特殊教育就真的是‘特殊教育’了，而不仅仅是身体上的隔离。”

送教上门，让脑瘫儿童有学上

大约十年前，新学期开学报名时，于文接待了一位特殊的家长，“妈妈看着柔柔弱弱的，肩上扛着一个孩子；孩子软趴趴地跟面条似的。”面对这个脑瘫的孩子，于文有点儿为难：孩子病情很重，学校没有脑瘫班；学校没有住宿，对于家住郊区的家长来说，接送也是个问题。不过，孩子的妈妈很坚决：“只要学校愿意收，多大的精力我都愿意付出。”于文很受触动：“无论残疾程度多重，孩子都有尊严，都应该上学。”

脑瘫学生如愿进入校园之后，问题也跟着来了：身体弱，每来一趟学校对于孩子来说都是体力的极大消耗。于是，于文动了“送教上门”的心思：“哪儿有孩子，哪儿有老师，哪儿就是课堂。孩子出不来，老师可以去。”

送教上门，说起来简单，做起来却并不像想象中那么容易，单单对老师的心理素质就是一个极大的挑战。“送教上门是一项孤立的工作，老师们独自从一个苦难家庭到另一个苦难家庭。”于文说，拥有重度残疾孩子的家庭一般都“与世隔绝”，送教老师第一次敲开门时，遇到的都是冷漠和不解。有的老师告诉于文，自己每次送教回来，都要去大商场逛一次或者去电影院看一场热闹的喜剧电影——只有看看繁华的世界，才能继续坚持下去。

但是，慢慢地，冷脸变成了笑脸，无望变成了希望，甚至有家长开始有信心把孩子送去校园了。于文对此并不满足，“孩子让我们不断调整自己的教育目标。一步步走进孩子的内心，一步步读懂他们的需要，就让我们越来越靠近特殊教育应该有的样子。”

来源：北京晚报   记者：牛伟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