说到京城的老字号,不能不提到六必居。因为据说它有近600年的历史,“创业于明嘉靖九年(1530)”;和“六必居”连在一起的,还有明朝奸相严嵩。已故当代学者王永斌先生在《北京的商业街和老字号》中,是这样介绍六必居的:“前门外粮食店街的六必居酱园是全国驰名的老字号。人们都传说,其店堂内悬挂的‘六必居’牌匾是明朝时严嵩所写。”——传说归传说。严嵩题匾的事是真的吗?

《北京中轴线文化游典》丛书之一的《商街》中,有这样一段文字:

已故民俗专家叶祖孚曾著文《揭开六必居之谜》。他说,1965年的一天下午,人民日报社原社长、北京市委书记处书记邓拓曾到六必居支店六珍号,通过六必居酱园原经理山西人贺永昌,借走了六必居陈年老账和大量房契进行考证。史料证明,六必居不是创业于明嘉靖九年(1530),而是创业于康熙十九年(1728)到五十九年这四十年间。账上记载这家最早的店名是“源升号”,直到清乾隆六年(1741),账本上才第一次出现“六必居”的字号。既然它创业于清初,就不可能由明代首辅严嵩题字了。

《商街》里还有一段文字说,中国国家博物馆研究员宋兆麟先生也通过搜集大量文书、契约等证物,提出六必居确实是创建于明朝中叶——然而笔者注意到:宋兆麟先生所得到的契约文书,都是1922年以后补办的;清以前的店铺及文书档案,庚子事变时(1900)“尽被火焚”。

说严嵩为店铺题匾,当是商家为提高身价所做的噱头。而诸多材料之所以把六必居的历史提前到明朝中叶,说到底,不过是为了“就和”严嵩,好让他能给六必居题上匾额。

严嵩是怎么给六必居题的匾额呢?据王永斌先生引述的传说,严嵩没做官之前,常来六必居喝酒,掌柜的跟他熟了,就让他给店里写了块牌匾。还有一个说法是,严嵩爱喝六必居的酒,做了官以后,常派人来六必居买酒。店掌柜想借严嵩提高身价,就托严府仆人想办法让严嵩为店铺题个牌匾。仆人就去求严嵩夫人,严夫人知道严嵩不可能为一个店铺题匾,于是就在严嵩面前反复写“六必居”三字。严嵩看夫人写得不好,就写了个样子让夫人照着练。于是,“六必居”三个字就这样得到了——王永斌先生说的这两个传说反倒证明了一个事实:六必居当初是造酒的。如果说“六必居之所以长存至今,就是因为它制作的酱菜好吃”,那“创建于明朝”之说就不攻自破了。

六必居的前身,是位于前门粮食店街的“源升号”。康熙十九年(1680),山西临汾西杜村人赵存仁、赵存义、赵存礼兄弟三人来到北京,开办了“源升号”酿酒作坊。他们以“掐头去尾取中段”的摘酒工艺酿造的“二锅头”,以酒质纯净、口感平和、香气醇厚赢得了市场。“六必”,是他们总结的酿造好酒的六个必要条件,即:黍稻必齐,麯蘖必时,湛炽必洁,水泉必香,陶器必良,火齐必得。黍稻是用来造酒的粮食,质量必须要好;用来发酵的麯蘖(qū niè)必须正确,好麯才能出好酒;水泉必香要求的是水质要好;陶器必良是对造酒器皿的要求;湛炽必洁是要求造酒过程中的操作要避免污染;火齐必得是对蒸馏火候的掌控要适当。也就是说:六必当初的问世,与腌制酱菜并无关联。

如今,赵氏三兄弟的塑像安放在前门源升号博物馆内;“六必”的内容,也写在博物馆的墙上。来这里了解一下“二锅头”产生的历史,您就会得出结论:“六必居”原来跟严嵩并不搭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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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源:北京号

作者:宗春启

流程编辑:U0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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