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姚谦

资料图 新华社

甚至是自以为熟习的语言，因为在北京生活，方才使我明白了语言是活的，会随着时间、地点的不同长出略有差异的花朵。这些潜藏在生活中的差异，历经时间的发酵，使我变成了两个人--生活在北京和生活在台北既有关联也各自不同，最明显的是说话的口音因地而异起来，然后在书写上、审美上也渐渐有了变化。

我发现自己真正明白多元思维的存在，应该是从这几年开始的。纵然早年在国际唱片公司工作时经常要与国外的同事合作、交流，其实影响自己甚少，只有在与一座城市深入相处，与当地人交流的过程中，才有可能打开自己固有的思维模式，了解不同人生的存在、不同审美的成因、不同逻辑的精彩。因为新书出版，需要配合宣传，前些年我偶尔还会去不同的城市走走，但总碍于设定自己已经是个退休人士，对宣传心存不大愿意过度张扬的想法，走的城市不多；于是每隔两年出版新书，来回走动的城市也就是那几座，以已知的心情匆匆来去，顶多吃一次当地的料理，让舌尖到此一游。时日一久，我以为世界就那样了。

《我们都是有歌的人》这本书是我第一次回归到自己的本行--流行音乐，也是我第一次以文字的形式来分享自己在音乐上的阅读和创作。唱片业衰退已久，数字音乐兴起了有十多年，我这个面对过两个时代的人，之前是作为从业者，之后是以听者的心态记录心得。这些年来我面对最多的问题和论调是“怀念唱片时代”，因为唱片时代有不少好作品，近些年来数字音乐兴起，反倒听不到好音乐了。听到这番话时，我最直接的回答往往都是否定的：任何时代都有好作品，也许是我们听音乐的方式改变了，所以失去了过往在唱片时代找寻好作品的能力和动机。于是对这本书的宣传，我一反过去的保守心态，积极、主动地面对，开始了与一座座城市爱乐人面对面的沟通。

新书宣传已经进行两个月了，每周约莫两个到三个城市的书房签售活动，一开始还是觉得挺辛苦的，毕竟退休后的安逸生活和四处旅游的自由状态，绝对与到不同城市签售所需要的体力和心态不同。但我从有压力的不安，很快过渡到一种久违的自己，如同刚搬到北京时的自己。以一本书为媒介，与不同的人交流，再趁着空档时间四处游走--我逐渐意识到这是个礼物，因为我发现自己已经好久没有“打开自己”去体会一座城市，近距离闻它的气味，听不同人的口音了。我发现自己又苏醒了，许多感官和心理活动又变得活跃起来。

虽然是同一本书的宣传，却因为城市的不同，来到现场的人不同，每一场交流内容的变化，深刻地影响、刺激着我，一如温度、湿度或天气。对每一个愿意挤出时间与我相见的人，我是心存感动的，因为我们都喜欢音乐、喜欢文艺；其中一小部分人是在过往的活动中见过面的，绝大多数都是初次认识的新面孔，可见对音乐有兴趣、有期待的人如此多。这一路下来，参与的人数似乎一场场递增，我总感觉有一股小小的力量慢慢地荡漾、散播开来。

除了音乐上的交流，因我在城市之间有节奏地游走，我得以发现每座城市不同的特质；特别是因为对市民阅读习惯的鼓励与倡导，不同城市书店的模样和出入的人群，在我眼里都成为新的人文风景。有些书店较文艺、有些书店偏实用，这使我真切地体会到一座城市对书店的需求和期待。在书店里遇到的人也有着渐进式的不同，亦可由人在书店的状态窥视到他们的渴望。例如我在常州半山书局经常看到家庭成员同在书店里游走，在深圳看到的更多是结伴前来的年轻男女白领，他们在热闹商场中唯一安静的书店一角看着书。

《我们都是有歌的人》的签售活动已经走了二十几座城市，前不久我刚从哈尔滨回来，这是我第一次到那么远的北方城市做宣传，因此认识了许多朋友。特别感动我的，是聆听一位朋友表达他对大兴安岭的眷爱，他来自南方，却对大兴安岭的少数民族文化感兴趣；这燃起了我心中的另一道光，原来爱上一座城市的理由如此简单。我相信，即使通讯再发达，属于内心的深刻感受和彼此的理解，更多时候还是需要通过肉身的交流和深刻地阅读，才有可能得到清晰而完整的感情轮廓。

来源：北京晚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