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世纪七十年代末，袁先生从营口来北京录书，在这期间，我有幸向袁先生学习他的代表作《肖飞买药》。

第一天，在中央电台的招待所里，袁先生从早晨一直教到中午，该吃饭了，他对我说：“走，咱爷俩吃涮羊肉去。”我一听，心里可高兴了，可算轮到我有机会孝敬一下老师了，没想到，袁先生看出了我的心思，拍着我的肩膀说：“咱俩定个规矩，从今天起，谁工资高，谁请客。你一个月挣四十块零一毛，没有我挣得多，今天我来请。”“啊？那可不行，我……”我还想再争取一下，袁先生一拽我的胳膊：“嗨，走吧。”就这样，在业务上一丝不苟，在生活中关爱有加，袁先生的人格魅力在无形中影响了我。

1979年，石家庄剧场的负责人周向荣，邀请袁先生到石家庄演专场，袁先生带上我一起去的。在路上，他对我说：“跟着我一起给营口曲艺团（袁先生当时是营口曲艺团的团长）挣点奖金去，年底了，大伙得过年啊。”

到了石家庄，刚一下车，我就愣住了。剧场外有从二楼一直垂到地上的两条标语，左边写的是“著名评书表演艺术家袁阔成”，右边写的是“中国铁路文工团评书演员田战义”，字体都是一样大的。我一看就急了：“我名字的字体怎么能跟老师的一样大呀，不行，得改！”袁先生却不以为然：“不用改，这又不是在旧社会，咱们没那么多的事。这不已经把我的名字放在上垂首了吗。”说完，他爽朗地哈哈大笑。

在石家庄，我们公演了三天。每天，都是我在前面说半个小时，袁先生在后面说一个小时。第一天，我说完《肖飞买药》后，赶紧到侧幕条去观摩，对我来讲，这是个难得的学习机会。

袁先生上台了，先向观众示意，接着，用余光看了我一眼，然后，开始整理桌上的三大件（折扇、醒木、手绢），整理的非常细致，也比每次整理的时间都长。整理完后，又看了我一眼，然后，开始表演。

我当时并不明白袁先生的用意。待演出完毕，袁先生正言厉色地对我讲：“扇子、醒木和手绢是评书演员的道具，在场上是不能够乱扔乱放的。扇子拿起来，一会儿是刀、一会儿是笔、一会儿是扇子，你轻拿轻放，观众就会感觉这把扇子很贵重。你拿着它又摔又打，再值钱的扇子也不值钱了。手绢也是一样，能代表圣旨，能代表书信……你如果拿着它擦汗，然后往桌子上随便一扔，它还像圣旨吗？从今天开始，你要记住，必须尊重我们的道具。”袁先生的教诲，使我受益终生。打那儿以后，我再说书的时候，对场上的道具就格外重视了。

三天演出的最后一场，袁先生说的是《反五关》，这是《封神榜》的选回。那天袁先生特别精神，小包袱一个接着一个，剧场效果好极了。尤其是他表演的哪吒，活灵活现，可爱极了，语言动作完全是一个小孩儿的模样，这段书让我终生难忘。

在离开石家庄的时候，周向荣带着孩子来送我们，他跟孩子说：“这个叫袁伯伯，这个叫田叔叔。”我一听，这辈分乱了，刚要说话，袁先生一拉我的手：“就这么办了。”

到了火车上，袁先生跟我说：“不用跟人家解释，人家是外行，咱们行里的辈分，自己知道就行了。”另外，袁先生告诉我，他的父辈告诉过他，永远不能在外面和别人攀比辈分。因为袁先生年岁虽小，辈分极高。所以，他从不在外面以大辈自居。

我年轻的时候，跟很多人一样，经常爱打听业内人的新闻，每次学习完之后，就爱跟老师说说这些。有一次，我正说的高兴，袁先生把我打住了，当时他的脸往下一沉：“行啦，你知道的不少啊。张先生的事你知道，李先生的事你也知道，这里就是没你田先生什么事。以后心思别老往这上边放，多往书上放，多在书上下功夫。”袁先生告诉我，要把所有的精力都投入到评书艺术当中，要在业务上精益求精。

我在48岁上，得了一种病，叫红斑狼疮。到了60岁的时候，又得了狼疮肾和尿毒症，跟着就是摘胆，换肾，这么说吧，没干别的，净生病了。就在我病的这十几年里，先生多次到医院看望我，每次都是给我留下点钱，总跟我说：“你这一病，耽误了太多的事了。”记得有一次他来医院看我，聊了会儿天，要走的时候，半开玩笑地对我说：“你说咱们俩，到底应该谁看望谁呀？”说完他走了。他刚一出门，我的眼泪就掉下来了。直到今天，我想起这句话来，还是忍不住掉泪。

先生在最后的日子里，前后住了三次医院，而且每次都告诉他女儿：“别告诉你大哥，他身体不好。”尽管这样，我还是要去医院看望他。那天是2015年1月5日，我下午两点多到的海军医院。袁先生躺在病床上，拉着我的手，聊起来没个完。聊着聊着，我们回忆起了四十年前的一段往事。那时候，袁先生已经从营口调到了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离我住的真武庙很近，中午下了班，经常会到家里坐坐，有时候，也喝点酒。有一次，临走的时候，我送他到门口，袁先生忽然一回头，用手指着我：“我告诉你田战义，你小子永远不许变，有一天你要是变了，我可堵着你门口骂你。”我知道老师的用意，是让我永远不许端架子，不许耍演员的脾气。今天，说到这件事的时候，袁先生流着眼泪对我说：“四十年啦，你小子没变呐。”

我曾几次要在医院陪床，都被先生给阻止了，他说我的年纪也大了，身体又不好，不让我陪。在医院陪着的人，除了家里人以外，还有三个人，一位是袁田（袁先生的女儿）的同学刘振波，他是从营口来的；一位是大庆文工团的李少朋，他是袁先生的好友、评书名家李鹤谦的侄子；还有一位是袁先生的干儿子、李金斗的徒弟张伟。再见到这三个人的时候，我除了感激，还有一份愧欠。

袁先生在病情严重的时候，什么都吃不下，有一次，我问他还想吃什么？袁先生想了想：“战义，我最近胃口不好，就想吃你以前给我买的黑芝麻糊，你买那个好，不甜。”

从医院出来，我直奔公主坟的城乡商场去买，这种芝麻糊是按比例现做的，新鲜，不甜。春节前，我在电话里问袁田，袁先生还想吃什么，袁田告诉我，还是想吃黑芝麻糊，怕我行动不方便，要派别人去买。我放下电话，又去买了二斤，而且，还买了一斤黑芝麻粉，为的是润润肠道。据袁田讲，袁先生在临终的前几天，吃的基本上就是我给他买的黑芝麻糊，别的，就什么也吃不下了。

谨以此文，寄托我对老师的无尽哀思。

本文来源：北京晚报-北晚新视觉网 口述：田战义 整理：武宗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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