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世纪初的北京城，说书的名家人才辈出，大大小小的书棚、书馆更是遍及京城各地。

世代居住在北京的袁杰亭、袁杰英、袁杰武三兄弟就是这个时期京城有名的说书人。在他们的父亲袁霭棠先生的影响下，三兄弟很早就开始学习说书，并先后成为评书大家德智厚先生的弟子。由于学习刻苦，又极具天赋，袁氏三兄弟不仅各个年纪轻轻就开始“独立门户”说书，更是早早就在京城说书界占有一席之地。

袁氏三兄弟共同说讲的中国著名评书《五女七贞》，也叫《施公案》，是当年北京评书研究会确定的29部大书之一。他们通过不断的潜心钻研和艺术实践精心演绎的大书《五女七贞》，不仅达到了高深造诣的说书艺术，而且在京城自成一流派，深得广大听书人喜爱。也因此，他们被京城人誉为“袁氏三杰”。

虽然袁氏三兄弟一生只说一部《五女七贞》，但却以风格迥异、各有千秋的艺术表演活跃在京城各大书馆。其中大爷袁杰亭曾长期在北京西安市场书馆说书献艺，是三兄弟中说讲得最好的。他的表演不仅庄重大气，而且声音宏亮、如若铜钟，可说是台词音准分明、吐字如捉虎、悦耳动听。听众更是无不动容，人们称赞他说：听大爷的书“解气”、过瘾。只可惜袁杰亭33岁即英年早逝，让京城书场失去了一个有才华、名噪一时的说书人。

二爷袁杰英说书慢条斯理，像老朋友唠家常一样，温文尔雅。每讲故事都好像他亲身经历一样真实生动，说起来是妙语连珠，台下笑声不断，听众回味无穷。曾有一听众听完袁二爷的书回家吃饭，突然想起二爷刚刚讲过特别逗人发笑的一段：江河湖海到底谁大呀？比江河湖大的当然是海，比海大的是洋，大西洋、太平洋，比洋大的是什么呀？是牛！这位听众一下把口中的饭笑喷了……这才是名副其实的袁家二爷袁杰英幽默的说书风格。

三爷袁杰武，表演风格以轻巧取胜。经常活跃在南城、北城大大小小的书馆，是京城平民百姓十分熟悉和喜爱的说书人。袁杰武先生谨遵师承，怎么学的就怎么讲，可谓一丝不苟。

虽然经常说“隔道不下雨，百里不同风”，即便是搞艺术也要入乡随俗，不可不察。但袁杰武先生的表演风格和他的性格正好成正比，他一向本着自卑尊人的原则待人处世，对谁都是一团和气，真正应了书如其人的那句俗语，即做人本本分分，做艺术规规矩矩。

还要多说上几句的是二爷袁杰英，三兄弟中，他可说是佼佼者，当年不仅闻名京城而且说书艺术造诣高深。因此比袁家另外“二杰”在京城“占领”的书场更为“地域广阔”，名声影响也更大。

由于袁杰英高超的说书水平，所以他除了经常在京城的西安市场、天桥的长顺轩、福海居等各大书馆说书献艺，还不时被请到京城达官贵人家中的堂会去说书。这也使得慕名听袁杰英说书的听众中，既有家世显赫的有钱人，也有文化名人和京剧名角，如当年唱京剧有名的金少山、谭小培等都非常喜爱听袁杰英说书。比起袁家另外“二杰”，袁杰英的听众可说是遍及三教九流，自是广泛多了。

父亲为他取名袁麟

1929年农历7月20日，正在天津演出的“袁氏三杰”的三爷袁杰武先生喜得贵子，按照袁氏家族男孩名字的排序，袁杰武先生为他新出生的儿子取名袁麟。这个被父亲取名叫袁麟的男孩，就是几十年后名扬中华大地的一代评书巨匠袁阔成。

当年说书艺人大都不固定在一个书场说书。一般在北京演出论“转儿”，一“转儿”两个月，就是俩月换一个地儿，东西南北城转着来。到了河北、东北地区就论“节”。从正月到五月，五月到八月，八月到过年，都叫“节”，一“节”换一个地儿。

这也让小袁麟跟随着父亲的“流动”书场慢慢长大，从天津回到北京，又从北京到唐山到东北，又回到北京……

几年后，袁杰武先生去演出时，开始带上他的小儿子。从此，一直跟随父亲演出“走天下”的小袁麟，开始进书场听书了……

走进书场，小袁麟满心欢喜，他一动不动地坐着，一双机灵的大眼睛忽闪着，开始听父亲拿手的袁氏家族看家书《五女七贞》。爱听书，听书多，一听就记住了评书，“行走”在各个书场的小袁麟，有一个生活在评书世界里的童年，也被人们誉为说书的“小天才”。

这样的一个评书世界，也让童年的小袁麟无法和同龄的孩子一样走进学校正常读书。不断地跟随父亲奔波于各大书场演出的小袁麟，断断续续地只在私塾和书馆上了几年……

提起从小跟随父亲到处演出漂泊流动的童年，袁阔成先生回忆说：

“我家祖籍就是北京，但是由于父亲常年流动各个书场演出，我却是在天津出生。我们家在北京居住的地方也是东西南北城换着走，小时候印象最深的住家是在西城新街口的蒋养房。我从小跟随父亲到处演出，由于流动性大很难正式上学读书，所以前后只上了不足3年的私塾……”

也曾没“摘鬼脸儿”

评书表演的特点是演员一个人撑起来台面，而要做到这一点，首先要过的就是“紧张”这一关，即不能把“紧张”的模样挂在脸上，也就是评书演员说的“摘鬼脸儿”。

对“摘鬼脸儿”，袁阔成先生曾形象风趣地说：

“真正要想掌握好评书的技术、技巧是很不容易的，夸张点说，要闯过若干个关口才行。这第一关就是‘摘鬼脸儿’。顾名思义，鬼脸肯定寒碜呀！所以说，演员上台千万不能挂‘鬼脸儿’，一挂‘鬼脸儿’准砸！演员为什么会在台上挂‘鬼脸儿’呢？就是太紧张的缘故。评书演员一人一台戏，如果在台上一紧张，脸也白了，气也短了，嘴里一拌蒜，非把自己撂台上不可！”

在艺术成长的道路上，袁阔成先生也曾有过没“摘鬼脸儿”的经历。对此，一代评书巨匠的回忆仍然是那么生动风趣：

“我十三岁那年，父亲让我垫垫场，实际就是给我一个实践的机会。平时看我背词挺溜，抬手动脚也挺到位，有些段子背得滚瓜烂熟，就问我敢不敢上？我满口答应没打锛儿，试试呗！我心中暗想，真格的啦，跟着老爷子鞍前马后转悠好几年，说个小段子，算什么呀？

说什么呢？就说家传拿手戏《施公案》节录《恶虎村》吧。袁氏看家书，熟的不能再熟了，照猫画虎也说它个八九不离十！上场前剪了头，脸洗得干干净净的，特意做了一件小大褂儿，满是那么档子事。

上场前老爷子还给我铺垫了几句，听众都是老熟人儿，叔叔大爷没打说，说好说坏都能有个担待，反正也不收钱。不知哪位还顺带了一嗓子：‘噢！少爷一票……’有了！我上台一鞠躬，‘哗’……一片热烈掌声！‘啪’的一声醒木一拍，整个书场鸦雀无声，一二百位听众都瞅着我一个人儿，当时我的头‘嗡’的一声，只觉得眼前一黑，一句台词也说不出来。‘轰’……满屋的人都乐啦，我哭了！老爷子说了句话，到今天我还记得：‘快出去得得空气！’事后我才知道，敢情我没‘摘鬼脸儿’！”

18岁的“挑帘红”

经历了没“摘鬼脸儿”后，小袁麟先后跟随评书表演艺术家金杰立、陈士和拜师学艺，也从此由师父取名袁阔成。

1947年冬，已经长成18岁帅小伙的袁阔成正式告别师父，一个人去找正在沈阳演出的父亲。可是因为没找到合适的说书场，父亲只待了两天就去锦州了。

去找父亲吧，手里剩下那点盘缠别说买火车票，连住个小旅馆的钱都不够。找谁呢？求人不如靠自己，第一次独自出门在外的袁阔成终于意识到自个儿必须挣钱了，他决定先找个书场去说书。正是这一次的“求职”经历，让18岁的袁阔成一举成名。也就是常说的“挑帘红”，对此，袁阔成先生是这样回忆的：

“……别人夸我十八岁出师‘挑帘红’，就是一举成名的意思。其实这个‘红’也是逼出来的。四七年冬天我一个人去沈阳找父亲，没想到父亲去了锦州，为了去锦州和父亲团聚，我只能先当了行李，再找个园子说书……我那天精神也特足，说了一段《五龙捧圣》，台下喝彩了。更让我高兴的是一个听众都没走。那个时候演出别的不怕，就怕‘抽签儿’，就是听众没听完就一个一个走了。越说观众越少麻烦了，第二天就得卷行李走人。这一炮算打住了！第二天就八成座了，第三天满园了，又过了两天连楼上牌局都给搅了，不打麻将了，全都下来听书了。内行朋友都跟着高兴，纷纷议论，知道不？阔成红了……”

本文来源：北京晚报-北晚新视觉网 李娟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