说起汪兆骞，你可能没听过，但你肯定熟悉王朔，还有下面这一连串名字：莫言、王蒙、张贤亮、冯骥才、陈忠实、阿来、李国文、张抗抗、铁凝、张炜……这份名单囊括进了数十位中国当代文坛的“大腕”，而他们无一例外都是汪兆骞“朋友圈”里的。汪兆骞在人民文学出版社（下简称“人文社”）当了几十年编辑，和作家们当了几十年朋友，对他们的往事“门儿清”。最近，年过七旬的汪兆骞写了一本《往事流光——见证文学的光荣年代》，以编辑的身份评介了他们的创作，更以朋友的身份追忆了不少作家们的轶事。

汪兆骞生于1941年，“文革”前夕毕业于首都师范大学中文系。1979年改革开放之初，他被调入人民文学出版社当编辑，后来又成为人文社主办的纯文学刊物《当代》的副主编。令他备感幸运的是，上任时恰逢新时期伊始，被压抑、阻断了十多年的中国文学长河正奔涌而下，新作家新作品层出不穷。百废待兴之际，出版社不多，而人文社因其权威性，理所当然地承揽了其中最好的作品——用当时的话来说，“是不是中国一流作家，就看有没有在人民文学出版社出过书”。赶上这样一个千载难逢的机缘，汪兆骞和一群一流作家们交上了朋友。除了工作，他和他们在生活中的关系也十分亲密，年纪比他大些的，比如张贤亮，他叫做“老哥”，而年纪比他小些的，比如张炜、阿来、邓贤等，都是他的“小兄弟”。包括他在圈中的外号“汪爷”，都是被他戏称为“侃爷”的王朔给起的。

三十多年过去，当了半辈子编辑的汪兆骞也拿起笔来，尝试去记述那个他所能忆起的远去的文学光荣年代，以及与它有关的所有作家往事。如他所料，这本书写得很快，只用了四五个月，几乎是一气呵成。“烂熟于心，太熟悉了！根本不用去编去想，我一合上眼睛就是和他们的交往。”稿子是用铅笔写成的，没有改也没有誊抄，就被来取另一部书稿的出版社“顺手”拿走了。

古稀之年的汪兆骞已一头银发，过了“从心所欲不逾矩”的年纪。而那些与他交好的作家们，有的已捧得诺贝尔和茅盾文学奖，有的在作协担任要职，有的转向其他方面，也有的已经仙逝。但汪兆骞对他们的记忆，还多半停留在那个被他称为“文学的光荣年代”的八九十年代。那时，他们有的刚刚平反，有的才初出茅庐，虽还未曾获得后来的盛名，但笔锋间流露出的某些气质，常令汪兆骞在位于朝阳门内大街166号的人民文学出版社办公室里欣喜不已，感叹“挖到了宝”。如同《往事流光》的副题，他确是一个特殊文学时代的“见证者”，难得而珍贵——“敢写这本书，是因为我对他们的人品、文品都很了解。”

人文社的老社长严文井曾说：“我仅存一个愿望，我要在达到终点之前，多懂一点真相，多听见一些真诚的声音，我不怕给自己难堪。”而汪兆骞将这个句子稍稍改动了一下说道：“我也有一个愿望，我要在到达终点以前，把我所了解的一些真相、听到的一些真相写出来，我也不怕给自己难堪。”

何为“文学的光荣年代”？

1979年，“文革”结束，文艺解冻，正是“伤痕文学”、“反思文学”用笔墨控诉人性受到戕害的时节，种种新的文学样态即将拉开序幕。也是在这个时候，38岁的汪兆骞去到人民文学出版社工作，用他的话来说，实在是“巧得很”。

“特别振奋！”这是他当时的感觉。人文社有良好的编辑出版传统，他刚去的那几年里，社长先是严文井，后是韦君宜，都是著名作家。编辑组来的稿件，也都来自当时最一流的作家之手。那些在“十七年”和“文革”中受文化专制主义和左倾机会主义影响、压制甚至迫害的作家们，在新时期获得前所未有的解放，将目光从政治宣传转向生命、生活和人性。而在经历了长时间的磨难后，他们也对生活有了更深切的体验，成为改革开放后第一代文学主力军，在中国文学沉寂已久的深潭中，搅动出巨大的声音。

那是一个文学复兴的时代，直至今日，依然令许多人念念不忘。作为亲历者尤其是参与者，汪兆骞更是如此。在他看来，这个时期是当代文学最光辉最光荣的年代，至少也是其中之一。在《往事流光》的跋中，他将其比作“中国文学长河中，最为汹涌澎湃的流段”，“一开始呈现了悲壮苍凉的情怀，拉开的却是辉煌的序幕”——比如寻根，比如先锋，比如往后种种；有古华，有王蒙，有莫言，有阿来，有无数人。

80年代到90年代初的写作处处充斥着新鲜的空气，作家们也因此呈现出了一种意气风发的劲头。其中最为汪兆骞感怀的，是张贤亮的故事。张贤亮21岁时，因《大风歌》被划成“右派”，押送农场“劳动改造”长达22年。1983年，平反后的张贤亮应邀到中南海参加政协会议，在被询问意见时，他一开口竟说：“现在关键的问题是改造共产党！”出言大胆，闻者无不吃惊，但张贤亮却认为，共产党人必须有改造自身的勇气，只有不断自我改造，才有力量和能力去改造世界和社会。

“你看中国的知识分子多可爱啊，受过那么多罪，判过那么多年，但依然反过头来帮助我们党提高执政能力。”汪兆骞由衷赞叹道。作为一个传统的专业编辑和作家们的终生好友，他把新时期作家们在作品中所呈现出的那种纯粹的光荣昂扬的风貌，归于他们的精神人格。“凭我三十年的交往，发现咱们国家的作家的确是关心社会的，是有大局眼光的知识分子，为老百姓的苦难鸣不平，为社会进步唱赞歌。文者，国家公器也，非慷慨磊落之人不可为之。咱们这些作家，都当得起‘慷慨磊落之人’。”

因此，每当从80年代的记忆中返身，回到当下的文学生态时，汪兆骞总不免有点“困惑”，连带声调也高了起来，仿佛有些激动。“我发现我们的文学现在有一种困境，有点儿被现实生活捆绑，变得苍白、空洞和不真实。太多的人都去写古代，《甄嬛传》啦，《琅琊榜》啦，说实在的，都是对现实生活的逃避。要么就娱乐至死，要不就颜值把人弄得眼花缭乱，却看不到文学的真诚和批判能力，这是作家自己的一种不敬业。文学是一种创造，也是一种道义。”

王蒙、张炜、陈忠实：三个茅盾文学奖得主的遭遇

前不久，王蒙先生以81岁的高龄获得茅盾文学奖。作为好友，汪兆骞在表示祝贺之余，也透露出一些遗憾：“我直率地说，这部获奖的《这边风景》，不是王蒙最好的作品。”而他觉得最好的，是王蒙在九十年代推出的“季节”系列（即《恋爱的季节》、《失态的季节》、《踌躇的季节》、《狂欢的季节》）。“那个小说真实、全景地写了知识分子的磨难和心灵史，没有一个作家能比肩。”

汪兆骞只比王蒙小六岁，却曾经当过王蒙的“学生”。1962年，王蒙被分配到北京师范学院（今首都师范大学）中文系，给现代文学史教授王景山老师当助教。而那时，汪兆骞正在中文系读大三。他还清晰地记得第一次见到王蒙时的情景：王蒙穿着崭新的灰色西服，打着领带，面无表情地朝大家点点头。当时，王蒙已经因为小说《组织部新来的年轻人》被打成了“右派”。

在经历了“十年动乱”后，王蒙向人民文学出版社交出了“季节”系列。作为编辑的汪兆骞在审稿意见上写道：“小说在透视世道人心，特别在探索知识分子灵魂，直指人性深处方面，做了有益的尝试。”然而，该系列的最后一部《狂欢的季节》于1999年刊出时，却受到了一些挫折。小说以“文革”为背景，编辑部里有人认为，里面有一些“讥讽”、“调侃”“文革”发动者毛泽东的语言，若不加以删改，就不能够发表。好在，新调任人文社社长的聂震宁也是一位资深作家，他支持汪兆骞的意见，不仅同意立刻发表，甚至还给王蒙预支了五万元稿酬——“在当时，巨款啦！”在人文社历史上，还没有过预付稿酬的先例。

赶上一个思想更加开放的年代，王蒙是幸运的，他的作品最终能够以原貌示人，没有遭遇大删大改的命运。但在更早几年，尽管改革开放逐步展开，但经历了长时间寒冬的人们在早春里也不免瑟缩徘徊。加上一个又一个运动、一种又一种思潮涌来，一些文艺界人士如惊弓之鸟，虽不明提“政治标准第一，艺术标准第二”，但也不敢放弃“政治标准”。
直至今日，汪兆骞一想起“小兄弟”张炜的经历，还感到有些歉疚。2011年，张炜凭七百万字的巨著《你在高原》获得茅盾文学奖，但在汪兆骞看来，同样不能和他最好的作品《古船》、《九月寓言》同日而语。

1986年，《古船》在人文社主办的《当代》发表后，引起文坛巨大反响。然而，在当届的茅奖评选中，尽管《古船》得票始终名列前茅，最终却没有获奖，因为“上面不同意”。其实在此之前，《古船》的命运就现出征兆了：因为涉及对暴力土改的批判，它从甫一问世起就陷入争议，甚至一度被勒令禁止出版单行本。当时才30岁的张炜没有气馁，反而又在1991年拿出一部同样优秀的《九月寓言》来，交到了《当代》。汪兆骞看到后，奉之若宝。他和同事们认真编好，准备发到最新一期刊物上。不料就在这时，老主编秦兆阳先生却突然做出了退稿的决定，还让汪兆骞亲自去山东威海把稿子交还给张炜。

当时，汪兆骞很难理解秦兆阳的决定，甚至十分不满。因为《九月寓言》是编辑部特地向张炜约来的稿子，况且在他看来，已经比《古船》大大“退了一步”了。直到好几年后，他才明白了老人当年的固执与苦心。秦兆阳在五十年代曾因文章被打成右派，对共和国的政治运动多有体会。《九月寓言》写成时正值政治风波平息不久，非常时期，他不得不愈加小心翼翼地保护着新作者张炜，也保护《当代》不受牵连。“语境就是那个语境，老主编也没有办法。”

让汪兆骞同样感到“没办法”的，还有陈忠实的《白鹿原》。《白鹿原》在1992年横空出世后，着实让文坛震撼了一把，但一些来自“上面”的批评指责也接踵而至，甚至有一位领导明令指示不准将其改编为影视。以“性描写多，不干净”为罪辞，《白鹿原》一时成了洪水猛兽。为了发表与评选茅奖，陈忠实不得不违心删改了作品，删掉了那些“文学的血肉”。好在后来，陈忠实“凭着陕西人的拗劲”，将原版公之于众。

“就因为是领导，不喜欢就干涉文艺，说不行就不行？”作为一个曾在政治压力下从事过文艺工作的老编辑，提到这一段，汪兆骞说起来还有些不平。不过，他欣慰的是，“现在在这一点上比原来要好，相对宽松”，不论如何，那种“一言堂”、以一个人的好恶来决定作品命运的时代还是过去了。

 “侃爷王朔”其实是严肃的

1984年，《当代》刊出一个中篇小说《空中小姐》，作者叫王朔，名不见经传。没想到短短几年之后，他就“火爆得邪性”。1988年，他竟一口气有四部小说被改编成了电影，这年也被称为“王朔年”。

也是在这个时候，王朔找到汪兆骞说：“汪爷，我的文集快要出来了，你能不能写一篇文章，介绍介绍我，帮着宣传宣传？”汪兆骞答应得格外爽快：“朋友嘛，哥们儿，没问题！”后来，这篇题为“侃爷王朔”的长文在《北京晚报》上连载了好几期，从他的小说侃到他鼓捣的“海马影视”，从他的口才侃到他的“罗曼史”，内容丰富有趣，就连排版工人都翘首以盼下一期。

主编那套《王朔文集》的是金丽红，她现在已成为著名出版人，但当时还是华艺出版社的一个普通编辑。汪兆骞有些得意地说，“金丽红一见我就特别激动，说汪先生，你帮了我很大的忙，不仅帮我们卖书，也给王朔正名了”。

为横空出世搅乱了文坛、让传统作家目瞪口呆的王朔“正名”，在当时还真不是件容易的事儿。不少作家、批评家认为他亵渎崇高、游戏人生、玩世不恭，对他持以不屑的态度。《侃爷王朔》发表后，就有一位作家好友给汪兆骞打来电话责问道，“你怎么能把王朔那个痞子叫‘爷’呀？”汪兆骞无奈一笑，“这就是咱们老北京的一种亲切的叫法，拉车的叫‘板爷’、倒腾东西的叫‘倒爷’、能说话的叫‘侃爷’，这有什么呀？没什么嘛”。

多年来，汪兆骞坚持认为，王朔非但不浅薄，反而是个彻彻底底的“严肃作家”，是“中国文学史上不可绕过的山峦”。八十年代末九十年代初，包括苏童、莫言等在内的其他优秀作家都在学习西方作品，只有那个看起来最“不正经”的王朔，第一个把目光对准中国经济转型期的都市生活变化、对准年轻人经历和灵魂的变化，如评论家雷达所言，“他比别人更敏感、更真实地表现了这个价值失范、无所适从的特定时空里一代都市人的紊乱的心理事实”。

很多人诟病王朔，也是因为王朔在玩和性的描写上不加掩饰的表达。但作为经常给王朔提供写作稿纸的好友、知己，汪兆骞知道，王朔其实“特别爱写男女之间纯真的感情”——“骂他是痞子，但他的作品是最干净的”。不过，作为编辑的汪兆骞其实也用了点儿小“心机”。像《动物凶猛》这种“凶猛”的作品，他知道“领导对文化大革命时一群孩子疯闹不感兴趣”，就介绍到了上海的《收获》杂志（张炜被退稿的《九月寓言》后来也被汪兆骞介绍到了这里），而为《当代》挑选了王朔另两个中篇小说。“王朔在我们那儿发的都是纯情的作品！”汪兆骞笑着说。

一个老编辑的自我修养

我问汪兆骞先生，从1979年进入人民文学出版社，一直在作家背后做默默无闻的编辑工作，“为他人做嫁衣裳”，遗憾吗？

“作家出名，编辑做幕后工作，这是分工不同，没什么可遗憾的。”他说。

这或许是某种理所应当的“标准答案”，但对于汪老来说，“不遗憾”并不仅仅是一种说辞。相反，正是由于做编辑做了大半辈子，他才很为这段经历感到“光荣”。他认为，作家和编辑是共生共荣的，编辑作为一批经过专门训练的人，对文学文本的内容进行监督和审察，帮助作家提高他们的创作，是一个不可缺少的过程。“认为编辑就是一种附庸，这是误解。没有编辑，作家很难出来，即使出来也是粗糙的。”同样，编辑也要尊重作家，不要凭自己的意志随便乱改别人的作品。汪老说，他很少大段大段地改，但若碰到某些地方失当、出错、有明显的缺陷，就一定要指出来——“再好的朋友，要是碍于面子不指出来，也是作为编辑的失误”。 

“在编辑别人作品的时候，自己也在提高，也是学习的过程。我读了这么多号作品，受到的影响很多，一辈子都受用不完。豁达，宽容，都是从作品和与作家的交往中获得的。”谈起那些相熟的作家来，汪老总是笑声爽朗，啧啧称赞他们的“真率”或“仗义”，是打心眼儿里的欢喜。

最令汪老“受用”的，还是对于那些新作家的“发现”和“挽救”。1984年，甘肃作家邵振国（也是张贤亮的妹夫）的短篇小说《麦客》曾辗转十几家杂志社，皆被退稿。最后投到《当代》，当值的编辑看后，也草草扔进了废纸堆。中午休息时，汪老要来看看，“一看，好东西呀！”于是当机立断，直接发在头条。是金子总会发光，果不其然，《麦客》获得了当年的全国优秀短篇小说奖。汪老也是后来才知道，邵振国在投给《当代》前曾下决心说，要是这次再被退稿，就再也不写了。“人家差点都不写了！那些之前退稿的也真是，好好的作品不仔细研究。当编辑的，要独具慧眼，这要求很高，但必须努力做到。”现在，邵振国已经是甘肃省作协主席。

汪老也并非没有过“错过”。最大的错过，就是2013年的诺贝尔文学奖得主莫言。从莫言1985年在《中国作家》上发表《透明的红萝卜》起，汪老就十分“看好”他，但因为当时各刊物定位明确，《当代》着重反映当代生活，而莫言的作品多是书写历史，不是十分相符，就放弃了向莫言主动组稿的想法。“曾推出过全国一半以上获茅盾文学奖作品的《当代》，竟然未发表一篇获诺贝尔文学奖作家的作品”，汪老难免有些遗憾，可也只能“坦然面对”。但私下里，他和莫言关系一直不错。有一次，汪老主持一个文学研讨会，作者们希望能见见著名作家，他就给莫言打电话。莫言当即答应，还在赶来的路上对别人说：“汪先生从来没求过我莫言，他求我办事，不管什么情况，我莫言一定去办。”“他是一个特别好的人。”汪老由衷赞叹道。前些年，他主编一套“当代著名作家美文书系”，其中就有莫言的一本。书出版之日，正赶上莫言获诺奖。一生错过莫言，能赶在晚年为他“敲敲边鼓”，汪老也获得了些许安慰。

“当了编辑，才知道人家作家的苦衷，摸索出人家的成功之道。人家为什么能写出好作品？除了先天禀赋之外，还很有知识学养，亲自去体验生活，悲天悯人，伸张正义。这些美好的东西滋养了我。”从编辑一线退下来，汪老这些年也笔耕不辍。他对很多事情都感兴趣，比如为名人故居写了一本《春明门内客》，为民国名士写了《民国清流》（共四部，现已出第一部），还准备再写写文坛掌故、北京风物、北京胡同等等。

他打算，在走到终点之前，把他所了解的事实都写出来，“不怕给自己难堪”。

“帮我跟晚报的编辑问好啊，谢谢啦！”这是汪老在挂上电话前，对我说的最后一句话。

来源：北京晚报·北晚新视觉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