据史书记载，他在清末的官场中政声颇佳，“吏治可观，人总畏其严厉”，直隶总督讷尔经额甚至称赞他是“刑名、钱谷、例案、营制、兵法为近今第一人”，可想而知其卓越的政治才能。

不过，这么个人物，在官场中也扮演过一次很不光彩的“说客”，那就是发生在道光二十八年（1848年）的“胡氏杀夫奇案”。

一个荒诞至极的案件

在前几期的“叙诡笔记”中，我们曾经谈到过张集馨。张集馨是道光、咸丰年间一位曾经在多个省份任职并比较有作为的官员，尤其擅长断案，后来他将自己的官场生涯写成一部年谱式笔记《道咸宦海见闻录》，对研究那个时代的官场生态具有十分重要的参考意义。

道光二十八年，张集馨任四川按察使，主管一省的司法工作。上任前，道光皇帝专门接见他说：“四川刑名之繁。甲于海内，每年勾到（勾决人犯）时，四川一省就要占住一天……汝此去，诸事整顿，我亦说不了许多，譬如人家一所大房子，年深月久，不是东边倒塌，即是西边剥落，住房人随时粘补修理，自然一律整齐，若任听破坏，必至要动大工。”

上述引语为道光帝原话，不知道读者有没有感觉，一向被我们看作庸碌无能的道光帝，其实是个心里有数的人，非常清楚“千里之堤毁于蚁穴”的道理，说起话来很有“人味儿”，比起现在很多官员拿腔拿调、满嘴套话，要实在和坦诚得多。

张集馨来到四川，“终日督率委员审理各案”，尤其倚重一位名叫李象昺的“老吏”，将很多积压的陈年旧案处理完毕，获得了百姓的交口称赞。就在这时，遂宁县县令徐钧通报上来的“胡氏杀夫案”引起了张集馨的注意。

案件看起来很简单：胡氏的丈夫蒋某一直患有严重的痨病，胡氏为了改嫁，便同其小姑子蒋氏（蒋某的妹妹）商定，只要弄死蒋某，便将蒋家的百亩田地统统给她，蒋氏同意了，于是当天晚上，胡氏捏伤了蒋某的肾子（睾丸）致其死亡。徐钧带领刑名、仵作勘查此案，发现蒋某“上腭有红晕，系捏伤肾子所致”，后背还有抓伤，更在屋内篱壁上寻获篾匠所用弯针一根，“指为凶器”，胡氏和蒋氏已经认罪，等待处决。

读者看到这里，不妨做一道推理题：通过上面陈述的案情，您看出什么疑点没有？

相信您一定马上就看出问题来了，张集馨恐怕也一样，面对这样一份荒诞的卷宗目瞪口呆：既然蒋某患有严重的痨病，也就是肺结核，在那个时代属于不治之症，很快就会一命呜呼，何苦杀人？天底下有小叔子和嫂子勾搭成奸杀害兄长的，哪里有小姑子和嫂子勾结在一起杀害哥哥的？再说了，既然是捏伤蒋某的睾丸，又不是什么力气活儿，胡氏何必要把小姑子拉进来做同谋？何况纵观整个案件，小姑子根本没有任何“作为”！抛开上述都不讲，捏碎睾丸是“一把攥”的事儿，受害人一般当场就会因剧痛而休克，何须后背上的爪印画蛇添足？而且——用的哪门子凶器？！

张集馨马上下令，兵分两路，一方面“将全案人证解省亲审”，一方面派李象昺前往遂宁县勘查现场，详细了解案情。

勘查现场还原案件真相

案件相关人等被押解到省城之后，张集馨立刻“提胡氏姑嫂至堂”，胡氏刚满18岁，蒋氏只有17岁，搁到现在就是大一和高三的俩女生，而且“皆纤弱女子，绝无泼悍气”。张集馨问她俩怎么敢犯下杀人罪行？两个女孩都痛哭失声，说“受刑后，书吏教令如此具供”，张集馨问她们所受何刑？胡氏说，被捕后她俩先是被“掌责数十”，然后“各压杠一次，不胜其痛，遂诬服”——压杠是我国古代的一种酷刑，用木杠压在受难者的小腿上，两个施刑者用力踩杠子两端，造成受难者小腿肌肉开裂，膝盖受伤，十分痛苦。

张集馨心情沉重，自从来到四川后，他发现，造成蜀省冤假错案多的主要原因，就是遍布整个司法系统的刑讯逼供，“川省刑法极重，真所谓三木之下，何求不得也……将犯吊在柱上，用水桶盛水挂人背上，又令口吹溺壶，又用竹签拷打”，甚至把拒不招供的犯人扔到沸水里煮！有个叫刘燕庭的酷吏，热衷于“打黑”，凡是抓到嫌犯，直接带到东门大街的城隍庙去卜卦断案，“若阳筊则免死，若阴筊则立毙”，完全拿人命当儿戏，“严刑惨酷，脑裂骨折者不知凡几，呜呼惨矣”！

张集馨先让这姑嫂二人退下，然后叫来遂宁县的仵作，问他道：“尸格（古代的验尸报告）填上腭红晕，系捏伤睾丸所致，那么死者的阴囊是否坚硬？”仵作支吾了片刻道：“不见坚硬。”张集馨怒道：“睾丸严重受伤，死者的阴囊怎么会不坚硬？！”仵作见按察使大人雷霆大作，只得老老实实地说：“死者的阴囊根本没有受伤，上腭也不见红晕，知县大人的幕友说遍体无伤，怎么会死呢？不如在尸格填写阴囊被捏伤致死，才好结案……”

张集馨继续问道：“那么，死者后背的抓伤是怎么回事？”仵作说：“徐县令说，身上无伤，不像被害死的样子，正好死者后背有几处旧的抓伤留下的伤痕，就让我填在尸格里了。”

原来一切都是假的，一切都是作伪！一个县的司法系统勾结起来，无耻地陷害两个女孩子，而且肆意捏造证据，连起码的严密性都不考虑，这是对法律何等的蔑视和践踏！就在这时，李象昺回来了。

李象昺到了遂宁县之后，来到胡氏家中，对现场进行了仔细的勘查，“查问所剪篾墙道口，并盗出入土迹，以及口门尺寸高宽”，发现卧室墙上有一个高一尺二寸、宽一尺一寸的新开圆洞，洞口向外的泥堆上有陌生人的足迹。然后结合其他了解到的情况，一起上报给张集馨。张集馨经过对当事人的反复查问，大约还原了事情的真相：

死者蒋某长期患痨病，“咳喘不已，平日由榻前至卧室门，数步之间，必蹲地歇息”。出事那天夜里，他与妻子共卧一榻，下垫篾席，上覆絮被，“至三更后，惊闻其夫喊叫一声，滚地不语”，胡氏吃了一惊，下地摸索衣服，黑灯瞎火的半天也没摸到，想点亮油灯，又找不到火石，只见墙根有一透亮的圆洞。胡氏大喊有贼，打开房门，跑到小姑子屋里乞火，顺手把小姑子的小褂穿走了，小姑子还嚷嚷了一句：“你把我的小褂拿走了，我穿什么啊！”

说来也巧，在这家的厢房，住着房客母子二人，听见胡氏喊有贼，儿子拿着棒子就要出去，母亲吓得连忙拦住他，“然胡氏呼盗、乞火、索衣诸语，皆已历历闻之矣”，此外，死者的叔叔和婶婶“闻胡氏声音，遂持油捻来照看，共入胡氏住屋，见尸倒地，墙根有洞，胡氏布褂亦不见”。

案子已经再明白不过了，就是一个贼在墙上打了个洞，钻进屋子偷东西，恰好蒋某醒来，想去抓贼，他一个病入膏肓，走两步都要歇息的人，哪里还有这个力气，倒地而亡，贼人吓了一跳，顺了件衣服就钻洞溜了。

更加好笑的是，从蒋家的境况来看，顶多算是个小康人家，哪里有几百亩田地留给妹妹霸占啊！那么问题来了：遂宁县令徐钧为什么要想方设法置胡氏及其小姑子蒋氏于死地呢？

制造冤案的人何以逍遥法外？

想要说清这件事，还得结合当时的“时代背景”加以考虑。

清朝从乾隆后期开始走下坡路，到道光年间已经是千疮百孔，仅张集馨到四川任按察使不到一年的时间，蜀地就出现了王青狗、张灯杆子、杨黑骡子等大大小小无数起匪乱，“凡有抢劫之案，动辄数百人，或数千人不等，长枪大戟，公然抗拒”，四川总督宝兴居然到了没有重兵围护连官署都不敢出的地步。

张集馨到任后，勒令各地方官员切实负起责任来，痛剿匪患。徐钧本就无能，每天烧香拜佛求那些劫匪强盗绕开遂宁县走，这时偏偏蒋家出了盗案，“其实缉捕令严，徐令恐得处分，授意捕役，谓其非盗，遂以胡氏姑嫂为谋命，而遮掩盗案”。说白了，就是怕自己承担治盗不力的罪名，要用胡氏姑嫂的血保住自己的乌纱帽。

张集馨了解到这一切之后，怒不可遏，下令公开重审此案。当晚，徐钧偷偷找到李象昺，希望他多多关照，李象昺淡淡地说：“开棺验尸怕是免不了的了，要是尸体的阴囊真的有伤，那你什么事情都没有，如果发现没有伤，我不能因为跟你的私谊而枉法。”

就在张集馨决定从徐钧身上开刀，好好治理一下刑讯逼供、制造冤案的歪风邪气之时，突然接到学政彭咏莪的信，说徐钧是他的亲戚，能容就容得，不能容就允许他告病还乡，张集馨看完信很生气，徐钧并非跟自己有私仇，哪里有什么容不容得！正在这时，第二封信到了。

这一封的分量比彭咏莪的那封要重得多，来信人是时任文渊阁大学士的朝廷重臣琦善。琦善在张集馨上任四川按察使之前，与他有过一次深谈，叮嘱他整顿地方废弛的法纪，并承诺给张集馨以足够的支持。但是在这封信里，张集馨却看到了这位“琦相”的另一面：琦善说：山东巡抚陈庆偕给他来信了，恳请对徐钧格外优容，所以你也就不要深究了，让他告病回家吧。

张集馨只好下令，允许徐钧告病还乡，徐钧一走，案子等于自动撤除，其他作伪证的仵作、刑讯逼供的捕役也一并释放，可怜胡氏姑嫂，白遭了那么久的罪，“交亲属领回”完事。

午夜，独对孤灯，张集馨写下了这样的文字：“徐令不过因办盗案处分，忍心害理，陷人凌迟重罪，存心尚可问乎？”也许更不可问的是朝廷的吏治：一个普普通通的七品县令，居然能请得动这么多高官显贵为他说情，其间错综复杂的关系网、利益链，令人一想心寒，说什么整顿废弛的法纪，全是空话！张集馨不禁感叹：“人命至重，草菅如是，天道何能容乎？！”

事实上，翻遍中国历史，天理不容却横行世间的坏人坏事，史不绝书，就说蜀地借着“打黑”的名义刑讯逼供，看起来何其眼熟，所幸，今天的中国走上了法治之路，具有超强纠错能力，在容与不容之间，最终总是能做出正确的选择。

来源：北京晚报—北晚新视觉网   作者：呼延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