几年之后，李月清的丈夫杨三元，常常被朋友、同事拿名字说笑话，家里开了店铺，“你不再是三元，而是万元啦。”那个时代，成为“万元户”是中国人的梦想。

李月清、杨三元的后半辈子，便被“藤”给“拴”上了。她的店铺现在就叫做“藤椅门市部”，位于阜成门内大街，历代帝王庙影壁墙后面。

能找到这家店铺，是因为前些日子写的韩记藤椅铺的故事里面，写到了京城其他的几家藤椅铺都已经随着城市改造，或是后继乏人而消失。前两天，李月清大婶通过电话找到了我，说她接到了朋友们的问候，怎么好端端的店铺不办下去了？

她的藤椅铺，其实一直都在那里。此前一直位于历代帝王庙影壁的西边，大约是在2006年初，历代帝王庙影壁旁边改造，那地方变成了现在的停车场，藤椅铺则往南挪了十多米，在后面继续营业着。

这事儿怪我，所以先向李月清大婶道歉，李记藤椅铺现在还在影壁墙后面，希望有需要的朋友相互转告。

也正是这个机会，我到了李月清大婶家的藤椅铺里，77岁的李月清大婶和76岁的杨三元大叔，给我讲了讲他们在改革开放初年干个体的一些故事。咱们细细道来。

李月清大婶。

既然是“李记藤椅铺”，咱们就先说说李大婶把。李月清，生于1938年的河北无极县。说起这无极县，当然首先想到了邱满囤。大婶说，没错，就是这个地方。

家里是普普通通的农村，好在有个哥哥在北京当兵，1954年，16岁的李月清来到了北京上中学，在天安门跳广场舞连环的时候，加上同学介绍，认识了后来的丈夫、比自己小一岁的杨三元。

八年恋爱，1961年，二人结婚。杨三元在科影厂当工人，李月清则在宣武区一家金属加工厂当工人。不必细表。

文革的时候，丈夫单位几乎全锅端，被下放到湖北的干校，李月清也跟着去了。因为身体不好，李月清提前回到了北京，而丈夫则在1972年也回来了。

回来之后，家搬到了历代帝王庙对面。李月清在家里找了一份工——给灯笼厂画灯笼，就是孩子们过年时候玩的纸灯笼。画的图案是牡丹花，说起来挺技术的一个工种，当年也没那么高要求，李月清像流水线一样，在平铺开的每一张纸上画上相同的一笔，然后再画下一笔，如此往复。一天能画出100多个灯笼，每个灯笼挣1分6。

这是网上搜到的纸灯笼图片，大家看个意思吧。当年大婶绘制的也没这么细致，但纸灯笼直到80年代路灯早已普及后，还是过年孩子们的“重要玩具”。

就这么断断续续干了些日子，生活挺好，以致于街道说要办个藤家具厂来找她的时候，她都不想去。但还是去了，与她一起做藤椅家具的老手艺人，都是公私合营之前，自家开办作坊的“小业主”或是手艺人。

干了大约有一两年的时候，丰盛街道这个小厂逐渐办不下去了，因为原材料供不上来。当时制作的藤椅，使用河北的柳木，加上藤条。藤条是由印度尼西亚进口——直到现在，我们使用的藤类家具，原材料仍然是进口。

这藤椅的买卖，说大不大，说小也不小，当年一些单位来采购，买一两百把椅子的也不在少数。加上偶尔也得给人家做做维修之类的工作，也实在是一口不大不小的肉。再说，如果真不干了，那些老师傅们怎么办？

于是，街道的干部就找到了年过40的李月清，跟她商量，既然国家已经放开了个体户的政策，干脆，你来干个个体的作坊吧。

在中央新闻纪录电影制片厂工作的丈夫杨三元，当时觉得这个事儿不好办，连女儿都反对家里干个体。但这次，还是干了。两口子管朋友借来了一大笔钱——5000块。

8个老师傅也从街道厂，来到了家里的小作坊干活。街道领导帮忙办下了营业执照，拿到的日子准确说是1981年的5月4号，“执照上写着，我们是西城区个体户的第32号”。

开业没有任何的仪式，只是在阜成门内大街路南的大门口挂上了一块白底黑字的牌子。

这张照片拍摄于2001年。照片的来历后面会说到。

门脸里面过道挺长，一半摆着样品，一半走居民。李月清的家挺靠里，其实是一个从阜成门内大街到羊肉胡同的穿堂院。

说到这里，得说说李月清大婶家的房子了。她家是个小二楼，乍一看，嘿，还挺新鲜，颇是像座老楼。但屋子里有一处个别，那就是两个房间之间的墙上，在一人多高的地方，有一扇大约一米长、20公分高的小窗。

“这是电影院放配电箱的地方呀。”杨三元大叔说。这房子据说早年属于电影协会，在五六十年代，曾经作为领导审阅电影的地方，也就是说，这小二楼，其实是个电影院。

画面中央上方偏左的地方，就是那个小窗口。

老两口的房子，位于电影院最后面，也就是当初的设备间的位置。大叔带我到了里屋，指着墙上的纹路说，这里曾经就是摆设电影放映机的小窗口。据说这栋楼于文革时期曾经居住过一些军队，后来逐渐全部改成了普通民房。

杨三元大叔说，当年放电影的小窗口就在床上边、墙上挂大盘子下边的地方。

说远了。老师傅们当初就在二楼上面狭窄的楼梯间里面，烤弯木头、做起椅子的框架。“那些老人，手艺不一般，用几根破木棍子绑成一个火把，点着了烤木头。”别看地方小，生产条件有限，但人是活的嘛，总有办法解决。

就这么点儿地方，木板子下面就是楼梯了，当年老师傅们就在这里干活。

这个小作坊当年的生产能力，是每个月一两百把藤椅。卖到哪去？李月清大婶回忆，不仅机关单位前来采购，就连一些国家领导人，也都派人来买。那些咱不细说。

但是，小作坊一样面临原材料紧张的问题。柳木好找，藤条去哪找呢？通过老工人，两口子联系上了广州那边的藤椅厂，便去广州进货。

“第一次是我跟你一块儿去的吧？”李月清大婶拍着脑门儿回忆。

“不对，第一次是我自己去的，第二次是咱俩一块儿去的。”杨三元大叔回答。

过去那么多年的事情，老俩都快记不清了。话说回来，这改革开放初年，有几个人有机会去南方、去广州走走啊，恨不得语言都不通——北方人听不懂粤语。就那么去了？

“当年简单的很，连身份证都没开始使用呢，有钱就能买火车票，不用介绍信。”杨三元大叔说，“走到哪我都不怵。”

为什么不怵呢？聊到了杨三元大叔的经历。他生在西绒线胡同，父亲在一家姓何的人家里面当佣人。人家是个大院子，而杨三元父母，和一些拉车、卖力气的穷苦人一起，住在对面一个大杂院里，“小时候我见过南屋里摆着三口大木棺材，就是那大家子人的。那木头，得有这么厚。”大叔比划着。

小时候日子很苦，四五岁的时候，杨三元和几个小伙伴一起，在附近的一家“日本矿业”门口等着捡食堂师傅扔出来的煤核。稍大一点儿，每天跑去西单北边进报纸，沿街叫卖，卖的还就是“北京晚报”，只不过那并非现在的北京晚报。

被占领时期，哪有平静的日子。

大杂院一进门的地方，住着一个卖布头的人。突然有一天，来了一队日本兵，爬上墙头架着机枪，把这个卖布头的人和院子里的一些人都抓走了。“当时我们就知道，这个卖布头的，是个地下党。

因为院子里经常来学生，学生们都往他那屋扎。”

就连街坊也被抓走，父亲被“夹笔杆”，也就是上了夹手指的刑。那段日子，母亲正生完孩子，还在坐月子。“连闹带吓，没过多久，我母亲就去世了。”

被日本侵略，这段屈辱的历史，造就了很多英雄的中华儿女。见识过这样的场面，当时杨三元还没到当英雄的年纪，但挑起生活的担子、走南闯北，着实难不住他了。

又说远了，咱回到80年代。两口子进了货，8个老师傅加上李月清，9个人一起干活，有的钉架子，李月清主要是穿、编藤条。为了打开销路，两口子骑自行车，外加雇一个三轮车拉上货，远了奔到清华北大，近了奔到西城三里河——毕竟藤椅算得上是一种高级家具，这些地方的居民，消费能力相对高。三九寒天，三轮车工一天的工钱是10块钱，“能接到这样的买卖，人家可高兴啦。”

李月清大婶伸出手，“三九天跑大老远，就那么给人家修椅子。这关节，都闹过腱鞘炎，做过手术。”

回报也是丰厚的，给老师傅们开了工资，每个月还能剩下些钱，比起在工厂上班当然翻了不知道几个跟头。开业前借的5000块钱，一年之后就都还上了。

“我们也是遇上了好人，那些老师傅，个个都很能干。”有位师傅，是公私合营前的作坊主，也许是人家确实是个踏实人，也许是经历了社会发展的血雨腥风，“哎呀，那人，可好啦。到了月底我

们说多给人家开点儿钱，人家都不要。就这么老实。”

于是，杨三元的“三元”，被同事、朋友们调侃，“你不是三元啦，你得改叫万元。”说这话的时候，杨三元大叔当然是满面春风。那年代，有本事当个万元户，风光无限啊。

挣了钱，也该享受生活了。“最多的时候，我养了十来条小狗。我喜欢这宠物。”李月清大婶说。

她回忆，1993年，北京市放开了养狗——我查了一下北京晚报，咱北京似乎应该是1994年底开始讨论、1995年5月1日正式放开养狗的，可能大婶记错了——大婶当了第一批给小狗上户口的狗主人，当时她身边还剩下一条小狗，“2000块钱，当时有说法，早去可以便宜。”过了不久，狗的户口就实行正式价格，也就是5000块钱了。

而杨三元大叔则养鸽子、买文玩，家里的瓶瓶罐罐、葫芦啥的，就连摆在外面的都不是一般的漂亮。我们在屋子里聊着天儿，一旁传来蝈蝈的叫声。到了现在，“钱也没剩下多少。当年做买卖，挑费大，讲排场，咱不小气。那西来顺饭馆儿，就跟咱自己家开的似的，只要来人，咱就那儿吃去。”

当然平时的生产工作仍然在继续，杨三元大叔跑业务，李月清大婶编椅子，老师傅们也一起干。这种状况，大约持续到了90年代末，一些老师傅逐渐因为岁数大，干不下去了。市场上新兴家具或多或少也有冲击。

2006年初，历代帝王庙的影壁墙改造，曾经的门脸拆除，往南推到了今天的位置。老两口这辉煌的个体户生涯，兢兢业业的一代老师傅们，却没留下一张照片。大叔给我看了一张2001年的“门前三包协议”，上面有一张当年工商拍摄的门脸，这竟是门脸的唯一留念了。

就是这么一张“门前三包情况表”。

老两口说，也真是可惜啦。当年生活条件不错，照相机也没少买过，但大都是家里人合影留念、出去玩时候拍个照，没想着给自己家的店铺多拍点儿照片。

直至这次往南推的改造之后，还有一两位老师傅，坚持在这里工作了一段时间，便也“退休”了——当时已经有80多岁。这些年，有些老师傅已经过世，店铺里也没有更多的业务，剩下了李月清大婶修补藤椅。杨三元大叔则主要是联系南方进货，“那边很多工厂也倒了。”

这些年，这里出售的藤椅，大部分已经来自广州以及京郊的一家工厂。“去年还做了7把藤椅，今年身体不好啦，心脏都搭桥了，干不动啦。”李月清大婶说。但是，仍然有老顾客找上门来买椅子、修椅子，也有成家的年轻人，用藤椅给自己添置新家具。一年还能有百把上下的销量。

这是几年前的夏天，有摄影师为李月清大婶拍摄的工作场景，刊发于《北京纪事》。

闲来无事，老两口会去旅游。“东南亚都跑遍了。”

走在北京的平房区里，若问老街坊对生活的不满，最常听见的应该是两件事儿，其一，上厕所太麻烦，其二，说拆迁总也不拆迁。“谁知道还能干多久啊。也就是守着胡同平房，还能开这么个门脸

，要是租房干，恐怕就干不下来喽。”

冬天天冷，藤椅暂时堆放在门脸小房里。夏天则会摆在小屋门口。

藤椅，究竟是好，还是不好？它能比布艺沙发好看？它能比真皮沙发舒适？它能比传统圈椅大方？

可是老照片里，那些领导人啥的，还真有不少都是坐在藤椅上拍。“要我说，还是这藤椅最舒服。”杨三元大叔说。

来源：微信公众号——猫儿胡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