聚首编班书，

中年人重拾童心

编班书的契机，和一次同学聚会有关。2007年，担任中关村软件园总经理的佘京学邀请初三4班的同学们到软件园参观。三十多年前，他是这个班级的团支书。班主任丁榕老师也去了，出乎大家意料的是，她还带来了同学们当年上学时集体创作的“小说”。

幼时青涩的笔迹呈现在这些中年人面前，他们万万没想到，时隔这么多年后，这些发黄的纸头还被老师像宝贝一样珍藏着，不禁感动不已也感慨万千，纷纷提出应当把这些珍贵的成长经历汇集成册，给自己留一份纪念，也给儿女们看看。

然而编书的过程没有想象中顺利。毕竟步入中年，难免工作冗繁，拖儿带女，已经不是当年那些三天就完成一百多篇文章的热血少年。加上中间的诸种变动、失联，编辑工作也只好时断时续，前后拖了七八年。好在，在班主任丁老师的督促下，大家始终记挂着这件事，艰巨的任务被一部分一部分领走，也一点点完成了：六十万字的小说、诗集被整理、归类、打印出来，几百张照片，几百页书信、班日志甚至入团申请书被扫描、翻拍出来……

今年春节，班书终于立在了同学们面前。这不是一部公开出版物，总共只印了七十二套，作为初三4班这个集体的内部纪念。印刷不吝篇幅，用的是最好的纸，全彩，一套的工本费足足有970元。丁榕本想作为礼物送给每个学生，但学生们却偷偷把七万块钱塞进一个小盒，谎称是送给丁老师的水杯，暗度陈仓地把钱还给了老师。丁榕急脾气上来了，像当年训斥初中生一般训斥着这群中年人，但同学们“不听话”地笑着说，咳，您就拿着吧！

佘京学说：“丁老师一辈子是我们的楷模，小时候就给我们带路，现在还督促着我们把这个事做成了。”他有两个孩子，一个读高三，一个还在读小学一年级，他都曾带着去拜访过丁老师。这次，又分别送给每个孩子一套班书。“很骄傲，让孩子们看看我们当年的成长。”

时代交替中，

班主任和她的学生

丁榕老师今年72岁了，精神看起来格外好，讲起从前的事情来眉飞色舞。她带过八个班，400多个学生个个叫得上名、讲得出故事。就算有的学生后来相貌变化太大，一时认不出来，“待一会儿，就觉得还和小时候一样。”

1944年，丁榕出生在一个知识分子家庭，外公、父母都是中央美院出身。她继承家业，考入北京艺术学院附中学习美术，一心想当画家。然而，时代的变动总会给个人的命运带来巨大的转变，北京艺术学院解散，丁榕和她的同学们响应国家号召，成为了一名中学美术老师。她先是在744部队子弟学校工作，1978年调入北京市最知名的学府——北京四中。

美术出身的丁榕很有想法，认定教育也是一门艺术，注重学生的美育，这一点也很为当时的四中领导所支持。她大显身手，根据学生的生理心理特点，制定了一套从六岁到十八岁的“育人蓝图”。为了让“育人蓝图”能贯彻实施，在学校的安排下，她从1980年秋天起，重新带一个初一的班级，这也就是后来写下“青春三部曲”的初一4班。

从很多方面看，八十年代初的丁榕很像刘心武笔下的那位“班主任”：同样三十六岁，经历过“大炼钢铁、大跃进、人民公社”的激情年代、三年困难勒紧腰带的艰苦年代、十年“文革”的动乱年代和粉碎“四人帮”后的簇新年代。当然，她所面对的，也是同样一批生在“文革”中、长在新时期的孩子们。处在新旧交替的时代，这些孩子受到来自家庭、社会的各种影响，思想难免参差不齐，有的依然很“左”，趋于保守，有的却已经“解放思想”，语出惊人。

思想的激烈碰撞每天都有，但丁榕很开通，她让孩子们随便辩论，自由发表言论，绝不会沿袭某些从非常时期过来的习惯，给谁硬扣个大帽子。虽然她也有个别不理解学生的地方，比如八十年代初的孩子开始迷上港台风流行音乐，她很奇怪为什么会喜欢这种“靡靡之音”。

每带一个版，丁榕就制订了一个“三年计划”：第一年，集体主义教育，让孩子们学会感恩，以集体利益为重；第二年，人生观教育，让孩子们体味成长道路上的苦与乐；第三年，理想主义教育，让孩子们学会对自己未来的人生做规划。每年暑假的大型夏令营，也都是按照这个计划来的：初一带同学们去红螺峰，初二骑车去十渡，初三坐船去长岛看大海。

丁榕感叹这一批孩子“赶上了好时候”。四中历史悠久，一直可以追溯到1907年，是享誉国内外的名校，冯至、俞正声、北岛、陈凯歌、高晓松等都是它的校友。“文革”中，四中改为就近入学，直到改革开放伊始才重新恢复择优录取。1980年的这一级学生，就幸运地赶上了择优录取的第二年。手握四中录取通知书，他们不啻是“天之骄子”。

丁榕的育人试验是成功的。三年里，这个班总是被评为各级先进模范，在1983年中考中获得全年级第一的成绩，后来更是有一半的学生考入了清华北大，如今担当重任的出色人才不在少数。一些学生在功成名就后，告诉丁榕说：“丁老师，谢谢您成就了我。”这时，丁榕总会感慨道：“是你们成就了我呀！有你们这么好的学生，我这辈子也值了。”

生活是广阔的，

我们是暴风雨中的海燕

翻翻“班书”里的“大事记”，丰富多彩的活动项目令人眼花缭乱：划船、爬山、郊游、滑冰、种树、夏令营、参观博物馆、解剖动物、做植物标本、做沙盘、诗歌朗诵、口头作文、歌咏比赛、辩论赛、魔术晚会、新年晚会、运动会、学科竞赛……数一数，三年下来，足足有150余次。这个数字，足以令现今埋首书山题海的孩子歆羡不已。

然而，恰恰是这个初三4班，大家的学习劲头都很足。“我们天天玩，但我们的学习是最好的。”丁榕很是“得意”。后来考入北大经济系的佘京学回忆道，在他印象中，四中的学习压力其实也很大，但大家只要觉得有益，都会愿意积极参加课外活动，度过一个个充实的假期。

初二结束时，为了贯彻人生苦乐观教育，丁榕请地理老师带队，带着这群十三四岁的孩子骑行了一趟十渡。全班骑车上路，二百多里地，中间翻越三座大山，遇到了很多困难，但如今回忆起来，却都成了“记忆中的亮点”。出发那天，还没骑半站地，天公不作美，下起了瓢泼大雨，又有几个同学的车坏了。校长连忙叫大家快回学校，但这一路上的接待工作都安排好了，不好临时变易。出乎意料的是，这些孩子们反倒精神格外振奋，坚决要继续前行，宣布“我们要做暴风雨中的海燕，不做蠢笨的企鹅”，纷纷披上雨衣，骑车冲入雨中。他们一边骑还一边朗诵，一时间，高尔基的《海燕》在雨中此起彼伏：“让暴风雨来得更猛烈些吧！”到了长辛店，大雨变成了冰雹，衣服全湿了，但还是没能阻止青春的车轮欢快地向前飞转着。

一长溜车队沥沥拉拉绵延了一公里，一路上惊险无数，但也收获无数。孩子们在长辛店缅怀了二七大罢工，在卢沟桥听取了抗日老战士的报告，在周口店参观了北京猿人展览馆，在十渡山水间徜徉了诗情画意。在后来写成的“小说”里，同学们用轻松的语调记录下了所有属于年轻人的胜利欢笑，但其实上路前，很多人还不会骑车，还得掏着大梁呢。为了能参加这次集体远游，他们在操场上日夜练习，才终于过了关。如今丁榕想起来，都觉得自己当时“胆子太大了”。“家长就那么放心把孩子交给我啊！回来后有个家长对我说，丁老师，你可真行，省了我两块八的火车票钱，回来修自行车倒花了七十八。”

从十渡回来，才气横溢的班长徐罡写下这样的诗句：

我们爱你哟，风狂雨暴，

我们，风中的白杨，纵声大笑。

我们，雨中的水珠，欢蹦乱跳，

海燕，此时最逍遥……

应和着八十年代普遍的文艺潮流，诗歌也是同学们重要的情感载体。每次远游归来，人人都会踊跃地咏叹出热气腾腾的诗句，写诗近乎集体性行为。毕业时，全班三年的诗被汇成了一册诗集，语言尚显稚嫩，情感稍嫌直白，但从大自然中沐浴而来的干云豪气却真诚无比，令人心潮澎湃。在为诗集作的小序中，徐罡郑重地写道：“亲爱的同学，亲爱的战友，青年，我们是真正的青年了，不要玷污了这一充满绿色的名字……生活，我们爱你，你给我们火！给我们火！”

年轻的精神，青春的诗篇，令人想起何其芳在1941年一个清晨连续写下的两首诗《生活是多么广阔》和《我为少男少女们歌唱》。“生活是多么广阔，生活又是多么芬芳，凡是有生活的地方就有快乐和宝藏。”八十年代的新青年睁开眼睛，在最好的年华里迎来崭新的生活气象，“眼泪，欢笑，深思，全是第一次”。

是老师，更是妈妈

自打退休，丁榕已经离开教学一线挺久了。有时她听说一些现在学校中存在的负面情况，譬如家长闹事、老师高价办补习班等，都会感到万分不可思议。“我们那时，老师、同学、家长之间，感情可太好了。每个学生家都快走破门了，跟串门一样。”

《青春三部曲》的开篇第一回“初一四诞生八零夏，丁老师走访五一家”，就记述了这样的情形。初一还没正式开学，51个孩子就先后迎来了新班主任丁老师家访。丁老师有时甚至冒着暴雨前来，让他们感动不已。

1981年新年的一场悲剧，拉近了初一4班的同学们和丁榕的距离。热闹的班级新年晚会后，丁榕七岁的独生子在门外等妈妈回来放炮，没想到附近建筑工地上的起重机铁抱杆轰然倒塌，把孩子当场砸死了。听闻这一噩耗，全体同学惊愕之余，纷纷给丁榕写信，要当她的孩子。甚至有学生家长前来，让丁榕从自己两个儿子中挑一个。从此，丁榕被51个孩子认成了亲妈妈。

第二年春节，全体同学来到“妈妈”家联欢，还送给她一份特殊的礼物——一本题为“献给妈妈童心”的相片簿。孩子们贴上自己的照片，或童真可爱，或青春洋溢，还用风趣幽默的话点明每个人的特点。其实，这份礼物同学们偷偷准备了许久，其间为了不被发现，和丁老师“斗智斗勇”、“调虎离山”，班长带头在课上起草通令、传达消息，以保证高度机密。如今重读这部半是机智半是淘气的“小说”，每每令丁榕忍俊不禁，怀想起从前美好的师生情谊，“这才是正能量！”

丁榕后来没有再要孩子，初一4班的51个孩子都是她的孩子，她带过的八个班的400多个孩子都是她的孩子。

青春的梦，人生的路

路遥在《人生》里引用柳青的话道：“人生的道路虽然漫长，但紧要处往往只有几步，特别是在人年轻的时候。”曾担任初三4班团支书的佘京学也有类似的感触：“在四中宝贵的三年，是我们在那个岁数形成核心价值观的关键点。后面我们发展得好或不好，都形成了原点和出发点，这个点对我们的影响是不可替代、难以磨灭的。”

佘京学认为，他这一辈人普遍有一种“理想主义”甚至“革命英雄主义”。“就算不是理想主义和革命英雄主义的最后一代，也是中转的一代。出生在1966到1968年，小时候耳濡目染的都是‘文革’，‘文革’结束时已经八九岁。但在十几岁时，（八十年代）打下的烙印是最明确最直接的，理想主义和革命英雄主义色彩在我们身上有着各种正向负向的作用。但丁老师的人文关怀是超前的，把时代的理想主义提炼到了一个高度。”

初中毕业那年夏天，在山东长岛海边，面对辽阔的大海，孩子们放飞了各自的理想。按那时的标准，个人理想一定要牢牢和祖国人民的需要结合起来。大家围坐在一起，相互评价，给出建议，按照每个人的特点匡正他（她）的理想，告诉他（她）更适合做什么、做什么会对国家贡献更大。有人想当科学家，有人想当演员，不料一个同学突然站起来，石破天惊地说想当“红色资本家”——在八十年代初，这个还显得敏感的“理想”结结实实吓了师生们一跳。

那时，佘京学对自己以后想做什么，还没有特别明确的想法。他的家庭成员不少都是教育系统的，爷爷和丁老师的父亲还是同事，若是继承家族传统，现在也应该是个老师。但他后来学了经济，做金融投资方面的工作。现在，他手上正做着纳米能源方面的项目，落实着把中关村建成“全球科技创新中心”的规划。

“现在回头想，我当老师应该会当得不错，但选择是不可逆的。”佘京学说，初中阶段对未来具体职业选择的作用是有限的，但要做一个对社会有用的人，要对得起父母、老师、学校，这种价值观方面的东西却在那时就打下了基础。“我们现在跟人打交道的方式、解决问题的方式，都是海水下面潜移默化的东西，而专业的东西只是表面的。”

《那时的我们》下册中，汇集的是最新一次“作业”。三十五年后，已身在世界各地的初三4班成员们发来照片和感言，汇报着他们如今的相貌和生活状态，文字中难免有些今昔之感，却也显现出一种褪去青涩的从容。班长徐罡依然像以前那样，为班书写了一篇郑重的序言。他写道，这部大书令人汗颜也令人骄傲，是“我们的风云初记”，也是同辈人的精神纽带——“毕业三十余年后重新翻检，仿佛是要清点行囊，准备随时出发，向着下一个十渡，向着下一个鹫峰。”

侧记：六部“班书”，写给班主任的史诗

丁榕是全国优秀班主任，但她却从不爱接受记者采访。这次听说是要“宣传宣传那个时代”，才愉快地答应了。她现在和老伴两个人住在西单一套50平米的小房子里，几十年教师生涯留给她最大的“财产”是半屋子纸——作文、笔记、照片、班务日志、诗集、书信，层层累累堆了半个屋，一样也舍不得丢。有学生来拜访，看到这间屋子就哭了，写信给教育局请求给老师换大房子。丁榕不要，因为“觉得够了”，“有的老师还没房子呢”。

当时为什么要留着这些东西，丁榕也不知道，好像就是一种习惯。后来，她曾经想过把这些东西还给学生，但学生说还是别还了，一还“集体”就没了。她想想也对，不如把这些东西编一编，编成书后，也就可以把堆了许多年的“宝贝”扔掉，腾出点空间了。没想到，包括《那时的我们》在内的六个班的“班书”都被编出来了（除了两个班资料因“文革”、四中拆迁等缘故被毁），电脑里也都留了电子版，她还是舍不得丢。

即便退休，丁榕一直也没闲下来。当人大代表、培训全国青年教师占了她很多时间，她不得不在去往各地的飞机、火车上做着繁杂的编书工作。1967级的《走过半世纪，依然那首歌》、1973级的《那个1973》、少年宫美术班的《》，1983届的《那时的我们》、1985级的《个性理想生命，从这里延伸》、1994届的《蒲公英和红雨伞》，她和学生们一本本编出来，从六十年代的校园编到九十年代的校园。编完后，她突然恍悟过来自己是在写史：一部写给教育、写给四中、写给班主任、写给学生也写给自己的史诗。

六部班书中，只有《那时的我们》是当年由学生自己写的“小说”，其他都是原始资料汇编。甚至还有主动交上来的“情书”——大多是一张朴素的纸条，写着“第二节课下课后到操场某某处见面说话”。“看这些，想起那些孩子，一会哭，一会笑，一会乐死了。”她指着学生的照片一张张回忆说，这个后来去美国学法律了，那个在剑桥当教授了，这个在复旦做生物遗传，那个去云南大山里做首饰了……被她摩挲的那些面孔，童真稚气中难掩奕奕青春神采。

“当老师挺有意思，挺好，当你年纪大了，就不会痴呆，因为有干不完的事儿。”丁榕现在总是参加学生聚会，学生给她买了苹果手机，还教她用微信。她一开始以用不惯拒绝，学生却不答应：“您必须用，因为您从来就没落后过。”现在，丁榕已经玩得娴熟，微信又成了她和学生们联络感情的新平台。（张玉瑶 ）

来源：北京晚报 北晚新视觉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