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王栋 沈庆利

斯诺

1960年和1964年，斯诺两次访华期间，都来到北大。

上世纪三十年代：
“美好”与“危机”并存

1928年，斯诺以旅行记者的身份到中国采访。1933年3月，斯诺首次定居北京。1936年夏，斯诺在宋庆龄等人的帮助下，越过国民党军事封锁线抵达陕甘宁边区，会见了毛泽东、周恩来、林伯渠等人，采访五个月后回到北京，此后一直到1938年才离京。第一次访华期间，斯诺在北京居住达五年之久，对北京留下了深刻印象。他一方面惊叹于古都北京的悠久历史和灿烂文明，一方面也观察到了民国时期北京的落后守旧及民族危机下的现实困境。

在《安家北京》一文中，斯诺称北京是“亚洲无与伦比的、最雄伟、最吸引人的都市”，是“具有将近三千年连绵不断的历史文明古国的中心。”（引自埃德加·斯诺著，宋久等译：《复始之旅》，北京新华出版社1984年版。）对于北京城的自然人文景观，斯诺更是大加赞赏，称她是“一座设计建造得很宏伟的城市”，一个艺术的宝库，“堪称钟灵毓秀，文雅的所在”。当时的北京人主要生活在今天的二环以内，“老北京”祥和安宁的民风很大程度上得以保存。斯诺认为北京“犹如一个庞大、但是友好和亲密的村子”，人们“似乎彼此都认识”，“愉快地在外城狭窄的胡同里穿行”……“宁可耍无赖也不搞邪恶的阴谋”。这里“一团和气”，拥有“惬意的笑声”、“悠闲的生活”和“天伦之乐”。

斯诺非常喜爱老北京的四合院民居，他说自己和多数在北京的外国侨民一样，最喜欢住在这种“院墙内房子环绕一个小庭院”的中国式住宅中。他对四合院进行了细致的观察和描写，尤其对其中各式各样的“门”感兴趣。这些四合院“或者由‘垂花门’隔开数个庭院，‘垂花门’上开有月亮门或者其他形状更奇异的门外院有一个圆月形的门洞”，或者在“屏门后是一个小巧玲珑的院子，栽着各种花卉和果树。”通过对这些“门”的观察，斯诺充分领略了中国民居“含蓄”和“曲径通幽”的魅力。

1934年，斯诺搬到燕京大学担任新闻系讲师。在那里他接触到了大学里的中国现代青年，也流连于海淀秀丽的美景中：大钟寺、玉泉山、白塔寺、西山丛林、名胜古迹众多的“八大处”和颐和园。他赞赏颐和园“夹道的春柳、顺坡而建的楼阁、碧绿的湖泊和石舫”。不过他也认识到，“美好”的北京是与“危机”并存的：西方人以武力打开了中国大门，在外来冲击的影响下，民族危机不断深化，阶级矛盾也日益尖锐。上世纪三十年代前期的北京，已然成为进步青年掀起救亡图存运动的前沿阵地。斯诺对那些进步青年的印象尤为深刻，他目睹了抗日战争前夕一代中国青年在爱国心感召下的崛起，并为能与他们站到一起而感到骄傲。

在1935年爆发的“一二·九”学生运动中，斯诺发挥了重要作用。当时他的学生、燕大学生会主席张兆麟得知驻守华北的国民党当局，在日本的施压下准备接受华北自治的传闻后，情绪极为激动。斯诺建议“要行动起来”，斯诺的一位朋友尼姆则提到了“五四”运动，认为全中国人民都在等待着北京青年们生气勃勃的迹象，只要青年们行动起来，人民就会支持他们。后来，张兆麟、王汝梅（黄华）、陈翰伯等人又多次同斯诺商讨行动策略和计划，一场轰轰烈烈的学生爱国运动，便在中共地下党组织的领导和国际友人的相助下发动起来。“结束内战，建立抗日统一战线”的口号也首次被响亮提出。正如斯诺所预言的，“一二·九”运动标志着“中国正在苏醒”，经过了血与火的锤炼，那些最有才华、最有爱国热忱的青年聚集到了“中国最后的希望——红旗之下”。

上世纪六十年代初：
欣欣向荣的新北京

1960年和1964年，斯诺克服重重封锁与阻挠，先后两次访问北京。此时的北京已经是实现人民当家做主的新中国的首都。不同于民国时期的贫富分化、社会地位不平等，新北京的中下层劳动人民尤其是工人的地位大大提高：没有“仆人”、“侍者”、“挑夫”之类的称呼，服务行业的人们也统一被称为“同志”；旧社会的人力车夫则蹬上了三轮车，与在人民公社工厂上班的女子结婚成立家庭；工人们到医院治疗不需要支付医疗费，因为“加入了工会”；工人们的子女还被安置在“托儿所”——而“托儿所”是过去普通群众完全不曾听说的名字。

在崭新的北京城里，党组织较为完善地建立起来，党支部的建立让党员的民主生活有序化、规范化。“像酒店等服务场所都是国营的，酒店职工有自己的党委和党支部，每一层楼都设有一个委员会管理的文娱室，那里摆设和张贴着毛泽东的雕塑像和画像、标语、照片、表扬信等，是党员的活动场所。”

斯诺写到定期召开的“批评和自我批评结合”的党内民主生活会是“热烈而非狂暴”的。他第一次到北京时，斯诺记忆中的中国人即使是平时友谊极佳的朋友在发生争辩时，也会发生“先而口角，继而动武”的现象。二者相比，反映了国民素质的不小进步。

与民国时期，北京随时可见的“脏”、“乱”现象不同，此时的北京在群众的努力下变得十分干净。酒店里的工人和各阶层人士一般都参加扑灭蚊蝇的持久战；街上的狼犬和流浪猫也完全绝迹，田鼠、跳蚤等害虫也得到控制。对于这点，斯诺评价道：“中国确实比其他大多数国家更有效地控制起来。”

而且，这一时期，新北京城比过去的旧北京面积大了三倍，人口达七百多万，城市建设也在老北京的基础上迅速兴起。斯诺在书中对这些城市建设有细致的描写，对新北京的城市建设大加赞赏。在文化建设上北京也逐步迈向现代化，这里有“数十家的博物馆、图书馆、藏书阁，有数不清的新旧剧场、电影院、餐厅和娱乐中心。他还特别提到了“最近新建的体育场（工人体育场）可容纳八万多人，另一个专为迎接1961年世界乒乓球锦标赛的体育馆已经及时竣工，可容纳观众一万五千多人”。这样的场馆在斯诺眼中无疑是宏大的，值得赞叹的。

斯诺曾受邀拜访了毛泽东在中南海的家。斯诺从新华门进入，穿过一条柳荫婆娑的马路，绕过人工湖和一丛丛的剑花和菊花，一直到达那座“优美的旧式单层黄瓦面的住宅”——丰泽园菊香书屋。毛泽东的客厅宽敞舒适，家具是中式的，装饰得很别致。客厅旁是一个小饭厅、书房和几个睡房，毛泽东和斯诺喝了少量的茅台酒，另外他还了解到，毛泽东平时也拿出中国的红酒款待客人。斯诺写道，这种红酒“在华北的酒庄有售，售价为人民币一元。”

斯诺眼中的中共领导人“每天工作十二至十五小时，他们的夫人只是穿着平凡而不昂贵的衣服”，既不像国民党统治家族那样“拥有副业的银行或生意”，也没有“利用公共基金进行私人的投机生意，或操纵黑市的市场”。在当时的计划经济背景下，“公共基金”、“投机生意”、“操纵市场”一类的事物与活动已变得相当陌生。

在斯诺眼中，上世纪六十年代初的北京，无论精神上还是物质上都呈现出欣欣向荣的新局面。

上世纪七十年代初：
登上天安门城楼促中美破冰

1969年前后，中苏关系恶化。毛泽东和周恩来希望找到一个“传话者”，缓解与美国的关系。斯诺因为跟新中国的特殊情感成为合适人选，后经中国驻法大使黄镇等人的联系与协商，斯诺夫妇于1970年再度来华。这次访华的经历和见闻集中载于斯诺的《漫长的革命》一书中。

《漫长的革命》开篇便是对1970年国庆节斯诺在天安门城楼上受毛主席接见的记述。“我安详地坐在挤满了人的天安门城楼上，忽然觉得有人拉了一下我的衣袖，转过身来，看见了周恩来总理”，斯诺和妻子被周总理带到毛主席身边，站在天安门城楼上观望，一条大大的横幅映入眼帘——“全世界人民团结起来。打败美国侵略者及其一切走狗！”而当时，柬埔寨西哈努克亲王就站在毛主席的另一边。斯诺的妻子洛伊斯·惠勒·斯诺表达了美国人民反对美国入侵柬埔寨的态度，并表示反战的美国人民“不止他们夫妇两个”，西哈努克亲王随即热情回答：“美国人民是我们的朋友！”

1970年12月25日，《人民日报》在头版发表了《毛泽东主席会见美国友好人士埃德加·斯诺》一文，并附上了他们在天安门城楼上的图片。《人民日报》发表的斯诺在国庆期间登上天安门城楼的照片，在当时无疑是一件“国际大事”。基辛格曾对该照片的发表评价说“这是史无前例的，哪一个美国人也没有享受过那么大的荣誉……”

斯诺也意识到他在中美之间的重要性。早在1970年8月18日，当斯诺第一次受到周恩来总理的欢迎时，斯诺问到了“中美谈判”的问题，总理并没有正面回答；11月5日，在斯诺与周总理长达四小时的谈话中，总理向他透露“中美可能在北京会谈”。斯诺明白自己不仅仅是“美国反战人民”的代表，此行或许肩负更重要的政治使命。

除了缓解中美关系，斯诺在《漫长的革命》还多次提到这一阶段北京城里医疗卫生状况的改进。到1970年，血吸虫病、麻风病都已消灭或被控制，小儿麻痹症、麻疹和伤寒也得到有效预防。斯诺在介绍这些医疗卫生成果时显得十分惊讶，在斯诺看来，此时的中国仿佛和西方处在一个完全不同的世界里。

因为斯诺与中国的不解之缘，在他逝世后（1972年2月15日斯诺因病在瑞士日内瓦逝世），人们遵照其遗愿，将他的一部分骨灰葬在北京大学未名湖畔。

不过，需要指出的是，斯诺最初对中国的观察并没有完全脱离“西方”的好奇和猎奇视角，上世纪六七十年代，他对北京及其中国的描述不可避免地带有片面化、表面化的特征，并打上了鲜明的时代烙印。遗憾的是，斯诺未能看到改革开放后中国翻天覆地的变化，如果他能目睹北京城迈向现代化和国际化的巨大变化，不知会做何感想？

来源：北京晚报 北晚新视觉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