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电报大楼

长安街上的一景

北京电报大楼位于西长安街的北侧，站在楼上就能望见中南海。建国初期，国家和百姓对通讯都有必要的需求，加之学习苏联的背景，因此1952年，北京电信局提出申请要建设电报大楼。一开始，大楼的选址是定在西单北大街，后来因为城市规划的变动，才决定把地址迁移。

当时已开挖大楼地基

1955年3月，北京市规划局重新确定在北京西长安街北侧建设北京电报大楼。

上世纪50年代西长安街街景

11月，北京电信局成立了“005工程处”负责工程建设，设计由建筑工程部北京工业建筑设计院担任，同时聘请苏联专家进行技术指导。

现在的大楼也保留着苏联风格

1956年4月21日电报大楼工程开工，1958年9月21日竣工，从开工到正式投入使用共历时两年零五个月，建设总投资为人民币980万元。这笔钱在建国初期可是个不小的数目，足见国家对它的重视。电报大楼启用时，时任邮电部长的朱学范还亲临现场剪彩。

中国邮电部于1958年9月29日发行《北京电报大楼落成纪念》邮票，全套2枚

当时的长安街不像今天，建成后的电报大楼和东边的北京饭店遥遥相对，是整条街上仅有的两个高大建筑。

电报大楼不管是建筑造型还是色彩上，都给人庄严、雄伟之感。主体部分共6层，俯视呈现“山”字形，楼外墙面贴有薄砖，用那里老一辈工作人员的话来讲，“质量绝对值得骄傲，自从贴上以后，没有掉过一块，而且这种材料不需要清洗，雨一冲就行。”

大楼上装着四面塔钟。大钟表盘的直径是5米，时针分针比一般人还要高，刻度的尺寸大概能钻出一个人。

我们现在看到的电报大楼大钟已和建成之初有所不同。1972年之前，大钟的表盘为紫铜板材质，看上去有一点古铜色；刻度是白色的磨砂玻璃，晚上靠里面的白色磨砂灯泡发光。

1972年，日本首相田中义一访华。周恩来总理陪同其经过长安街时，指着腕上的手表对工作人员说大楼上钟表的颜色显得比较沉闷，问能不能换。于是此后的大钟表盘就被换成了白色，指针也改为了绿色，正好切合邮电的标志绿。

内置的钟表机芯原本是德国制造的，1972年以后，也换成了国产。80年代以后，大钟的表盘上还加上了红色的秒针，看上去更有动感。

钟表在维护中

直到今天，在大楼周围还能听到整点响起的钟声，以及人们熟悉的那首《东方红》乐曲。特别是居住在西单附近的居民，早已把电报大楼的钟声看成是自己生活的一部分。

一封电报=两斤猪肉

拥有亚洲最大的营业厅，电报大楼自从它投入使用的那一天起，就始终是彻夜通明。90年代以前，电报大楼几乎是北京人能够通过电报、长途电话等通信手段与外界沟通的主要场所。

当时通信不发达，大多数国家采用的都是无线通信，也就是把电信号发到大气层再折射下来。所以干扰很大，信号复杂。

电报大楼里有几十个人工报务员，主要采用莫尔斯电码，即用不同的排列顺序来表达不同的英文字母、数字和标点符号。
成为一名报务员也需要天赋，不仅手的动作要协调，捕捉到需要的信号后，还得能精力集中地跟踪它。

据说，优秀的报务员能在纷繁复杂的信号中捕捉到他需要的信号，并且跟人聊着天，就能顺便把电码抄下来。

拿到电码后，翻译成文字就知道其中的信息了。所以人们收发电报，第一步都要先去译电室将文字和电码进行转换。正因为这当中的不易，发电报需要缴纳一定的译电费。

60年代的电报，一个字是7分钱；70年代涨了两分；80年代就变成了一毛三分五（其中的五厘钱就是译电费）。人们为了省钱，就尽可能把语句压缩到最短。

电视剧《金婚》里蒋雯丽收到了要接站的电报

著名演员石小杰回忆他收到的第一封电报，太太顺利生产后，家里给他发电：女儿已生。九分钱一个字，一共是三毛六分钱。这是一个什么概念呢？当时的猪肉是四毛钱一斤，一封电报相当于两斤猪肉。

通信的不易让人们格外珍惜发电报的机会，不是大事都不会发电报。著名相声演员侯耀华回忆：一般正常情况之下不可能有电报，甚至有的人家就怕听到外面喊：谁谁谁家有电报，拿图章。因为上面有可能就写着：父/母病危速归。

1976年唐山大地震，得知消息的人们不约而同涌向了电报大楼，一时间营业大厅挤满了人，两三天时间发往唐山的电报从几十封突增到上万封，工作人员甚至用麻袋存放电报。

1985年以前，北京个人电报业务量最多时每月超300万份，每一封都很简短，但却珍贵无比。

毛主席曾评价邮电企业工作人员：你们是科学的千里眼、顺风耳。如今，这句话还挂在电报大楼的二楼接待大厅墙上。

永不消逝的电波

时代变迁，生活嬗递。如今的通讯业日新月异，人们可以打电话、发微信，随时和亲朋好友联系，电报也逐渐演变成一种情怀存在于人们的记忆中。

前些天，媒体报道了北京最后的三位“发报人”，再过些日子也只剩两位了。其中最资深的报务员，在本月底就要退休了。自1976年进入北京电报大楼上班至今，白何廷已经报务员岗位工作了整整40个年头。如今年近六旬的他，发起电报来依旧反应敏捷。

白何廷

1978年进入电报大楼的王德源被分配到“送报”岗位工作，送的是电报。几十年跑下来，北京五环范围内的各个胡同、局、所……他都门儿清。“直到80年代末，送报就换成了汽车，用汽车送报主要原因是那时电报业务推出‘鲜花礼仪’服务。”鲜花电报曾风靡一时，而王德源在送报同时还兼起了“月老”的重任。有个令他印象深刻的小伙儿，为追求心爱的姑娘，每天都为她订“鲜花电报”，王德源为他送了半个月，姑娘终于答应了。王德源称，后来不少情侣喜结连理，还特意来向他道谢。

45岁的陈宝凤，是现今大楼报务岗上最“年轻”的员工，自称“愤青”的她扎着马尾辫，干起活来干脆利索。陈宝凤说，一想到即将退休的老师傅，她感觉自己也成了有使命的人。“之所以自称‘愤青’，一部分正因我看到老北京的物件、情怀在逐渐消失，而我想通过自己的行动，带来哪怕一丁点的改变。”

电报大楼耳濡目染那些老“电报人”为人处世，让她充满使命感，觉得必须将“电报”传承下去。“如今虽然民用电报萎靡，但由于电报的安全性，有一些行业还在使用电报传递信息，最高兴的这两年看到一些人重新拾起对电报的兴趣，我觉得，电报不会‘死’。”

王德源（左）和陈宝凤（右）

今天走进电报大楼，依然能够看到它的繁忙。1994年4月中国正式接入国际互联网后，北京的计算机核心机房、总出口也设在北京电报大楼内，新业务、新角色使它焕发出青春活力。

值得人们深思的是，今天的通讯便捷了，人与人之间的感情却变淡了；能发的文字变多了，家人之间的联系却变少了。

木心说，从前的日色变得慢，车，马，邮件都慢，一生只够爱一个人。有时候，真想回到从前，让文字变得更珍贵一点，感情变得更浓厚一点。

周末了，有时间给家里打个电话吧。

来源：公众号 芝麻酱通讯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