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 谭徐锋

后来他留学欧洲，回国办研究所，做学问，当大学校长，在学术界风靡一时。作为知识分子，他既与国民党关系密切，又不时对政治腐败与国计民生提出尖锐的批评，一时舆论为之瞩目。

得知南京即将易主，一直病痛缠身的傅斯年，甚至想过追随陈布雷、段锡朋之后，以无量安眠药，了断余生。只是世势的催逼，使得自杀都俨然成为一种奢侈。

台湾大学校长成了他生命的终点，留洋七年后他一直鼓吹以最西式的方法整理中国学术，面对危局，却毅然在台大大一新生中推行孟子阅读，甚至奖掖以此作文的优胜者，苦心积虑，培植学生的浩然之气，在风雨如晦之时，都转向古圣的心性之学，藉以纾困解忧，内心的忧虑与悲凉，可谓山河同悲。加上身体已不堪病魔摧折，心里则背负家计之忧与校务之繁，拼命腾挪其间。

义愤与感发的交集，使得台湾大学的工作，虎虎有生气。从傅氏对青年的万般呵护，恍然可以窥见他勾践式的梦想，这样一拨青年，后来不少人都成为掀起宝岛巨浪的历史推手。

压倒傅斯年的最后一根稻草是台湾省参议员的无理纠核。

当时，台湾粮食紧张，即使是台湾大学学生也吃不饱，傅斯年作为校长，一有机会，就会给学生办交涉，为他们争取增加菜金，要求在春节、端午和中秋给学生加菜，尤其是挑选最肥厚的猪肉，让这些青年人能有一顿好饭。

不少学生患了肺病，他特意在操场盖了一排小屋，供这些学子居住，为了避免蚊虫叮咬，还装上窗纱，又专门给他们每人每天一颗鸡蛋与一小瓶牛奶，可谓无微不至。

1950年12月20日，由于台大教育器材失窃，部分奖学金有被移作宿舍内部工程之用的指控，傅斯年被迫到台湾省参议会接受参议员郭国基的质询。

其实宿舍一事，傅斯年原计划是楼上每间住十二人，楼下房间全部用于学生读书，但学生觉得不方便，于是楼上楼下每间都住六人，其余空间可以放书与行李。

郭国基对此不依不饶，提出“学生睡上下铺，为什么不能每个房间都住十二个人？”傅斯年说，如果这样，学生书桌无处放。针对傅斯年提出修临时教室，郭又提出教室白天上课，晚上不上课，似乎觉得教室晚上可以用于作息，傅斯年心情极为激动，“我们的教员当然不能白天晚上都上课，但我的学生的流民吗？我们又不是流民收容所！”话音刚落，傅斯年脑溢血突发，瞬时昏倒会场，送到医院，不久就惨然病逝。

郭国基则潜逃，谎称逃回宜兰，实则潜伏起来。学生群情激奋，要求政府还其傅校长，甚至差点引起军警干预。无奈一代雄才竟然在内忧外困中与世长辞。

尽管傅斯年执掌台大仅仅700余天，可台大人始终将他视为“台大的守护神”，为了纪念他们这位创校校长，台大特意将其骨灰埋在校园中，并且树立了一座傅园，让他们的老校长伴随着心爱的学生成长。

不久启用的傅钟，则俨然成为了台湾大学的象征，每堂上下课都会钟响二十一声，这源于傅斯年曾说过：“一天只有二十一小时，剩下三小时是用来沉思的。”

来源：北京晚报 北晚新视觉网